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力行社背离创办初衷，其失败不是偶然的。
力行社在国民党史、中国现代史上昙花一现，存续6年即告终结，但它留给了后人许多思考。本文叙述过程中已经作了一些评论，这里作一个总结概括。
力行社为抗日而创办，它体现了以滕杰为代表的国民党内一部分青年军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责任感，具有极为重要的正面意义，但蒋介石把力行社定位为“安内”的工具，使其在成立之初，就走上了歧途。滕杰在日本留学期间了解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侵华野心，而同时国内大多数民众特别是国民党内许多人浑然不觉、麻木不仁，不禁忧心如焚，而希望以黄埔军校的青年军人为核心，建立起一个动员整合抗日力量的政治组织，并且积极寻求国民党高层主要领导蒋介石的支持，可以说滕杰和力行社最初的骨干分子的出发点是极为可贵的，对于当时中国人民做好抗日战争准备是极为重要的。但很遗憾的是，创办力行社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却从一开始就扭曲了发展方向、背离了抗日初衷，蒋介石为力行社确定以安内作为主要任务的方针，就走上了歧途。或许，即使如此，力行社也还是可以有所调整，比如像前文所说的那样，一边以安内作为现实目标，一边安排开展攘外的专题研究、研讨，比如说安排一部分人员特别是滕杰本人，专门收集研究资料，定期开展研讨、提出对策、影响决策、采取行动，逐步把组织打造成为领导抗日战争的核心，这应该是可能的；尽管蒋介石作为最高领导人把注意力完全放在安内上，但如果力行社部分领导者专心研究抗日战略大局、抗日的具体策略措施，也一定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但很遗憾，力行社的骨干成员中缺乏真正具有雄才大略的干才，无法在主要领导走偏方向以后加以调整。
力行社试图探索一条中国特色政党政治发展道路，在推动“领袖”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让党的骨干分子成为支持领袖的党组织的核心、使党员成为民众中的核心，使党组织成为意志统一的战斗性组织，这一建党思路在相当程度上是符合国情实际的，但力行社在实践中却变成了蒋介石实行特务政治的工具。滕杰作为力行社的发起人，认为力行社是国民党内实行“民主集权制”的典范，但由于蒋介石从根本上说在党建问题上缺乏理论思考、缺乏实际操作能力，根本无法把力行社建设好、把国民党建设好，所以力行社所作所为处处显示其并不是一个有理想信念、充满正气的政党，而是一个特务组织、一个法西斯团体。蒋介石倒是很有眼光，专门派滕杰到日本专门研究政党政治问题，但他自己缺乏现代政党政治理念，尤其是在孙中山聘请苏联共产党人鲍罗廷运用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和实践经验改造国民党的时候，恰恰是蒋介石对鲍罗廷十分抵触，错失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理论和经验的机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实践来看，列宁主义政党理论是非常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理论，毛泽东学习运用这一理论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成功道路，相比之下蒋介石国民党是和正确的建党道路擦肩而过了。滕杰在研究中也是非常钦佩共产党的做法的，力行社实行的“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方针，对国民党内迷恋武力、迷恋特务手段的人来说是进步的，但要害是蒋介石作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即使用了“民主集权制”的概念，而学不会它的精髓，只能在与共产党的竞争中走向失败。
力行社聚集了一批黄埔军校优秀毕业生，这些人的潜质是很好的，力行社成立之初看上去是大有希望的，但蒋介石在用人问题上缺乏政治眼光和战略规划，即使优秀人才主动向他靠拢，他也不能培养好人才、用好人才。比如说，假如蒋介石能够有计划地把力行社的这些骨干分子，安排到一些重要岗位上去历练，一定能够培养出一批重要领导骨干。而蒋介石在用人问题上显得非常随意，根本没有应该有的战略性规划。比如说滕杰，如果安排在军队主官如团长、旅长、师长、军长等岗位上，再在市长、省长等行政岗位上，等等，进行长期锻炼，那么其政治领导能力一定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如果力行社的重要成员都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培养锻炼，应当能够成为蒋介石的重要依靠力量。力行社成员都从20几岁起步的，有那么多的培养锻炼的机会，但多数人没有得到有计划地的培养，这对国民党蒋介石来说是很遗憾的。
（二十）滕杰是杰出人才，但未能与蒋介石形成更好更有效的互动
滕杰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他能够得到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欣赏和重视，算是十分幸运的，但不能说他得到了重用，因为以滕杰的才能应该能够有机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滕杰具有卓越不凡的政治敏锐性，这一点是极为难得的，是有成为国民党内重要的政治家、理论家等等的潜质的。他在日本发现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就回国发起创办力行社、一下子惊动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而且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实际上不仅去日本留学的人很多，了解日本侵华图谋的人也很多，但能够具有滕杰这样的战略眼光的人并不多。创办力行社的创意或许本来可以以此辅佐蒋介石成就大业的，但可惜蒋介石不具备那样的才能。尤其是后来滕杰自己局限在蒋介石的框框之内，这是非常可惜的。
滕杰和夫人戴日恒
滕杰也具有极强的政治实务操作能力。以滕杰的潜质而言，他的政治领导能力的提升空间是非常之大的，至少应该成为卓越的党务专家。他缺乏的是更多更大的平台的历练。如果到军队主官的位置上，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能够有机会带兵打仗，锤炼一下军人政治家的霸气、克服一下读书人的书生气，对他的发展会非常有利。此前滕杰在泰兴县短暂担任公安局长，已经显示出他的潜力。但蒋介石长期安排他在机关工作，没有更多机会锤炼延展他的政治领导能力。《康泽自述》中记载了滕杰的一件事，突显了他书生气过剩而政治领导能力缺乏的特点。1933年元旦，蒋介石在南京下命令禁止赌博，他派人到处探听，发现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原任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此人就是当年滕杰在黄埔军校主持国共两派学生会议时站在会场外观察情况的值日官，长期以来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的公馆里有人打麻将，就向当时力行社常务干事会书记滕杰报告，滕杰立即命令几个人去抓。他们到吴的家里，长驱直入，一直跑到楼上麻将桌前，先照相，后把麻将牌和钱都收到一起。对打麻将的人说：“委员会命令不准赌博，你们为什么赌博？”为此吴思豫不得不向蒋介石辞职，蒋当时未准，以后才借故把他免职了，而对滕杰，当时就下令免去复兴社的书记一职，叫萧赞育暂时代理。蒋介石对滕杰说：“你为什么这样幼稚，使我为难？”过了不久，才正式派贺衷寒为第二任复兴社书记。（参阅《康泽自述》第180页，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康泽的记载细节未必真实，因为前文说过，力行社书记一年一换，滕杰是1932年3月上任的第一任书记，到1933年元旦任期接近结束。况且滕杰抓赌本身并没有错，为什么蒋介石不处理被抓的人反而处理执行命令的人呢？但滕杰这样做事是完全可能的，虽然滕杰口述历史没有提及此事；也不一定是蒋介石批评他幼稚，而很可能是康泽等等同僚们会认为他幼稚。当时滕杰才28岁，年轻气盛、敢作敢为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蒋介石应该尽快安排滕杰这样的年轻人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去锻炼培养。
滕杰还是一个淡泊名利、政治洁癖很强的谦谦君子。滕杰口述历史多次提到他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的情况，前文提到过蒋介石为了奖励他发起创办力行社的功劳，给了他3万元安家费，这笔钱完全可以自己用于改善生活条件，但滕杰从日本留学回来，学会了日本人的消费合作社的组织方法，以这笔钱作为合作社基金，用以帮助收入水平较低的年轻同事。这也可以看出一个人对物质利益的态度。滕杰一度突然从少尉升为少校，又突然从少校降为中尉，不久之后又突然升到少将。这种起落并不影响滕杰的工作态度，这也体现了滕杰不同凡俗的格局。
关于滕杰升少将的事，正好和他的一位同学有一个对比，很令人感慨。前文提到1926年北伐军打下南昌的时候，滕杰正好到南昌工作，蒋介石知道了就召见他，刚好滕杰得知他中学时的一个师兄在上海军阀李葆章部下当机枪连连长，蒋介石让他去做策反工作，滕杰即要求当时也在南昌的两个既是中学同学也是黄埔军校同学一起去做策反工作，蒋介石立即同意，写信给在上海的国民党高官钮永健接洽此事。其中有一个同学叫沈震勋，也是江苏阜宁县人。策反工作结束之后，正好蒋介石命令国民革命军总参议钮永健组建北伐军新编第7军，钮永健立即发表任命滕杰、沈震勋任新7军第1旅和第2旅少将旅长，让他们自己去招兵买马！那是1927年上半年的事情，滕杰才23虚岁，就当上了少将旅长！但滕杰很谨慎，他要观望一下，而沈震勋立即回到家乡募兵，骑上一匹高头大马，雄姿英发，耀武扬威，家乡青年蜂拥而至，大队人马带到上海，但那时候根本没有那么多军饷放在那里给他养兵，于是马上就发生了侵害当地百姓利益的事情。沈震勋马上被人告发，被白崇禧关了起来，家乡来的子弟兵一哄而散。当时正在清党，与共产党有联系这个罪名很容易被用来整治仇人，沈震勋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恰好中招，所以他被关押了很多年。而滕杰之所以拿到“少将旅长”的派令而没有急于行动，实际上他早已经观察到没有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军队必然要在老百姓身上动脑筋，必然要发生扰民害民的事情，也是因为他性格稳健、思维缜密，不图虚名。结果钮永健自己也没有当成军长，而当了江苏省民政厅长，就安排滕杰当了泰兴县公安局局长。
钮永健
当然，滕杰的淡泊名利也带来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地位上的进取心不强，或者说“领袖欲”不强，这也是他尽管受到了蒋介石的欣赏、信任、重视，却并没有得到重用的重要原因。他和“领袖”之间缺乏应有的持续的深度互动，他可以着力去影响甚至改造“领袖”，让“君臣”在互动中共同成长，这肯定是“领袖”所需要的，更是下属所需要的。滕杰提出创办力行社的创意的时候，他身边的朋友（除了陈启宇，还有一个胡轨，当时他在江苏镇江工作，滕杰专门去找他谈力行社的创意，但受到冷遇）说“这不是你能做的事”。其实，做看上去不是自己能做的事，才是成就伟大人生的前提。滕杰作为一个普通的黄埔学生，提出诚立力行社的建议，就一下子影响和改变了蒋介石的人生，他还可以继续设计一些看上去不是自己能做的方案，来真正推动中国人民准备好抗日战争、推动蒋介石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领袖”，而不应该很快就撒手不管、任其走上覆灭的道路。包括他自己的成长目标、成长道路，也应该有所设计，包括请求“领袖”帮助自己来设计。蒋介石没有把他放到适当的岗位上历练培养，他自己可以提出要求，而不应该等着“领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实际上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和机遇，但他并没有充分利用这样的条件。
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滕杰口述历史开头部分就介绍了滕杰年少时父亲让他选择做华盛顿还是做诸葛亮，他选择做诸葛亮。按照诸葛亮的做法，滕杰应该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并没有做到，可在滕杰口述历史时，似乎他认为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实际上从他起步的情况看，他完全可以做得更好的，可惜他基本上陷于身不由己的被动状态之中。
（二十一）陈启坤之死
陈启坤是滕杰的第一个夫人，也是他的知己和同志。陈启坤在滕杰想要做别人认为不是他能做得了的事情的时候，支持他、鼓励他，并和他一起努力，虽然她的鼓励并不是最重要的，但也是特别重要的，至少是作为异性朋友和妻子所能做的，并且是做得最好的。所以，当他们结婚的时候，得到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的祝福和关怀，这也是陈启坤自己赢得的奖励，是很了不起的荣誉。
当时，滕杰和陈启宇兄妹在南京豆菜桥附近租一户房子，不眠不休地做着力行社的筹备工作，陈启坤扮演了一位“助理书记”角色。力行社成立后约一个多月，他们就结婚了，他们的新房根本就是力行社的指挥中心，卧房四周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在全国地图上，插满各种颜色的小旗子或符号，这些都是组织发展状况、分布情形、活动情形的标志，一望而知整个组织的目前全盘状况。在房间四周墙脚着有很多抽屉的柜子，就像中药店，里边放满了整个组织的各种文件档案。力行社的办公室是滕杰夫妇的卧房，也是他们不眠不休的工作场所和指挥中心，这阶段的陈启坤，就是力行社指挥中心的管理人，是滕杰工作和生活上双重的贤内助。
但没想到，陈启坤很快就意外染病、突然去世了。1933年3月，滕杰的力行社首任书记任期满，由贺衷寒接任，滕杰被派到武昌担任训练政治干部，陈启坤随滕杰从南京搬到武昌。同年暑期，约七、八月间，组织又在江西星子开办“星子军队党政人员训练班”，训练班由贺衷寒任班主任，滕杰任训育主任，即负实际的训育责任。于是，一家人又从武昌搬到江西星子县。这时候他们的儿子滕则华刚刚于当年正月出生，就让陈启坤母子经历搬家的折腾，更意想不到的是搬家到此，陈启坤的人生已到尽头。
当时滕杰一家除了夫妇二人及一个半岁小孩以外，尚有一位男佣人和一位女佣人，搬到当地一个老百姓的房子里。这家老百姓是当地的大户，房子很大，前面三间房屋租给滕家居住；虽然有点不便，但这个训练班只是两个月的短期，暂时安顿一下而已。大约住了一个月光景，滕杰日夜在外面忙着上课，陈启坤忽然生病，发高烧，她染上了伤寒。
原来，他们租住的那家一位老太太得了伤寒病，开始滕杰他们并不知道，因为他们从另外一扇大门进出，彼此间没有接触，有一天，那位老太太的病好了，全家很高兴，准备庆祝一番。那天中午，滕杰夫妇正在吃午饭，房东端来一大碗汤圆，说是请他们吃的。这时候已知道老太太得的是伤寒，而伤寒病传染性强，又不好治。滕杰不愿意吃，他夫人则说：“人家好心端来就吃一点吧”，滕杰就说你也不要吃，她说，不吃不好意思，“你不吃，我就吃一点吧。”于是她吃了一点，然后叫两位佣人也来分吃。就这样，他们三人吃了这碗汤圆，结果三人先后得伤寒。两位佣人可能体质较好，后来都康复了。
陈启坤病了之后，力行社的人员凡是知道的，都急得不得了，连忙租一条小火轮，把她送到南京中央医院，滕杰随同护送。医治了好多天，但没有什么特效药，只好让她静养。有一天南京市有公务宴请，滕杰应邀出席。就在他在宴席上站起来讲话时，医院派人来了。待滕杰讲完话，医院的人过来轻轻告诉他，要他快回医院。等滕杰到医院时，才知道她已肠出血，人已昏迷了。伤寒病不一定致命，但弄不好肠出血就难了。医院决定紧急输血，陈启坤的小弟陈启欧身体很健壮，自愿输血给姊姊。血输过不久，她醒来了，面色很好，问了一句话：“则华在哪里？”滕杰说你不要担心，孩子很好，你要好好养病。她好像很放心地眼睛一闭，就再也没有睁开。
滕杰可能没有听说过伤寒病的情况，实际上如果稍有了解，就不应当在知道她得的是伤寒病之后，还把她留在南京中央医院，因为这是一家西医院。滕杰回忆往事也一再说对伤寒病的治疗没有特效药，实际上没有特效药的是西医，中医应该是从《伤寒论》时代就可以治愈伤寒病了的。在陈启坤染上伤寒的时代，由于中国人传统生活方式中缺乏讲究卫生的常识，尤其对饮用水卫生状况重视不够，导致伤寒病成为常见病、多发病。据民国时期的中医名医陈存仁（1908-1990）在其《我的医务生涯》一书中说：在上海，“因为上海人用的是黄浦江和苏州河的水，很容易染上伤寒病。”（见该书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而且陈存仁自己的学医经历也与伤寒病有关。他年轻时进入南洋医科大学攻读西医，第二年患了伤寒，西药老师叫他多喝开水、静卧床上四个星期。当时他的家人要他赶紧去看中医，便就诊于名医丁甘仁先生，结果服了三帖药就好了。因此家人要求他、他自己也很愿意转而进入丁甘仁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第一家中医学校），遂成一代名医。和陈存仁相似的是民国时期上海名中医恽铁樵，他有3个儿子染上伤寒不治身亡，恽铁樵愤而弃文从医，也成为一代名医。后其小女慧男9岁时也染上伤寒，恽铁樵亲自开药方治好了女儿。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例子是于右任老先生，他因病到南京中央医院就诊，一验血，医生告诉他是伤寒，他立即坐火车到上海找陈存仁，两个星期病退身安。
名中医陈存仁
陈启坤因患伤寒逝世，看起来与滕生政治生涯无关，但其实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陈启坤之死也可以说是处于转型中的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中国现代化已经在起步，但社会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还处于前现代化阶段，即使像滕杰夫妇这样已进入社会上层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仍然是传统的，陈启坤恰恰是因为相信了在许多人看来是代表了先进文明的西医而死于非命的。而滕杰所创办的力行社也是一种既借鉴了西方文明又带有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特点的政治制度设计。食洋不化是一种现代化的阵痛，给中国人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陈启坤之死带给滕杰的伤痛，竟然和力行社消亡带给滕杰的失落具有相似的性质。
陈启坤之染病，是因为她可能知道那一碗汤圆有可能带着传染源，却碍于情面，不得不吃了汤圆，这是中国人情社会特质的体现，也是中国人的一种人生悲剧。陈启坤因为具有中国妇女的善良、软弱和人格不独立受伤害致死。滕杰拒绝为了人情世故吃那碗汤圆，陈启坤则无法拒绝，她作为家庭主妇、作为一位重要官员的妻子，不可以显得看不起老百姓、不给人家面子。或许假如滕杰吃了，她就可以不吃，就可能不会染病，也可以说她是为滕杰而死的。陈启坤是一个卓越的女性，她在国家认同和政治参与方面的悟性极高，或许如果陈启坤不是那么早地去世，说不定她还会给滕杰某些启迪，而推动力行社有新的作为也未可知。她的早逝会不会是预示了力行社的早逝？
滕杰和戴日恒结婚照。很可惜没有找到陈启坤的照片，但她和戴日恒女士长得像。
当然，陈启坤对滕杰一生的影响并没有因她的去世而结束，而且滕杰再婚时，是因为新人戴日垣女士长相和陈启坤十分相像，才引起滕杰的好感的，也就是说戴女士进入滕杰的生活，仍然是陈启坤为其开路的。据滕杰口述历史，戴女士也是一位优秀的女性，不仅长相漂亮，也极为贤惠，还多才多艺，并且她还是抗战名将戴安澜的嫡亲姑母。滕杰晚年回忆往事，把后来的家庭幸福归功于戴女士，实际上家庭幸福应是夫妻双方共同经营的结果，而为人夫的滕杰，起初也是陈启坤塑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劳政武：从抗日到反独：滕杰口述历史，净名文化中心，2014年版。
康泽自述，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高华：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民国档案1991.4
余子道、徐有威：力行社述论，近代史研究198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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