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有一比：方方褒贬“全国抗疫”，蒋介石措置“全民抗战”|封城|小说家|方方(作家)|日寇|武汉|记者

这是疫情肆虐期间，胡椒旧作、写方方《武汉日记》读后感的第三篇。开始前，先声明：接下来的文字中，所有对方方女士的评价，都仅限于武汉日记里的方方，与现实生活、或其他场合中的方方无关。

同时声明：胡椒所看到的日记，全部来自于《中国创新文学网》的“方方武汉日记全集”。

前面的话：谨以此文，希望与方方及其支持者达成沟通。

胡椒之前写过三篇方方女士《武汉日记》的评论，由此招来不少差评，当然支持的人更多。

从来没有一件事情能照顾到100%人的利益，便从来不会有一种意见能让100%的人同意，由此、也从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让100%的人满意。胡椒认为这都是正常的。

但胡椒也认为，这不是一个人我行我素的理由。就像世上不存在绝对的“人皆平等”、但我们仍然要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个人永远不可能长生不老、但医学人士仍然坚持不懈地致力人类的健康长寿一样，我们做每一件事情、发表每一条意见时，都一定要维护尽可能多的人的利益、争取尽可能多的人的同意。

于是，作为一个理工男，胡椒这段时间一直考虑一个问题：对于方方日记的评价，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角度，用简单的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问题的实质、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要找到这个角度，一定要有足够的高度，否则就看不到问题的全面。而大家之所以对方方女士的日记存在很大争议，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因关注点不同而各执一词（像瞎子摸象、摸到不同的地方而发生争执）；另一个原因就是，对于同样的内容、解读出来的信息也不同。

这和一个人的人生态度（人生观）有关。具体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认为这世界既然不完美、也就不差自己一刀，所以选择对世界刀斧相向、作威作福；另一种则认为，这个世界“虽然不会完美、但可以变得更美”，于是选择无私奉献，为世界除尘涤垢、抚平疮口；还有一种则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随波逐流、独善其身。

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区分的其实是两类人：一种自私、一种无私。无私的人常常内疚自责、因为他觉得自己没能为这个世界做得更多；而自私者常常扪心无愧，因为他觉得自己对这世界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不同的人生态度，源于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今世界，尽管宗教和信仰多样，都主张人皆平等、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这就是主流的世界观。无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抑或三民主义、普世价值和共产主义，皆以此为善。与此相反的，就是邪教或歪理邪说，是错误的世界观。

如果一个人能秉承人皆平等的理念，就会知道多数人的利益比少数人的利益重要、多数人的真实意见比少数人的意见更值得尊重，这就是正确的价值观。拥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必要时、会“为了大家牺牲小家”。这就是所谓无私。

无私者并非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都在奉献，100%都不计较个人私利，而是在关键时、会从大局出发。举例来说就是。当管理者（执政者）为了多数人的利益、不得不放弃少数人的利益，或者为了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不得不把少数人的意见放到一边时，即便身为少数人中的一员，也会理解其中的取舍，不会因此纠缠不休、怨天尤人。

这就像武汉的同胞，当国家出于整体考虑、决定将武汉封城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选择了配合。然而，封城就意味着一刀切，一刀切就绝对会有弊端，弊端绝对会殃及无辜；因此，不少湖北同胞在疫情初期都曾遭受各种各样的“不公正对待”，他们自然会有怨言（反对意见）。这是可以想见的。

还有因疫情死去的4642人，如果疫情的性质早一天明确、对策早一天实施，肯定就会有很多人不至于丧生。这些人的亲属，肯定也会心有不甘。

对于他们的怨言、或反对意见，正确的应对态度是客观同情、理性分析、努力沟通，争取体谅理解、达成一致（所谓“和而不同”）。见到不同意见就爆粗口、不允许异见人士存在，都是过激或极端行为。

上面的这些观点，胡椒认为，无论方方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只要是在中国接受过教育、应该都会认可；否则，就说明其三观和中国传统“水土不服”。

在以上问题达成共识后，我们再来分析：那些在疫情当中既没有受到“不公正对待”、也没有在疫情中失去亲人的“旁观者”，对于受害者应该做出怎么样的反应，才是正确的、三观没问题呢？

除了默不作声之外，有两种选择，一是“仗义执言、替受害者发声”，要求对有关人员问责；另一种是“向受害者发声、安抚受害人”，劝其“忍屈伸、去细碎”，顾全大局、共度时艰。

事实上，如果在平日里，胡椒是坚决支持受害者向有关责任人员追责的；但当时，从1月23日武汉封城时，武汉市已宣布全面进入战时状态。战时状态什么意思？是要打仗啊！

和谁打仗、是受害者和相关关系人打仗吗？不是，是包括受害者和相关关系人在内的武汉乃至全国人民，一起在与新冠病毒打仗！

敌人是病毒，不是受害者的相关关系人。在搞清楚了这个问题之后，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在“战时状态”下，是选择“攘外必先安内”、先解决受害者和责任人的问题，还是“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团结一切力量、先把病毒降伏？

学过中国历史、或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该知道哪个是正确选择。

而作为“旁观者”之一的方方女士，在当时都干了些什么呢？

1月29日，她写到：我一直跟朋友们说，走到今天，可以清晰地看到人祸的比重。复盘之后，那些渎职者，一个也不宽恕，一个也不放过。

1月30日，她写道：那些养尊处优、掉以轻心的专家，当他们轻率地告诉人们“人不传人”“可防可控”这个结论时，他们就已经犯下滔天大罪。

2月3日，她写道：只要我们尚且偷生在世，我们就要为他们讨个公道。对于渎职者不作为者不负责者，我们必须一层一层追究，一个也不放过。

2月5日，她写到：我记录下这些细碎，是要告诉那些有罪的人们：不是只有死者和病人承受了灾难。

2月9日，她写到：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算了。疯掉也解决不了问题，死了他们也不会在乎。

2月15日，她写到：一向为盛世而高歌的同学们，这次却说：“不枪毙一批害人精不能平民愤！”

如果愿意接着去找，方方日记里的类似话语还能找出不少。战疫就是战场，家庭就是阵地、医院就是火线，大敌当前、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直对外”，这叫深明大义。

而在方方女士日记里，她的那些“追责”“问罪”的言论，客观上无异于煽风点火、激化矛盾，撕裂正在与病毒“鏖战”的阵营。

从这个角度分析，如何评价方方在战役时发表的那些日记，就应该不会有争议。

近代史上，我国曾有“全民抗战”。九一八事变后，多少帮派团体、政治势力抛弃嫌隙，停止党派之争、不计个人恩怨，选择“团结抗日、一致对外”；而蒋介石集团则忤逆民意，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搞得自己声名狼藉、最终众叛亲离。

在这一点上，蒋先生和方方女士其实是一个“病”。如果站在毛泽东思想的高度给他们看病，就会发现问题非常简单，就是没有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当日寇发动对华侵略、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时，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民族危机，最迫切需要面对的敌人是日寇，而蒋对此却没有认识、继续“剿匪”；当疫情肆虐时、全国都在积极“战疫”时，方方却对“战疫”队伍中暴露的一些问题发泄不满，盘算要拿其中的一些人问罪...

当然，方方女士这么做，也许并非主观上想动摇“战役”队伍的军心。比如，胡椒注意到：方方曾在1月29日日记里说过“现在，我们先全力以赴，熬过难关”一语；但是，在她全部60篇日记里，类似的表达寥若晨星、或仅此一处而已，且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她还有“秋后算帐”之语。在3月7日的日记里，她甚至还直接提出要政府“尽快向人民谢罪”！

所以，即便她的主观目的不是想在全民“战疫”的阵营里搞破坏，但客观上是绝对能达到涣散军心效果的。

胡椒记得前人说过的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叫做“大干不如小干，小干不如不干，不干不如空谈”，意思是：任何人干事都不会十全十美，干的越多、被空谈者挑出的问题就会越多，搞得最后就成了“大家都不愿实干、只愿空谈”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