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司法程序，迥异于英美法系，似乎缺乏“法官陈词，各抒己见”这样的平台。不过，上古时代有“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传统，即通过集体议事的方式，裁决疑难问题。秦汉时代，不仅中央朝廷的群臣集议比比皆是，郡县听讼断狱也每有“吏议”。唐宋以降，集议被进一步约束于法制的框架之中，而不再随意使用。但每逢大案，仍有高质量的法理研讨。这正是本书“朝堂辩论”的法理来源。
“洞穴公案”解题
文 | 秦涛
我把这个虚构的新案例，命名为“洞穴公案”。以下作三点解题。
第一，什么是“公案”？
“公案”是一个传统词语。本义是官府的办公桌，后来用于指代办公桌上堆积的案牍，尤其包括案件。
再进一步，引申洞穴公案：中华法系的思想实验为聚讼纷纭、难以裁断的案件。
近人文章中常说的“一桩大公案”“文坛公案”之类，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
宋元以来，又有所谓“公案小说”，剧情以清官侦查破案为主，例如“包公案”“狄公案”“施公案”“于公案”“百家公案”……后人或比附为西方的侦探推理小说。
此外，唐宋以来的禅宗也有“公案”的说法。
所谓公案，通俗地说，“即是前世祖师教授弟子，令弟子开悟的经过，也就等于是‘教学记录’”，或者说是“公开的案例”，或者说是“由禅师提出要弟子回答的问题”。
这层含义，已经近乎思想实验的意思了。
综上所说，“公案”一词兼具法律、聚讼、案例、教学诸种含义，借来作为“奇案”的替换语，应该是合适的。
第二，以何种程序为法理观点的展示平台？
中国古代的司法程序，迥异于英美法系，似乎缺乏“法官陈词，各抒己见”这样的平台。
不过，上古时代有“议事以制，不为刑辟”的传统，即通过集体议事的方式，裁决疑难问题。
《尚书·尧典》有尧主持的治水人选的会议，《商君书》第一篇是秦孝公主持的秦国是否变法的激烈争论。
秦汉时代，不仅中央朝廷的群臣集议比比皆是，郡县听讼断狱也每有“吏议”。
唐宋以降，集议被进一步约束于法制的框架之中，而不再随意使用。
但每逢大案，仍有高质量的法理研讨。
例如北宋神宗时代的阿云案，王安石、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富弼等数十位名臣集体参与讨论，展现了高超的法律水准与精深的法理修养。
以中央朝廷的集议制度为各派法理观点的展示平台，可以展现中华法系的程序特色。
第三，背景如何设置？是否引经据典？
如前所述，“洞穴奇案”的背景虽然近乎架空虚化，但仍在当前历史的延长线上。
富勒对法学经典的引用十分克制，他试图让读者直接领略法官陈词中所包含的“朴素真理”。对此，“洞穴公案”的写作只能借鉴一部分。
首先，本案的背景也会尽量虚化，设置在一个架空的王朝。
但这个王朝并不像纽卡斯国一样，处于当前历史的延长线上，而是处于中华法系解体之前的时间分叉线上。
换言之，那是一个中华法系并未解体的平行时空。
我会效仿富勒，为那个王朝设置独特的法律史，官制也出于七拼八凑。
但精通历史的读者不难洞察这些设置的原型。
其次，与“洞穴奇案”最大的不同是，本书将较多地引经据典。
“洞穴公案”作为思想实验，目的并非（也无力）推进法理学的发展，而是展示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的种种思想。
这些思想对于当代中国人而言，已经十分陌生，以至于如果我不用“乡音”（原文）而用“客话”（西语逻辑的白话文）表出之，必将令人“笑问客从何处来”。
但为了扫除阅读障碍，我将尽量克制原文的直接引用，而采用正文白话意译、注释标明出处的变通形式。
这样，读者在欣赏正文顺畅的逻辑与文气之余，也可以通过注释一一按寻依据与出处了。
此外，我还刻意模仿了《洞穴奇案》的西式文风。
陌生化的处理方式，也许能令读者与中国古典保持适当的欣赏距离，生出别样的美感。
最后，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期望与失望，必须澄清的是：“洞穴公案”并非足以与“洞穴奇案”相颉颃的思想实验，也并不是后者的山寨与舶来，只是另一种写法的《中国法思想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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