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晚清的妇女观念开始出现与传统背离的若干倾向。这些新意识作为支持女性生活中所有新事物的根底，影响与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妇女的社会状况。三纲五常、男卑女尊的旧礼教，在这个时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挑战。虽然思想的普及与实现尚需假以时日，但新潮既已涌动，其势便不可阻挡。
对于女性的认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认知中，始终是一个不被重视的阶段。在长久以往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一直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她们没有更多的自主选择的权力，绝地不了自己的成长环境，也改变不了自己的人生命运，甚至连自己的婚姻大事也是丝毫没有话语权。在旧时代的影响下，他们渐渐失去了自我认同，更多的是把自己当时社会中的麻木人类，对整个时代做出妥协。
在进入近代以后，各种西学思想的涌入使得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革新。而西学东渐一个极为可观的思想成果，就是平等观念的阐扬。借助西方传教士的译著与中国出洋人士的眼睛，与等差分明的儒家文化不同的更为平等的欧美社会形态，对晚清先进的知识者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儒家的“平均”术语逐渐被佛家的“平等”法言取代，正显现了内涵的扩大与普泛化。
《自西孽东》、《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等数种发行量极大的西书对于西方近世文化的介绍，即传递了男女平等的信息。而其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的《险语对》，因直接抨击了包括贬抑妇女在内的中国种种弊端陋俗，言辞尖锐，给国人以强烈刺激。
站在西方的价值立场上，林乐知对中国“锢蔽妇女，不使读书之恶习”“娶妾之颓风”“缠足之虐政”作出了全面的批判。他的基本观点是：“夫男，人也；女，亦人也。”因此，你男女应有平等的人权。“中国若知男子必读书”，便应推及妇女，“亦使之一体读书”；“至于女子不许有二夫，男子则三妻四妾；男子四体安舒，女子则缠其足”，在林乐知看来更属“不恕之尤，在所宜禁”。因此他所主张的男女平等的观念在中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而维新志士们也开始关注到了男女平等的问题。
康有为以其天才的感悟力得风气之先。他在1884年初步形成的大同思想中，自诩“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参中西之新理，穷天人之赜变”，平等的思想也融入了康有为的思想观念中。他在这一时期撰著的《实理公法全书》，即倡言“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以之平量夫妇之伦，中国古来的“男为女纲，妇受制于其夫”，应当在废除之列。而谭嗣同也是宣扬“平等”的思想，两位维新人士深受当时西方思想的影响。
而湖南作为变法改良的政治试点，在戊戌变法前集结了一批有为之士。他们同声相应，摩荡风云，在晚清新思潮的流衍中，扮演了弄潮儿的角色。宣说平等，也是着意之事，而尤以皮锡瑞、皮嘉祐父子最为得力。在南学会的第九次讲演中，皮锡瑞即假借对三纲五常的重新解释，畅言平等。其言曰：
以夫妻而论，妻者，齐也，有敌体之意。古礼亲迎，以男下女；婚礼，夫妇不交拜。古无二人对拜之礼。主人敬客，则先拜客；客敬主人，则先拜主人。夫妇敌体，不能一人先拜，一人答拜，故不交拜。妻有过恶，夫可以出妻；夫有过恶，妻亦可以下堂求去。夫死在嫁，不为越礼。
他们提倡男女平等，尤其是在婚姻关系中，女性也应该有一定的自主权力，这才是新时代下女性正常的角色归属。
而男女平等即意味着女子拥有独立的人格，经济自立便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知识、技能的获得，又必须由教育一途。因而，女子教育实力实为使女性拥有与男子同等的人格、能力的最基本保证。女学普及，男女平等才可能成为现实，便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
而在女权的说法流行之后，丹忱采用这一术语所作的《论复女权必以教育为预备》，则更为详尽地阐述了教育对于女性平等意识的重要性。所谓“教育者，女权之复之预备也“的内涵，被从六个方面加以把握：
（一）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能力强。
（二）先兴教育，而后女子之见解深。
（三）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交际。
（四）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富于公德。
（五）先兴教育，而后女子明于大义。
（六）先兴教育，而后女子善于抉择。
也就是说他们深刻强调教育对于女性觉醒的重要性。而这样的观点自然也推动了晚清的女学教育，戊戌变法时期开办的中国女学堂就是这一成果的体现。而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除了先进男性的积极倡导下，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也推动了近代男女平等观念的发展，进而推动了时代的进步。
关于近代女性的权力解放问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除了仁人志士的推动之外，更重要的是女性认识到了自己权力的重要性，她们从各方面寻求自身的解放，争取与传统划清关系，尽可能地保障自身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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