1921年7月23日晚，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里举行。“李公馆”是同盟会元老李书城的住所。1921年春，三十九岁的李书城租下这里两幢房子，即108号与106号，然后把两幢房子打通，李书城和妻子薛文淑住在108号楼上，而他的弟弟李汉俊则住在106号楼上。
李书城非常支持李汉俊，其寓所是中共早期组织的活动中心。一大召开前，李书城带着警卫梁平去了湖南、在那里主持讨伐湖北督军王占元。
李汉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他和李达一起负责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李汉俊说，他家房子大，可供开会之用。这样，中共一大就在李公馆底楼餐厅举行。
1921年7月30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将要在李公馆秘密举行闭幕式。夜幕降临后，李公馆餐厅里聚集了十数人。其中，有中共一大代表十二人：李达、李汉俊、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两人，马林和尼科尔斯基。
周佛海这次没来，据说因为腹泻，所以独自躺在离此不远的中共一大代表住处“博文女校”。8点多，代表们刚在餐桌前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虚掩的后门，进来一个陌生人。
据说，当时的场景是这样：
- 来人是个中年男子，身穿灰布长衫。闯入餐厅后，他朝屋里环视了一周。李汉俊发现了这位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什么社联？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非常警惕，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作了答复。“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了餐桌一下，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
包打听是旧时上海的一种行当，即警察局（那时叫“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闯进来的这个陌生人，真名叫“程子卿”。程子卿，字则周，一作泽周，光绪八年正月十四日（1882年3月3日）生，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当时的身份是法租界警士。
对于他，当时的在场人员后来这么回忆：包惠僧回忆“穿灰色竹布长褂”，李达说是“不速之客”，张国焘说是“陌生人”，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由于程子卿的闯入，中共一大被迫转移到了嘉兴南湖。在游船上，召开了最后一天的会议。
现在的人知道程子卿，只是因为他当年闯入了中共“一大”的会场。但在当年的上海滩，他也算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程子卿，幼时读了3年私塾(镇江高功书院肄业)后，便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约1900年来沪，投奔在四马路当妓女的姐姐。
他先在由姐姐出资的小栈房做事，因生意不好，不久歇业。因身高马大，去新闸捕房当差，因不谙世事，不久出错被开。之后，他托人进入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当警士。此后，他奉行“小心翼翼做人，认认真真办事”的原则，渐渐取得法籍巡长和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黄金荣的好感和信任，常随黄金荣左右。
1924年，他调入刑事科政事组，与孙中山、宋庆龄有了联系，并负责孙、宋在法租界的安全，进而与蔡元培、杨杏佛等国民党各派代表人物都有良好关系，为他们住所、活动场所提供安全保障。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抵高昌庙，持特别通行证进入法租界拜访黄金荣，也都是程的安排。事后，程子卿还得以提升为督察，并获三等勋章。1931年，程子卿升为一级督察长，成为外勤中最高职级，也是华人在捕房中最高职级。
程子卿因皮肤黝黑，人称“黑皮子卿”。当时，他有个搭档叫做丁顺华，武艺高强，两人和黄金荣曾结拜为异姓兄弟，人称“黄老大”（黄金荣）、“丁老二”（丁顺华）、“程老三”（程子卿）。
民国成立后的近40年中，中国有三大帮派组织，青帮、洪门和哥老会。著名的上海三大亨，张啸林、黄金荣、杜月笙都是青帮的。那时青帮主要是“大”、“通”、“悟”三个辈。张啸林和黄金荣站“通”字辈，杜月笙是“悟”字辈。程子卿也是青帮中人，属第二十三代弟子“悟”字辈。
当年，蒋介石拜在黄金荣名下时，也是悟字辈。而陈立夫、陈果夫的叔父陈其美，是“大”字辈。
程子卿走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张国焘后来回忆说：“当我最后离开时，李汉俊声言他是屋主不应离开。”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
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写过两篇回忆文章，其中第一篇回忆文章，是中共党史专家李俊臣所发现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
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
……那个侦探告诉我，他实是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思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
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又补充了一些情节：
- 这班人上楼之后，空气一时非常紧张，有两个人监视着不许离开座位，不许说话，甚至不许喝茶，其余人便监视着汉俊住房和各处搜索。
为首的法国警察，问谁是主人，汉俊不慌不忙地自己承认。这样搜索，花了一个多钟头，什么都看过，惟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密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写在一张薄纸上而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重要的碎纸罢，连看也不看。这样过了一个多钟头，才审问汉俊。
他们问汉俊为什么家藏许多书，汉俊是懂得几句法语的，告诉他们是学校教员，藏书是要来供参考和研究之用。他们问为什么有许多社会主义书籍，汉俊说他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译，什么书都要看看。
他们问汉俊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汉俊说是英国人，是北大的教授，这次来沪常常来谈。
那么，密探为什么突然闯入中共一大会场呢？后来，经过中共党史专家的查证，原来是马林引起了巡捕房密探的注意。
马林，这个来头不小的“赤色分子”1921年4月在奥地利维也纳被捕又获释之后，成了各国警方密切注视的目标。其动身来华时，早已引起各方注意，途经科伦坡、巴东、新加坡、香港时，都受到了严格的检查。
到上海后，密探们更是把他的行踪查得清楚、准确，并记录在案。具体说来，从7月23日当晚、马林来李公馆，就已经引起了密探的注意。
接着说程子卿。随着法租界政治性事件不断增多，程子卿所在巡捕房刑事科的政治组后来扩大为政治部，程子卿担任政治部主任。程子卿在法租界有时为共产党、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左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由此引起国民党内右翼分子的不满。
1931年至1936年间，程子卿曾先后收到七次匿名警告信，甚至其中两次还附有子弹。后来，程子卿在上海徐家汇路打浦桥附近遇到了刺客，但行刺未成功。被刺后，程子卿再上下班时，就有法租界巡捕房派员护送，前后达半年，直到抗战爆发。
新中国成立后，程子卿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捕，于是就给宋庆龄写信求救。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时，一些中共党员、进步人士被捕、宋庆龄曾找他“疏通”营救过。宋庆龄接到程子卿的信后，将程子卿在上海如何帮助她营救革命人士的事情详细地向毛主席做了叙述。接下来，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时，政府果然对程子卿进行了宽大处理，未予逮捕。
1961年，程子卿病逝于上海建国中路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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