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回到上海打算在其主编的《星期评论》上连载，于是就物色合适的译者；《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向他举荐了陈望道。
当时，陈独秀还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译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戴季陶提供的日译本进行翻译。当时，大约是1920年春天，陈望道正在老家，译毕《共产党宣言》后，应《星期评论》的邀请，到上海担任该刊的编辑。
在上海，陈望道住进了李汉俊家；李汉俊的胞兄是革命左派李书城，曾追随孙中山多年，是同盟会的资深元老。李氏兄弟寓所的对面，是邵力子家。
李汉俊是留日归来的青年，信仰马列主义，当时他和戴季陶、沈玄庐是《星期评论》的“三驾马车”。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陈望道就把自己的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交给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毕，又送给住在不远处的陈独秀校看。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懂日文、英文，又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入研究。
《共产党宣言》校对后，陈独秀跟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又译为魏金斯基，中国名：伍廷康，或吴廷康，或魏廷康）商议，由共产国际出一笔经费，建了个小印刷厂，印了1000册。
最初一版的出版时间是1920年4月，当时把《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连书名都印颠倒了。这表明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的极度陌生。印错书名的书，迄今只存两本，是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诞生，陈望道是8位成员之一，其他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杨明斋、俞秀松、施存统。这个小组是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此后，这个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因此，陈望道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陈独秀被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公推为书记，遇事常找李汉俊、陈望道、杨明斋商议。陈望道还协助陈独秀编过《新青年》，“二陈”配合默契。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之后，因为陈望道的参与，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面目一新，亮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1920年12月中旬，陈独秀离沪赴粤，就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行前，他把《新青年》的编辑重担交给了陈望道。在筹备召开中共“一大”的工作时，陈望道参加了筹备工作；但一件意外发生的事件，使“二陈”反目，陈望道再也不愿跟陈独秀共事。
事情的经过，邓明以在《陈望道》中有介绍：
-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陈独秀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
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痛心疾首，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陈望道二人大骂了一通。
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
因为陈独秀的家长作风，陈望道和李汉俊都脱离了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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