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师之变既系乘京城空虚之机发动，而且变乱的部队加上部分凤翔兵只有八千主力，在德宗赦免东方诸叛镇、撤回前线的神策军以及其他节镇之兵主要是朔方军以专讨朱泚后，变乱本不难平定。至于李晟，不过以神策军统将的身份适逢时会而成其大功，这正和前此郭子仪以朔方军首脑成大功享大名相同。因而在原本国史的《旧唐书》里能获得佳传，《新唐书》、《通鉴》因之，李晟在人们心目中遂成为《旧唐书》本传史臣所说的“一代之贤将”。但就他破敌收京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来看，实大谬不然。
先看他杀刘德信。这件事很少有人注意，好像无关紧要，其实大有讲究。据《奉天录》，刘德信的职衔是神策制将行营兵马使、御史大夫。而《旧唐书》卷一三三《李晟传》说李晟在东征时也不过是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加御史中丞，地位和刘德信差不多，到撤军回援途中才加检校工部尚书、神策行营节度使，却敢不经奏请擅杀同军大将刘德信，已属骇人听闻。再看杀的理由，《李晟传》说刘军“先次渭南，与晟合军，军无统一，晟不能制，因德信入晟军，乃数其罪斩之。晟以数骑驰入德信军，抚劳其众，无敢动者。既并德信军，军益振”。好像李晟杀将并军做得对，刘德信则罪有应得，其实都是曲笔，其真相要看《奉天录》。《奉天录》卷二说：
〔建中四年十月〕十日，制将刘德信、高秉哲闻帝蒙尘，遂拔汝州，星夜兼驰，于沙苑监取官马五百匹，先收东渭桥，于是天下转输食粮在此焉。军次昭应，列阵于见子陵之西隅，……王师大捷，乘胜筑垒于东渭桥，时十月十九日也。……刘德信、高秉哲固守渭桥，往往出师游奕于望春楼下，〔贼〕设伏皆败绩。……〔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公晟自赵州拔城，从飞狐口越白马津，闻难骏奔，……驻军于东渭桥，斩刘德信而并其军。……初，刘德信军礼不备，失仪于公，公斩之。孔子曰：“何以为身？曰恭敬忠信而已，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信之。”犯此先诫，其刘公之谓乎！
原来刘德信和高秉哲的援军最先赶到，抢占东渭桥要冲，屡立战功，只缘刘德信对迟到的新任行营节度使李晟礼数不周有欠恭敬，有损李晟的尊严，就身被杀而军被并。对同属神策军系统的尚且如此，对受中央歧视的朔方军及其统帅李怀光更可想而知。
李怀光带领朔方主力五万从河北前线回师，据《奉天录》卷二，在十一月十八日就赶到泾阳，是仅次于刘德信、高秉哲到达的勤王大军，朱泚因此而“抽军却守长安”。对此《奉天录》说了“李怀光返旆解奉天重围”“功无与议”的公道话。但在大功垂成之际忽然叛变，其根本原因自如第三节所说是当时中央政权对地方势力朔方军的歧视排挤。至于导火线，据《旧唐书·李怀光传》说是由于“怀光性粗厉疏愎，缘道数言卢杞、赵赞、白志贞等奸佞，……屯军咸阳，数上表暴扬杞等罪恶，上不得已为贬杞、赵赞、白志贞以慰安之。〔怀光〕又疏中使翟文秀，上之信任也，又杀之。怀光既不敢进军，迁延自疑，因谋为乱”，这似太不近情理。德宗既已接受李怀光表疏为之贬杞、赞、志贞，杀翟文秀，也可算是言听计从，何以李怀光转而自疑甚至谋乱。因此我认为真正的导火线，应该从李怀光的对立面李晟那边去寻找。好在《旧唐书·李晟传》里留下了不少蛛丝马迹。《李晟传》说：
时朔方节度使李怀光亦自河北赴难，军于咸阳，不欲晟独当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请与晟兵合，乃诏晟移军合怀光军。晟奉诏引军至陈涛斜，军垒未成，贼兵遽至，晟乃出阵，且言于怀光曰：“贼坚保官苑，攻之未必克，今离其窟穴，敢出索战，此殆天以贼赐明公也。”怀光恐晟立功，乃曰：“吾军适至，马未秣，士未饭，讵可战耶？不如蓄锐养威，俟时而举。”晟知其意，遂收军入垒，时兴元元年（784）正月也。每将合战，必自异，衣锦裘绣帽前行，亲自指导，怀光望见恶之，乃谓晟曰：“将帅当持重，岂宜自表饰以啖贼也。”晟曰：“晟久在泾原，军士颇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识以夺其心耳。”怀光益不悦，阴有异志，迁延不进。晟因人说怀光曰：“寇贼窃居京邑，天子出居近甸，兵柄庙略，属在明公。公宜观兵速进，晟愿以所部得奉严令，为公前驱，虽死不悔。”怀光益拒之。
这表面上颇像李晟一再要出兵，而一再受李怀光阻挠，李怀光真是心存两端。其实李晟军垒未成如何能出战，朱泚叛军虽少但困守京师坚城，又如何能一战幸胜。何况当时李怀光是元帅，李晟的神策军形式上总得受李怀光指挥，而李晟偏要表饰自异，要充当先锋前驱以独占收京之功，完全是以嫡系自傲而蔑视非嫡系地方部队的姿态，自使李怀光难于忍受，《李晟传》又说：
晟兵军于朔方军北，每晟与怀光同至城下，怀光军辄虏驱牛马，百姓苦之，晟军无所犯。怀光军恶其独善，乃分所获与之，晟军不敢受。久之，怀光将谋沮晟军，计未有所出。时神策军以旧例给赐厚于诸军，怀光奏曰：“贼寇未平，军中给赐，咸宜均一，今神策独厚，诸军皆以为言，臣无以止之，惟陛下裁处。”怀光计欲因是令晟自署侵削己军，以挠破之。德宗忧之，欲以诸军同神策，则财赋不给，无可奈何，乃遣翰林学士陆贽往怀光军宣谕，仍令怀光与晟参议所宜以闻。贽、晟俱会于怀光军，怀光言曰：“军士禀赐不均，何以令战？”贽未有言，数顾晟，晟曰：“公为元帅，弛张号令，皆得专之，晟当将一军，唯公所指，以效死命，至于增损衣食，公当裁之。”怀光默然，无以难晟，又不欲侵刻神策军发于自己，乃止。
案：撰《李晟传》者的本意自然想借此表白李晟的公忠体国，其实反为中央嫡系欺压朔方军增一佐证。当年陈寅恪先生撰《论李怀光之叛》发表于《清华学报》十二卷第三期上，后又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已指出此军饷不均对朔方军情绪之影响。而李怀光名为元帅却对军饷独优的中央嫡系神策军无可奈何，李晟又得中央代表陆贽的支持对李怀光公然出难题，以及朔方军迫于军饷不继虏驱百姓牛马后，分惠神策军以示友好复被拒绝，凡此恐更为李怀光和朔方军所不能堪。但这些仍构不成李怀光叛变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当如《李晟传》下文所说：
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德宗忧之，屡降中使，促以收复之期。怀光托以卒疲，更请休息，以伺其便。然阴与朱泚交通，其迹渐露。晟惧为所并，乃密疏请移军东渭桥，以分贼势，上初未之许。晟以怀光反状已明，缓急宜有所备，蜀汉之路，不可壅也，请以裨将赵光铣为洋州刺史，唐良臣为利州刺史，晟子婿张彧为剑州刺史，各将兵五百以防未然，上初纳之，未果行。无何，吐蕃请以兵佐诛泚，上欲亲总六师，移幸咸阳，以促诸军进讨。怀光闻之大骇，疑上夺其军，谋乱益急。时鄜坊节度李建徽、神策将杨惠元（一作阳惠元）及晟并与怀光联营，晟以事迫，会有中使过晟军，晟乃宣令云：“奉诏徙屯渭桥。”乃结阵而行，至渭桥。不数日，怀光果劫建徽、惠元而并其兵，建徽遁免，惠元为怀光所害。
原来李晟不仅欺凌朔方军，还不断地媒孽离间，硬给李怀光安上“阴与朱泚交通”“反状已明”之类的大罪名，证据最多只是“怀光屯咸阳，坚壁八十余日，不肯出军”。但持重以待时机也为兵家之所允许，否则这年三月底李怀光叛变，李晟担任统帅后仍过了两个月到五月二十八日才收复京师，又如何解释？此外所谓“反状”更无实迹。相反，李晟密疏移军并布置子婿等心腹以算计李怀光倒是事实。李晟的态度对德宗当然有影响，所以“屡降中使，促以收复之期”，又颁赐“铁券”。但对李晟布置子婿张彧等任三刺史的建议“初纳之”而“未果行”，因为并不完全相信李怀光真会马上叛变。至于德宗准备“亲总六师，移幸咸阳”，是否真有夺李怀光军的打算，史无明文可稽，而李怀光缘此疑惧，则当然又是李晟不断媒孽离间的结果。最后李晟矫诏徙屯渭桥，更直接以军事行动促成了李怀光之叛。所幸叛变并非本心，如《奉天录》卷三记怀光所说：“吾心惟勤王，而圣主见疑，锡之铁券，吾骑虎捻耳，掎鹿是困。自古列地封王，各为盟主，今是时也。吾观兵河中，晋之旧壤，秣马训士，以候天时，看其形势，见机而取之，卞庄子刺虎之事也，不亦休哉！”从而既不与朱泚联军（由此也可见所谓“与朱泚交通”之诬），更没有进逼奉天、梁州，而只是退守河中这个朔方军根据地以自保。这样才使李晟有可能以全力对付朱泚，成其收京大功。而李怀光则于第二年贞元元年（785），在朔方军另一旧将浑瑊和邻镇河东节度使马燧的围攻下被部将所杀，其粗疏以致杀身和李晟的智诈以成大功，正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不过智诈之人亦往往有弄巧成拙的时候。实力过于庞大的地方势力朔方军及其“性粗厉疏愎”的统帅李怀光，在德宗心目中固在所必除；但在朱泚歼灭、京师收复之前动手，则绝不是时候。因此德宗尽管要给中央嫡系神策军撑腰，多少听进李晟的谗言，却一则没有实行李晟安排三刺史的建议，再则没有同意李晟移军渭桥的要求。而李晟偏偏矫诏行动，终于促成李怀光之叛，致使德宗再度仓皇出奔，对李晟的这些跋扈行为德宗自不能绝无戒备。加之前次李晟的擅杀刘德信，也易引起德宗对他的猜疑和神策军的离心。于是第一步把他先调离。《旧唐书·德宗纪》：“〔兴元元年（784）八月〕癸卯，加司徒、中书令、合川郡王李晟兼凤翔尹，充凤翔陇右节度等使、泾原四镇北庭行营兵马元帅，改封西平郡王。”这是让李晟离开神策军到凤翔去任节度使，这上距收复京师才三个月，尽管如《李晟传》所说到凤翔后还能“理杀张镒之罪，斩王斌等十余人”，“至泾州，〔田〕希鉴迎谒，于坐执而诛之，并诛害〔冯〕河清者石奇等三十余人”。再过两年多，《德宗纪》：“〔贞元三年（787）三月〕丁未，制凤翔陇右泾原四镇北庭管内兵马副元帅、凤翔陇右道节度使、奉天靖难功臣、司徒兼中书令、凤翔尹、上柱国、西平郡王、食实封一千五百户李晟，可太尉兼中书令。”《李晟传》说得更清楚是“罢晟兵柄”，“册拜晟为太尉、中书令，奉朝请而已”。这对李晟来说，诚可谓咎由自取。当然，面子上还是给李晟下得去的，至少有点虚假的尊崇，殁后还能备尽哀荣，诸子中也有显贵者，这无非是一种安定人心的手段，试和《旧唐书·郭子仪传》对看。自可了然。
本文节选自《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