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传世奇书《红书》丨“找回灵魂”的努力|尼采|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心理学|红书|荣格

直面无意识

荣格传世奇书《红书》深度解读

作者丨邢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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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书》是荣格于1913—1930年围绕自己的梦境、幻象等心灵意象而展开的自我试验，是写给自己的私人日记，也是一部文学题材的心理学著作，被公认为荣格所有著述中最难解的部分。《红书》的内容构成了荣格后期著作的关键来源。

《红书》的主题，是对深度精神的勘察和找回灵魂的努力。无论是深度精神的勘察，还是找回灵魂的努力，《红书》都不是通过逻辑思维，而是借助意象或隐喻的方式呈现出来的。

荣格认为，时代精神看似强大，却迫使人们用眼前的东西去填补当下，导致心灵的贫瘠、懒惰，远离神圣和平凡。在深度精神的引导下，荣格选择了一条回到内心世界的道路：不再渴望从外部寻找自己，而是转向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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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书》是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 Jung， 1875—1961年)于1913—1930年17年间围绕自己的梦境、幻象等心灵意象而展开的自我实验，是写给自己的私人日记，被公认为荣格所有著述中最难解的部分。荣格活着的时候坚决反对将它出版，倒不是因为担心最隐蔽的个人心理被暴露于公众视野，而是觉得私人日记不具备学术特征。荣格于1961年逝世，直到2009年，经过多方周折，特别是说服荣格家族、荣格的遗产继承人之后，《红书》才得以在美国率先出版。出版之后，《红书》一度登上《纽约时报》排行榜，排在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第18位。随之，纽约学界掀起了一个研究荣格和《红书》的热潮。与国际学界对荣格的接受相比较，国内对荣格的接受在时间上滞后，视角也比较单一。这与荣格著作所具有的那种旁征博引、内容丰富，几乎涵盖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宗教、神话、哲学、美学、艺术等领域的现实形成鲜明的反差。直到2016年，国内才有了得到授权的《红书》完整译本。①然而，对《红书》的研究却一直处在停滞阶段。目前，国内学术界还见不到对《红书》进行深度解读的文章。②

《红书》难解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红书》所记载的是荣格的梦、幻象等。梦、幻象是深藏于荣格心灵深处的无意识，它们倏忽即来，倏忽即灭，没有明确的意识指向，没有可以理解的逻辑线索，被荣格以意象、隐喻的方式捕捉和呈现出来，意象、隐喻等具有理解上的不确定性。

其次，《红书》绝不仅仅是心理学著作，同时也是哲学、人类学和宗教学著作。书中所涉及的哲学、人类学、宗教学的内容，需要具备专门的知识才能有所了解。正因如此，《红书》挑战了阅读者的知识结构和接受能力。

然而，《红书》又是我们理解荣格精神世界的一个绕不开的存在。关于《红书》与荣格著作的关系，荣格研究专家索努·沙姆达萨尼认为，《红书》“处在荣格全部作品的核心位置”，荣格本人也将这部书视为自己后期著作的“核心”和“关键来源”(荣格，《红书》1)。

《红书》的缺席，造成了荣格研究的不尽如人意。我们只能通过那些公开出版的著述来理解荣格，③这非常不够。荣格坦言：“在我向你所讲的那些年中，我一直在追寻内在的意象，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光，因为其他的一切皆源自这里。它始于彼时，随后具体发生的事情几乎已经不再重要。我整个一生都在详尽阐述那些从无意识中迸发的内容，它们就像一条神秘的溪流朝我奔涌而来，几乎将我摧毁，这些内容完全超出我一生所能理解的范围。后来的一切仅仅是进行外在的分类、科学的详尽阐述和将它们整合进生命中，而那个神圣的起点，却已包含一切。”(《红书》Ⅵ)既然《红书》在荣格一生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我们就不能不试着走进《红书》。

01.

回归“内在经验”

1913年，对于时年38岁的荣格来说是十分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他与他的老师、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分道扬镳。分道扬镳的日子对于荣格来说并不好过。他坦言：“分道扬镳之后，有一段时间，我心中颇为忐忑不安，说是茫然不知何去何从也毫不为过。我感觉仿佛整个人都浮在空中，因为我尚未找到自己的根基。”(荣格，《荣格自传》176)从这一年底开始，荣格尝试进行一项被称为“直面无意识”的自我试验。自我试验的核心，在于通过“积极想象”④这一技术方式，抵达内在心理的深层，抓住活跃在“地下”的“幻想”，把“情绪”转化为“意象”。

荣格通过《黑书》记下自己的幻想，并不断对这些文字进行修改和思考。之后，荣格将修订后的内容用花体字誊抄到一本名为《新书》(Liber Novus)且用红色皮革封皮包着的书中，并配上自己的绘画。这就是被后人广为传颂的《红书》的由来(《红书》Ⅷ)。这个实验一直持续到1930年，历时17年。由于对外界严格保密，故没有人知道荣格这项实验的目的、手段和过程。荣格坦言自己也很难解释这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重要的是，荣格“通过自我实验所获得的领悟，对于他随后的作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红书》Ⅷ)。

荣格回归内在心理的自我试验，既呼应了他所处时代的人文诉求，也与他渴望探究内在真实的欲念有关。关于《红书》的时代背景，索努·沙姆达萨尼在《红书》导读里专门有过分析。索努认为，20世纪前几十年，在文学、心理学和视觉艺术领域出现了大量实验，它们“摒弃具象派传统规则的限制，开始全方位地探索和描绘内在经验，如梦、幻想和幻觉”。心理学、文学和视觉艺术等都在各自的领域进行回归内在经验的实验，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借鉴、相互渗透，以寻求一种逼近和描绘真实的内在经验的“新的形式”，进而达到“精神和文化的更新”(《红书》2)。荣格这项长达17年的自我试验，正呼应了这股回归“内在经验”的思潮。

荣格是一个十分迷恋内在经验的人，他特别强调“内在真实”对于人生的决定性影响，这也是荣格写作《红书》的动力。就体例与风格而言，《红书》不是标准的心理学著作，和他出版的那些心理学著作在逻辑和陈述上有明显的矛盾和龃龉之处。然而，正是这种矛盾和龃龉，使《红书》超越了一般科学著作的局限，而能在更为遥远的背景中和更为深入的底层上，洞观人类心理存在的现实。那种文学式的记载和描述、哲学思辨式的对话与倾诉，以及瞬间的领悟与发现等，为《红书》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思想容量和无法归约、划一的独特阐释空间。索努把《红书》称作“文学体裁的心理学著作”(《红书》3)是十分有道理的。

荣格对于作为个体的心理有着极为独特的认识。直到晚年，荣格仍坚持认为：“我们永远不能知道心理过程是怎么来的。”(《荣格自传》2)科学虽然取得了骄人的进步，但面对人的内在经验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科学“使用的是平均值的思想，它过于综合，不能够用来处理个体生活中多种多样的主观感受”(《荣格自传》1)。“内在经验”不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不能用科学语言叙述自我内心成长的丰富性与差异性。对于心理过程的这种认识，使荣格格外强烈地发展出了一套例如意象、幻象、神话、隐喻、象征等语汇，以接近最原始的内在经验。与心理临床诊断和治疗相比，荣格更看重内在经验的巨大诱导作用。他认为：“内在经验，包括我的梦和幻觉。它们是我的科研工作的原始素材，它们就像炽热的岩浆，凝结成了可用的岩浆石。”(《荣格自传》3)

↑红书插图

内在经验，又称“内在事件”，是荣格学术生命的核心，荣格毕生在诠释这个内在经验。内在经验如此重要，以至于相比之下，所有“外在”的经历不过是偶然发生的，或者并不那么重要。这些外在的经历只有“与我的内在发展同时出现时才重要”，否则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激不起一丝的涟漪。“倘若生活中的问题或复杂性不能唤起内部的呼应，那么它们基本上是没有意义的。”(《荣格自传》3)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荣格倾其一生探究这个“内在经验”，为我们描绘出了一个比科学认知更为复杂、更为广袤的心理世界。

在结束直面无意识的心理实验之后，荣格应伦敦马兰特(Malet)街医疗心理学协会的邀请，于1935年9月30日—10月4日为该协会作了五场系列讲座。在第一讲里，荣格系统阐释了心理学的意义与无意识的特点。他批评“心理学似乎既远未能理解其任务之庞大艰巨，也不明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心理本身所特有的错综交织、令人棘手的复杂本质。似乎我们正在事实面前觉醒，而黎明太昏暗，还不足以让我们完全认识到心理意味着什么”。他希望心理学首先是“关于意识的科学。其次，它是关于我们称之为潜意识(Unconscious，又译无意识——笔者注)心理的产物的科学”。恰当理解意识和潜意识的关系，对于心理学的建设至关重要。在荣格看来，潜意识就是潜意识，潜意识心理是人身上完全未知的一种本性。我们不能直接探索潜意识心理，而只能通过间接的证据证明一个“潜在的精神领域是存在的”。对于潜意识，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始终以有意识的方式被意识所表达”(《荣格文集》卷九9—10)。潜意识的力量如此之大，心理学就不得不从常规的意识心理学中解脱出来，给予其应有的位置。正是有了这种认识，荣格才于1913—1930年，完成了无意识领域的独特自我实验。

02.

对“深度精神”的勘察

荣格是一位博闻强识、不受拘束、有着强烈的探究欲望和人文主义情怀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家。他心性敏感，多愁善感，时常陷入冥想的世界而不能自拔。他甚至描述说自己的精神世界常常濒临崩溃。可以说，荣格对无意识心理的探究，也是对自我创伤记忆的修复和对于芜杂心灵的疗救。《红书》经常使用诸如“沙漠”“旷野”“黑暗”“地狱”“天堂”“老者”“少女”“蛇”等意象来描述内在的经验。单独拈出一个或一组词汇也许不能了解此时此地的荣格，但是将这些词汇连缀起来，我们还是能够体会到荣格复杂、矛盾、纠结的心理状态。

一个时代伟大的思想家总是和他所处的时代表现出某种格格不入。按照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的观点，“同时代人”是能够发现时代黑暗并在黑暗中执着地追求光亮的人。唯其光亮不可接近，所以愈发显示出追求光亮之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味。荣格是孤独的，他读过歌德的《浮士德》，读过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还读过同时代许多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中闪耀着的理想主义光芒，富于思辨的哲学思考，以及对于人性复杂性的洞察等，对于荣格有着深深的影响。

《红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对“深度精神”的勘察。荣格对“深度精神”的勘察是通过意象和隐喻的方式来实现的。“深度精神”是完全的、整一的，因此不能用逻辑的方式来介入。正如荣格在《红书》附录评论中所言：

很难强迫意象发声。但它如此具有隐喻性，所以它应该说话。与以往经验不同的是，它更多是被见证的，而非被体验。正因为如此，我把所有意象都置于“神秘戏剧”这个名字之下，更像是隐喻，而非实际的经验。它们肯定不是刻意的隐喻，他们还没有被意识性地以隐晦或幻想的方式来描述经验。相反，他们以幻象出现。直到我后来再探究它们的时候，我越来越意识到它们不能与其他章节描绘的经验相比较。这些意象明显描绘的都是人格化的无意识的思想，它们遵循意象化的模式，它们也唤出更多的思考和诠释，而非其他的体验，我不能对它们同样使用认知，因为它们是相当简单的经验。另外，“神秘戏剧”意象人格化的原则接近思维和理智的理解，同样它们隐喻的方式也引起这样一种诠释的尝试。(《红书》565)

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意思十分明确。《红书》记录的是发生在荣格经验中的“无意识”。“无意识”之于荣格，更多是“被见证”，而非“被体验”的。“无意识”并非刻意通过意识制造出来，而是通过“积极想象”捕捉到，且以意象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具有隐喻性。“隐喻性”，即意蕴生成的多重可能性。《红书》不是思维和理智诉诸笔端的产物，但《红书》的意蕴却引发了理智的思考和诠释。如果认为《红书》只是记载了荣格特定时期的“无意识”，而这些“无意识”并不具备心理分析和科学研究的性质，那实在是低估了《红书》的价值。荣格不喜欢思想被简单化，他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不能用科学方法一劳永逸地解释复杂的心理。所以，面对《红书》，当逻辑无法解释的时候，那就只能保持沉默。

荣格所谓“深度精神”是什么呢？这要和《红书》里的“时代精神”作比较。在引用了《以赛亚书》53章1—4节、35章1—8节之后，荣格提出了“时代精神”的问题：

如果我用这个时代的精神讲话，我必然会说：没有人，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证明我所讲的内容正确与否。而对我而言，证明是多余的，因为我没有选择，我必须这样做。我已经知道了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仍有另一种精神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是这种精神在统治当代一切深度的东西。(《红书》98)

荣格进一步解释道：“时代精神”只注重“实用和价值”，而且自以为是，蒙蔽世人。 “时代精神”诱惑人去认识“终极意义的博大和广阔”，诱惑人“去相信这一切都属于神的意象投下的阴影”(《红书》99)。“时代精神”对我说：“终极意义、神的意象、热和冷的融合都是你自己，也只能是你。”(《红书》100)荣格所谓“时代精神”，主要是指西方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虽然荣格然没有使用“理性”字眼来表述。荣格对于“理性”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认为正是建立在对科学和自我主体性盲目崇拜基础上的“理性”，在支配着、塑造着“时代精神”。“深度精神”则怀疑、瓦解这一切，“深度精神已经征服判断力的所有骄傲和自大，将我带离对科学的信仰，掠夺走我在诠释和梳理事物方面的快乐，还使我献身于这个时代的理想破灭。他迫使我回到最低下且最简单的事情上”(《红书》98)。

甚至，连同“时代精神”所描述的“终极意义”，也被“深度精神”质疑为“狂妄的想法”，“致命的欺骗”，“都是疯话”(《红书》99)。显然，“深度精神”是一种具有否定特征的精神。“深度精神”藐视“对原因和解释进行思考”，认为因果解释是现代人“过度自信”和“自以为是”的表现。荣格认为：“去理解一个东西是一座桥梁，也是返回到道路上的可能性。但去解释一件事情是非常武断的，有时候甚至会带来谋杀。”(《红书》100)“深度精神”唤回了荣格内心深处的“怜悯”，这“怜悯”给他带来“信念、希望和足够的勇气”，他“不再阻抗深度精神，而是讲出深度精神的话”(《红书》101)。

这个时候，幻象出现了。它出现在1913年10月。荣格描述道：

当时我在独自一人旅行，一天，突然一个幻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看到可怕的洪水将整个北部从北海到阿尔卑斯山之间低洼的平原覆盖。从英格兰到俄罗斯，从北海海岸到阿尔卑斯山，到处都是洪水。我看到黄色的波浪、漂浮的瓦砾和数不清的尸体。(《红书》102)

↑红书插图

这是荣格在《红书》里描述的第一个幻象。这个幻象持续了两个小时，荣格对此感到困惑，无法诠释，甚至还生病了。两周之后，这个幻象再次出现，比上一次更加强烈。有个声音告诉他：“看着它，它完全是真实的，它即将到来，你不能怀疑它。”(《红书》102)荣格与这个幻象搏斗，却被幻象牢牢地控制住了。他精疲力竭，困惑不已。荣格之后一直生活在这个恐怖幻象的焦虑之中，挥之不去。1914年6月初、6月末和7月初，荣格连续三次都做了一个相同的梦：“我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当时正值仲夏，突然一夜之间，严冬却从天而降，大海和河流全部被冰冻住，所有的绿色植物都结冰了。”荣格描述道：

我在一片偏僻的英国土地上。我必须乘一艘快船尽快返回我的祖国。我很快就回到了家中。在我的祖国，我发现在仲夏之时，可怕的寒流从天而降，把所有的活物都变成了冰。有棵长有叶子但没有果子的树矗立在那里，树的叶子已经变成甜葡萄，而且通过霜的作用，葡萄充满疗愈力的果汁。我摘下一些葡萄，将它们分发给正在焦急等待着的人群。(《红书》102—103)

在一般人眼里，梦不过是幻觉、无意识，不可能从中推演出与现实一一对应的内容。有些梦虽然醒来时印象异常清晰，但是，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不会有什么特别值得记录下来的理由。但是，荣格却对这些梦采取了与大众完全不同的态度。他承认：“我为理解它所做的全部努力最终都是白费，我折腾了好几天。但是，它的感觉太强烈了。”(《红书》103)因为有“太强烈”的感觉，所以，这些梦进入荣格的内在经验，构成他生命的一部分。荣格晚年对这些梦依然津津乐道。

现实的情况正是：世界大战爆发了。荣格需要选择一艘最快的船和一条最短的路线回家。他遇到了巨大寒流，也看到了红水和血海。从梦与现实的这些若隐若现的关系里，荣格意识到无意识内容书写的价值。荣格尝试理解已经发生的事情：“个人的体验与人类总体的体验具有一致性。因此，我的首要任务便是探测我自己的心灵的深度。”于是，“深度精神”出场了。荣格写道：

我常感觉好像有巨大的石堆正向我坍塌下来。暴风雨下个不停。我对这些暴风雨的忍耐力，是一个蛮力的问题。有人曾被暴风雨所击倒——像尼采、荷尔德林，还有许多其他的人。但我身上却有着恶魔般的力量，让我从一开始便坚信，我必须要发现自己从这些幻象中所体验到的意义。当我承受着无意识的冲击时，我毫不动摇地相信，我正臣服于一种更高的意志，而这种感觉一直支撑着我，直到我完成了这个任务。(《荣格自传》184)

03.

“找回灵魂”的努力

对“深度精神”的勘察，也即“重新找回灵魂”。这个工作异常艰难，要承受巨大压力。人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算起来也不过百年。正因为如此，在人生特定阶段发生的关键“事件”就显得特别重要。荣格坦言，1913年10月洪水的幻象，是他人生转折时期最重要的“点”：“那时候，我的人生刚步入到第四十个年头，我已经成功获得我想要的一切。我拥有荣誉、权力、财富、知识和所有人间的幸福。接着我不再有增加这些身外之物的欲望，我的欲望消退了，恐惧来到我的面前。”(《红书》105)对于这个“点”，荣格在1935年6月14日苏黎世理工学院的报告中再一次作了重申：“这个点大约出现在人生的第三十五个年头，这个时候开始变化，它是生命阴影面的第一时刻，也是走向死亡的第一时刻。很明显但丁找到了这个点，那些读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的人会看到尼采也发现了它。当转折点到来的时候，人们通过以下方式面对它：有些人逃离它，有些人跳进去，而会有重要的事情在跳进去之人的外部发生。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命运会让我们看到。”(《红书》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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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10月27日，荣格写信给弗洛伊德断绝彼此的关系，并辞去《精神分析年鉴和心理病理学研究》的编辑一职，这标志着荣格将脱离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笼罩，开始独立承担起直面“无意识”的工作。很长一段时间内，荣格感受到了“深度精神”，却没有办法理解它。他向“灵魂”发出呼唤：“我的灵魂啊，你在哪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我在说话，我在呼喊，你在那里吗？我回来了，我又回来了。我已经抖掉沾在脚上的所有泥土，来到你的面前，我想和你在一起。经过多年的彷徨之后，我又回到了你的身边。我能将我看到的、经历到的和尝试的一切讲给你听吗？抑或，你是否愿意聆听所有来自生命和世界的噪音？但是我应该告诉你：我明白了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必须活出这种生命。”(《红书》106)荣格正处在人格发生转折的关键时期，其研究也将在一个全新的背景下展开。这一次，荣格别无选择，既没有精神领袖的指引，也不再有对于名誉、地位、权力等的贪婪，剩下的只有一人独自去承担“更高的意志”。“恶魔”般的力量把荣格推向了一条“通往深不可测之地的道路”(荣格称之为“神圣”)(《红书》106)。荣格坚信这条“神圣”之路是正确的，其他的道路都是错误的。正确的道路帮助荣格找回灵魂，他感到既平和又纯净，既开心又快乐。他发誓，要和孤独的灵魂“一起去漫游，上升到我的孤独中”，一起“走完剩下的旅程”(《红书》106)。

在“找回灵魂”的过程中，荣格的精神世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反思早年对于灵魂的研究有太多的思考和评论，有太多的与灵魂相关的学术词汇，却始终只是把灵魂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对象，一个被“时代精神”强调依赖于人的东西，由此形成了一套关于灵魂的死气沉沉的系统。在“找回灵魂”的过程中，荣格意识到“灵魂根本不可能成为自我评判和认知的对象”，我们之前称作灵魂的东西根本不是“我的灵魂”(《红书》106)。在“深度精神”的教导下，荣格把“灵魂”理解为“一个有生命力且独立的生命”，“当做一个遥远且未知的事物与之交谈，它并不是通过我而存在，但我是通过它而存在”(《红书》107)。这一认识影响了他后期的研究。在《转化的象征》(1912年)里，荣格把自己这一阶段的变化，解释为人在前半生的目标和抱负都成功实现之后向灵魂的回归，也称为“生命的转折点”。而通过“找回灵魂”，荣格开始意识到所谓心理学中的概念，其实都是研究者主观的心理积聚的结果。

“灵魂”是欲望本身的动因，却和对象化了的、指向“外部事物”的“欲望”相敌对。对象化了的或指向“外部世界”的欲望把人变成傻瓜，使人忘记了自己灵魂的道路。是“欲望”本身而不是“欲望的对象”才能使人找到自己的灵魂。荣格说：“他拥有自己的欲望，而欲望没有拥有他，他就能碰到自己的灵魂，因为他的欲望是自己灵魂的意象和表现。”在这里，荣格特别肯定了“非客体性质”的欲望的美学性质，他认为： “力比多那里散发出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是美学特征，它只代表自然的美。 ”(《红书》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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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是“有生命力且独立存在的生命”，因此“灵魂”不能被概念化、教条化、术语化。概念化、教条化和术语化中的“灵魂”，是毫无生气的死气沉沉的系统，早已远离了生命。灵魂只能以“意象”的方式而存在。意象，这一人类寻找到的超越概念和理性认知的方式，正是“灵魂”的栖息方式。只有世界而没有世界的意象，世界顶多只是一半的世界。而有了世界的意象，即使他的人性是贫瘠的，他也会拥有半个世界。但是，物质的欲望不仅会使灵魂的意象变得稀薄，而且也把“灵魂变成野兽，吞噬掉那些无法忍受的东西，并被自己吞噬掉的东西毒害”。荣格借《红书》向自己，也向所有的朋友发出呼唤：“我的朋友，更明智的做法是滋养灵魂，否则你就会在自己的心中养育出恶龙和魔鬼。”(《红书》108)

找回灵魂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中间要经过无数次的彷徨、紧张、迷惘，甚至导致精神的崩溃。但是，“找回灵魂”使荣格的世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他意识到人性在疏离灵魂之后的自私、无知和阴暗。在《红书》的草稿里荣格写道：“以前的阴暗面多么浓厚啊！我的激情有多么的猛烈和自私，完全被野心的魔鬼征服，即对荣誉、贪心、无情和热忱的欲望！那时候我是多么无知啊！生命忍痛离开了我，我也刻意疏远你，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这么做。我现在认识到这一切都是多么美好。但是我以为你丢了，虽然有时候我也以为是我丢了。但是你没有丢，我走在光明的道路上，你暗中相随，一步一步地引领我，把所有的碎片有意义地拼接在一起。”(《红书》110)正是灵魂的暗中相随，使荣格摆脱了欲望的纠缠和自私的偏见，全力以赴去倾听内在自我的声音：

你带走了我想掌控的那一部分，并把我不抱任何期待的部分给我，你再一次从新的和意想不到的地方带来命运。在播种的地方，你夺走了我的收成；在我撂荒的地方，你却给我百倍的果实。我一次又一次地迷失之后，又在一个我从来没有预料的地方找到自己的路。在我孤独和几近崩溃的时候，是你在支撑着我的信念。在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你都给我自信。(《红书》110)

我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思想中和梦里的渣滓都是灵魂的话语。我必须把它们牢记在心中，在脑海里翻来覆去地思考它们，就像对待我的挚爱跟我讲的话一样。梦是灵魂发出的具有引导性的话语。从此以后，我有什么理由不爱自己的梦，且不把这些谜一样的意象变成我日常思考的对象呢？你觉得梦既愚蠢又丑陋。什么是美丽？什么是丑陋？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蠢？时代精神就是你的评价标准，但是不论在哪一极，深度精神都凌驾在时代精神之上。时代精神只知道大和小的区别，但这种区别是站不住脚的，就像时代精神自己认可的精神一样。(《红书》111)

这些或倾听或描摹，或发问或思考的段落，正是荣格在“重新找回灵魂”过程中复杂心迹的流露。灵魂给予荣格“信念”和“自信”的支撑，他意识到“学术知识”之于“心理”是无法抵达的。唯有“心的知识”才能产生深刻的洞察：

只有学术是不够的，有一种心的知识能够产生更深的洞察。心的知识不在书上，也不是从老师的口中讲出来，而是从你身上生长出来，就像绿色的种子从黑土地里长出来一样，但是时代精神无论怎样都无法理解梦，因为灵魂所在的地方，学术知识是无法达到的。[……]

但是我如何获得心的知识呢？你只有通过活出自己生命的全部，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如果你还能够活出自己从来没有活过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别人没有活过或没有想到过，那么你就能够活出自己生命的全部。(《红书》111)

心的知识就是如何理解你的心。

你会从一颗诡诈的心那里学到诡诈。

你会从一颗美好的心那里学到善良。

因此你对心的理解会变得完美，认为自己的心既有善良的一面，又有邪恶的一面。(《红书》112)

是“心的知识”而不是“学术知识”方能抵达灵魂。“心的知识”正是荣格极力拓展的走进灵魂的方式。为此，荣格早在1912年就大声疾呼：“搁置精确的科学和脱下学术的长袍，和自己的研究说再见，通过现实的世界、恐怖的牢狱、疯人院和精神病院、沉闷的乡村酒馆、妓院和赌场、上流社会的沙龙、股票交易所、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教堂、宗教的复兴和心旷神怡与心一起漫步，去体验一个人肉体的每一种形式的爱、恨和激情。”(《红书》111)这多么像法国哲学家褔柯的话！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觉悟到，梦是“灵魂发出的引导性话语”，该把“这些谜一样的梦变成日常思考的对象”。在灵魂面前，荣格学会了“极度的谦卑”，懂得了“我”不过是“孩子的仆人”，“我灵魂中的神也是一个孩子”的道理。“孩子”，意味着“未来会带来孕育”。荣格说：“前方还有生命的是孩子。”(《红书》113)

04.

通向“朦胧幽暗之地”

“找回灵魂”，对于荣格意味着踏上了一条无法透彻理解的通向“朦胧幽暗之地”(《红书》116)的道路，意味着过去那些精确的知识、理性的思想、思想的理性在这里不起作用了。所谓“意义”是在走向灵魂的过程中失去的，世界的另外一半就是“混乱和无意义”，“混乱和无意义是秩序和意义之母”(《红书》117)。找回灵魂就是要认识“混乱和无意义”，重新找回自己。

这时，沙漠的意象出现了。灵魂把荣格带到沙漠中——我自己原我的沙漠。荣格没有料到自己的灵魂会“是一个沙漠，一片干燥炎热的沙漠，沙尘弥漫，也无水喝”。他意识到“这条路是通往离人类非常遥远的地方”(《红书》120)，他不知道这段路程有多长。

↑红书插图

“原我”是荣格精神分析心理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原我”即意识自我和无意识心理的综合体。荣格不解的是，为什么自己的“原我”是一片沙漠，他知道是生命将他带到沙漠中的。然而这一切思维能理解吗？思维一心想回到思想，回到常人和世事间，它不能理解沙漠。灵魂拒绝了时代精神，时代精神才将灵魂抛向沙漠。然而，灵魂拥有自己独特的世界，只有原我能够进入。当“你的创造性力量现在转向灵魂的所在地，你就会看到你的灵魂所在地的地方就开始有生机，这片土地便会硕果累累”。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不能承受沙漠，他们“又带着贪婪返回到常人、世事和思想，从那时起，他们就变成了奴隶”(《红书》121)。

沙漠中的修行是“隐士”的选择。当荣格写下沙漠的文字的时候，他想到了叙利亚沙漠中的修道士，想到了基督也在它自己的沙漠里，甚至想到了大约公元285年，圣·安东尼进入埃及的沙漠开始隐士的生活。随后是200年来数以万计的修道士紧随其后，这奠定了基督教修道院制度的基础。荣格知道，这是古人为找回他们的灵魂而向沙漠主动地挺进：因为世界并没有变成真实，所以他们进入沙漠——灵魂的所在地就是一片孤寂的沙漠。在沙漠中古人找到了“果实和美丽的灵魂之花”。古人与现代人的确不同，古人“用意象说话”，而“意象”是一种呈现，一种象征，也是一种“预先告知”。这一发现使荣格欣喜若狂，一个天启般的观念出现了：

请注意古代人是在用意象所说的话：言语就是创造性行为。古人云：太初有道。请考虑这一点，并认真思考它。

在无意义和终极意义之间摇摆的言语是最古老且最值得信任的。(《红书》122)

找回灵魂就是要和深陷“怀疑、困惑和藐视的灌木丛林中”的自我作不懈的抗争。现代人习惯过一种预先设计好的、被方法和目的控制的、一目了然的生活，这大大限制了领悟可能性的能力。“灵魂”则希望人像树一样生活，因为树对自己的生长法则一无所知。现代人“把自己绑定到目的上，却没有注意到，实际上，目的就是局限，是的，它是对生命的排斥。我们相信自己能够使用目的照亮黑暗，但却错过了目标”(《红书》124)。他希望事物不受人的目的和手段的控制，特别是在心理上，“让事情自然发生”(《红书》124)。对于理性的深深怀疑，使得荣格开始跳出西方文明的局限，而将目光投向了古老的东方。《荣格自传》详细记载了荣格对东方文化的理解过程，这使他的学术研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时代精神使现代人变得极度聪明，现代人也像时代精神一样聪明而自负。但是，无论是聪明，还是自负，都不能拥有智慧。智慧是单纯的，单纯对目的一无所知，单纯征服的是灵魂。单纯常常遭受聪明的人的愚弄，聪明的人自以为自己很聪明。殊不知，绝对的聪明就是绝对的愚蠢。聪明总是和目的联系，它征服的是世界，而不是灵魂。所以，唯有“坚守精神贫困的誓言”才能够“抛弃错误的精神富裕”，移除掉“伟大的过去遗留下的毫无意义的残留”，以及“异国情调的诱惑”，最终，“转向自身，回到意识的冷光下”(《红书》125)。

进入灵魂的世界，人就会变得“不正常”。犹如一个疯子，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说他是一个病人。但是这一切不过是“拥有知识”的人们对他行使处方的结果。但是，正是这被人们看来是“疯子”的人，却能够说出让正常人感到惊吓、恐惧的话来。“进入灵魂”的人，甚至可以“预言即将发生的事情，讲出他们之前从未听过的语言，写出他们之前从未学过，同时也能够显示出某些神圣的东西”(《红书》129)。荣格指责这个时代的基督教“某种程度上缺乏疯狂，缺乏神圣的生活”。而古人通过意象的方式告诉我们：“疯狂即神圣。”荣格告诫人们，如果你不知道神圣的疯狂是什么，那么请不要作任何评判，静等结果(《红书》129)。陌生的东西总是在引发人强烈认知的同时，伴随着极度兴奋的体验，近于“神圣的疯狂”。荣格坦言，“深度精神”于他就是这样一种极度陌生的体验，以至于他不得不花费25个夜晚来理解它。这25天的白天中，他把“爱和服从”给了“这个时代的世事、常人和思想”，而只有在夜里才来到沙漠，与自己的灵魂和深度精神为伴。“神圣的陶醉和疯狂”，“爱、灵魂和神”，这一切“美丽又可怕”，充满恐惧，但深度精神孕育出的是“铁、火和死亡”(《红书》130)，“深度中的来者就是谋杀，那个白肤金发碧眼的英雄要被杀死”(《红书》131)。这之后，一个新的太阳就会冉冉升起，这是黑暗中的太阳，唤醒死者的太阳，光明与黑暗之间不可避免爆发可怕的战斗。

这是荣格1913年12月12日夜里出现的幻象，这个幻象使荣格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外部世界和内在自我的关系：“生命并非源自世事，而是源自我们。”

因此，那些认为世事是源自外部的人，永远看到的是已经存在的事情，也即是看到的永远是一成不变。但是，那些认为世事是源自内部的人，会知道一切都是新的。

世事总是一成不变，但是一个人的创造性深度不会永远一成不变。世事并不意味着什么，世事只在我们身上有意义。我们创造世事的意义，意义永远是人为的，是我们在制造意义。

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在自己身上寻找世事的意义，那么来者的路便开始显现，我们的生命能够再次流动起来。(《红书》131)

谋杀掉英雄意味着什么？“英雄”在这里象征着被时代精神塑造的人的主体性。正如荣格所言：“我们的统治者是时代精神，他统治和领导我们所有人，他是我们今天普通思想和行为的精神。他拥有可怕的力量，因为他将无尽的善带到这个世界上，让人着迷于难以置信的快乐。他散发着最美好的英雄式美德，想把人类提升到最光明的太阳的高度，让人永远在上升。”(《红书》134)“时代精神”以一种无所不能的英雄面孔出现，他那英雄般的态度因为超出了现实的制约而成为无法实现的“承诺”，这是“英雄”的悲剧。可悲的是，人们还是乐意接受“英雄主义”，习惯被这种思想统治着：“这种思想会认为这是好的那是好的，也就是说你会认为这种或那种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这种或那种理由是不可接受的，必须要削尖脑袋努力去争取这个或那个目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残忍地将这种或那种快乐压抑掉。”(《红书》135)“英雄主义”的代价，是人的丰富性、差异性的被剥夺。所以，荣格告诫人们正视自身的渺小，承认自身的无能。首要的问题是“学会如何与无能共处”。“无能”不是人的低贱，而是人的谦卑，是对自己“有所不能”的警觉，是更加高贵的美德：

学会和无能共处的人能学习到很多东西。它会引领我们重视最渺小的东西，知道自己的局限，这些都是更高的要求。如果所有的英雄主义都被抹去，我们便回到人性的悲惨中，甚至可能更糟。我们的根基将会被困在兴奋中，因为我们关注自身之外的最大张力将会搅动我们的根基。我们将坠入阴间的污水池中，周围全是数世纪累积的碎石。(《红书》134)

《红书》记录了荣格长达17年的在“怀疑和渴望”中展开的心灵搏斗。荒原、峭石、黑夜、白昼、黑蛇、白蛇，迷魅，十字架、圣童，饱受折磨的基督、快乐的莎乐美等构成《红书》最激动人心的意象。而在经历了痛苦的挣扎、探索之后，荣格终于明白，所谓“时代精神”不过是贪婪的欲望指向外部世界的结果。“时代精神”只关注眼前，强迫人们用眼前的东西去填补当下。“时代精神”使我们贫瘠、懒惰，远离神圣和平凡。意识到这一切，荣格坚定地选择了一条回到内心世界的道路：

我不再渴望从外部寻找自己，而是转向内部。所以，我想理解自己，我想再继续走下去，不去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因此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到神秘中。(《红书》180)

这意味着，从1913年开始，荣格独立承担起了“直面无意识”的工作。他通过对自我无意识的非逻辑、非知性的捕捉，以及借助于意象、隐喻等方式的呈现，为我们展示了一种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心理学完全不同的迷人风景。

注释[Notes]：

① 之前有林子钧、张涛翻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红书》简装本。台湾则有刘宏信翻译，心灵工坊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出版的《红书》繁体本。

②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年曾专门召开过《红书》出版发行座谈会。申荷永主持的《心理分析》曾讨论过《红书》。除此之外，通过知网检索文献，关于《红书》的研究文章只有1篇，即刘立国：“《红书》百年——荣格理论的一次‘集体无意识’秀”，《世界文化》3(2010)：4—60。

③ 例如，梁恒豪的博士学位论文《信仰的精神进路——荣格的宗教心理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全书就没有一处涉及《红书》。实际上，荣格在《红书》里有大量关于基督、上帝、神、肉身的言论和直觉式的思考。由于文献的原因，著者没有见到《红书》，自然也就忽视了《红书》的价值。

④ 积极想象，按照国内心理学家陈侃的理解：“是指对未知的事物所采取的不妄加判断的开放态度，同时尝试整合不同的意义，最终形成具有创造性的、同时也是最接近真实的结论。”(《荣格自传》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荣格自传：回忆、与思考》，徐说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

[Jung， Carl Gustav.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Trans. Xushuo. Beijing：People’s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ess， 2017.]

——：《红书》，周党伟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

[- - -. The Read Book：A Reader’s Edition. Trans. Zhou Dangwei. Beijing：China Machine Press， 2019.]

——：《象征生活》，《荣格文集》第9卷，褚昭华、王世鹏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8年。

[- - -. The Symbolic Life. The Collected Works of C.G. Jung. Vol.9. Trans. Chu Zhaohua and Wang Shipeng. Beijing：International Culture Publishing Company， 2018.]

刘立国：“《红书》百年——荣格理论的一次‘集体无意识’秀”，《世界文化》3(2010)：4—6。

[Liu， Liguo. “Centennial of The Red Book：A Show of Jung’s Theory of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World Culture 3(2010)：4-6.]

邢建昌｜著，文章原载《文艺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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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杰，听哲学创始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硕士，制作独家课程《哲学100问》《古典音乐100问》。专业哲学科班毕业，专注于大众化哲学启蒙工作，拥有多年哲学线上教学经验。创办哲学音频课《哲学100问》。已出版《哲学100问》三季图书——《从古希腊到黑格尔》《人，诗意地栖居》和《后现代的刺》，深受大众欢迎和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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