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福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社区工作者职业的激励机制在既有研究中尚未得到充分揭示，大多只注意到经济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社区工作者职业的激励机制是混合式的。笔者将其区分为体制激励、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三个维度。对基层社区工作者来说，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是主要的，体制激励反而是次要的。这种完整的激励体系可称为混合式激励。
体制激励即体制提供的物质待遇、职业发展、政治荣誉等激励。老一代社区工作者的体制激励主要是政治荣誉，从中生代社区工作者开始，物质待遇和职业发展的激励作用开始建立并凸显。体制激励存在层级不对称，越到下层激励资源越少。基层社区工作者获得体制激励存在明显“天花板”，其体制身份是半正式的，性质上属于聘用人员，进入体制内流动的渠道极其狭窄。
按照正常发展规律，一位基层社区工作者从入职开始，如果能够进入社区干部培养序列，大概10年左右可以成长为主职干部，正值其职业黄金期。今后的职业发展空间只有两条路：一是职位不变的情况下，更换到更重要岗位，比如从普通社区到重要社区、明星社区，苏南一些城市还开放出街道内设部门的中层领导岗位来制造流动。二是获得正式体制身份，或者获得相当于相应级别体制身份的待遇。实践中，第一种更容易操作，第二种渠道受到严格控制。
自我激励是社区工作者从职业工作中获得的个性化体验与回报，主要包括情感回报与价值实现两方面。社区工作具有较强的情感劳动特征，而且属于比较积极的情感劳动。社区工作的情感劳动是一种具有典型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情化运作，它一方面是指社区工作者与社区居民之间在日常工作中结成的非正式人情化关系及其情感反馈，另一方面是其工作环境或者说职场环境的日常互动具有较强人情化色彩，“社区”是一种不同于“公司”“机关”等正式组织和科层组织的特殊职场，“分工不分家”“都是兄弟姐妹”等实践话语背后，是“社区”职场的合作性关系和工作氛围，同一般职场中竞争性关系与工作氛围存在重要差异。
除了情感反馈外，社区工作提供的价值实现意义也不容忽视。社区工作中包含非常强的“助人”“奉献”意义，能够产生被需要、被肯定的价值感。社区工作直接面向服务对象，价值实现同情感反馈可以即时获得、直接体验，并不断再生产。不过对情感反馈与价值实现的需求程度、收获多少具有较强个体性，主要取决于社区工作者本人，且具有一定可选择性，因此本质上属于自我激励。
社会激励是指社区工作者扮演的社会角色（主要是家庭角色）对其职业角色产生的正向反馈。任何人都同时扮演多重角色，职业角色和社会角色是最主要的角色。一般来说，工作与生活的张力很容易导致角色冲突，角色关系是否容易平衡是个人进行职业选择的重要考量。社区工作者的重要职业优势就是更有利于平衡角色关系，对那些社会角色任务较重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具体的，社区工作同机关和企业工作相比，其比较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工作强度相对较低，工作节奏周期性明显，往往只是在遇到中心工作或特定时间时，会出现阶段性工作负荷骤增，比如低保工作是在每年年审期间工作量较大。当然，遇到突发事件，社区进入应急状态后，工作负荷也会比常规时期骤增。2020年武汉就先后遭遇前一年军运会、春季疫情防控、夏季防汛抗洪以及文明城市复检等不间断中心工作。但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常规时期，社区工作是比较从容的，社区工作者是具有一定工作自主权的。因此，社区工作者就可以比较好的兼顾家庭事务。这尤其表现在女性群体身上，现代社会的“母职密集化”造成女性职业角色与家庭角色严重冲突，之所以会有大量女性在职业转型时选择社区工作，就是基于对社区工作比较优势的认同。
另外，社区工作对社区工作者社会角色扮演也具有正反馈作用。社区工作的对象和工作方式等，与个体的社会生活具有高度重合性，社区工作环境与日常生活环境都是居住小区，社区工作者在社区工作中积累的经验有助于提高其对自身生活和角色扮演的反思能力和应对能力。
在体制激励相对较弱的情况下，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产生了替代效应，塑造了社区工作的职业形象：跟群众打交道，做婆婆妈妈的工作，能够照顾家庭。于是，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社区工作者女性化现象。
混合式激励也会产生职业筛选作用，那些将体制激励看得比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更重要，或者对自我激励与社会激励需求较弱的群体，更容易选择离开。新生代社区工作者中，初次就业群体处于职业生涯起步阶段，大多也还没有组成家庭，尚未面临职业角色与社会角色的冲突，其生命周期的阶段性任务，是为职业发展和组建家庭尽可能积累更多的资源，自然更看重体制激励，其职业稳定性就会比较差，他们还需要通过试错进行职业选择。职业转型群体就不同了，该群体大多处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养老育小责任较重，家庭性别分工面临重新抉择，其结果就是女性选择职业转型，社区工作的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对其重要性就高于体制激励。
在筛选机制和混合式激励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社区工作者职业与社区工作者群体会实现双向匹配，那些喜欢并且善于社交，社会性职业素养较高的群体，能够从社区工作提供的自我激励和社会激励中获得足够的工作动力，成为社区工作者队伍中比较稳定的组成力量。实践中，这个群体主要是通过职业转型进入社区工作的中青年女性。
当然，这不是说初次就业群体全部都会流失，有一些人或者考编失败，或者产生了职业认同，也会选择留下来。因此，简单说社区工作者“两低一高”，职业稳定性差，吸引力不足，是不准确的。笔者在苏南和珠三角一些城市调研时发现，社区工作者已成为当地年轻大学生初次就业的群体偏好之一。社区工作者职业的社会形象并不差，前文所述的职业优势已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可，社区工作者职业已具备“准白领”的社会地位。当然，其中确有相当一部分的选择具有明显机会主义色彩，是以社区工作者职业为进入体制的跳板。总体来看，从社区工作长远发展需要来看，职业转型群体应该作为社区干部培养的重点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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