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行，一世情
——跟着董耀会一起走长城
6月26日，航拍的北京市密云区古北口镇司马台长城。 河北日报记者李东宇摄
长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之魂。它不仅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遗产，更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众志成城、坚韧不屈的爱国情怀。
今年是“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开展40周年。40年前，董耀会等热血青年徒步行走长城，书写了中华儿女的长城情。我那时正年轻，闲暇常和长城为伴，因一个偶然的机缘而结识年龄相仿的董耀会。
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从青年到白头。我们见到了长城维修、见到了长城嬗变、见到长城愈发鲜活，深深感受到长城保护的深入人心、长城文化不断焕发出青春活力。而我和董耀会更因长城而彼此相知，也和很多热爱长城的后来者和年轻人结下深厚情谊。
此刻，长城巍峨，我心依旧。我们和长城，有一种永远说不尽的缘分。
5斤粮票助力，徒步行走长城
6月26日，北京市古北口镇，董耀会（左）与王长青这一对交往四十年的老朋友在司马台长城上又一次相逢。 河北日报记者李东宇摄
一个周末的晚上，我接到中国长城学会首席专家、副会长董耀会电话，他告诉我，河北日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40周年·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大型采访活动团队要到古北口，希望我介绍一下古北口长城。
我愉快地答应了。放下电话，几十年的岁月浮现眼前，定格在那雄伟的长城上。
是啊，我与董耀会已交往40年了啊。这都是因为长城。
1984年7月的一天，我从古北口广播站刚下班，和两位值班同事正准备去食堂打饭时，见从大门进来三个小伙子。他们穿着工服，戴着帽子，胡子拉碴，脸黢黑，进政府大院说是要找领导。
我问：“什么事？”一位高个儿青年说，他叫董耀会，他们哥仨是自费考察明长城的，从山海关出发已走了几个月，到古北口想请当地政府盖个章，证明他们已经走完了古北口长城。当时我很惊讶，因为就在一周前，我看到《中国青年报》报道过董耀会等3名青年徒步考察长城的事迹，非常感动，而今天，他们仨就站在我面前。
我赶紧去食堂给他们买饭，请示领导后，跑到办公室给他们盖上公章。
三位青年的壮举鼓舞了我，我还想为他们多做点事，甚至想着加入他们徒步考察长城的队伍。可是家里母亲有病，妻子又刚生下小孩，需要照顾，于是我就想拿出自己每月28斤口粮的5斤粮票给他们，表示我的一点心意。可再一想，他们很快就走出北京市了，北京粮票肯定不能用啊。咋办？情急之下，我索性去一百多里外的密云城里，换成全国通用粮票便于他们到外省市后使用。
回到古北口已是很晚了。没来得及回家，我就直奔古北口小旅馆，把5斤全国通用粮票递到董耀会手上。耀会他们很感动。后来，耀会把5斤粮票的事挂在嘴边，逢人就提起此事。
要说我对长城的认识，主要还是家乡古北口长城，但和耀会等人的相遇无疑更坚定了我保护长城之心。他徒步考察长城感动了我，我热爱长城之心也令他赞赏，总之这四十年里，是长城把我俩紧紧拴在了一起。
2001年的一天，我刚下班，突然手机铃声响了，打开翻盖一看是董耀会。一按下接听键，就听那头的耀会说：“没想到吧，我现在就在古北口万寿行宫，你不忙的话过来坐会儿。”我高兴极了，放下电话一溜小跑到河西万寿行宫。
我们见面的话题自然离不开长城。当时，耀会已在中国长城学会任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常务副秘书长张骥，主要是来了解一下卧虎山长城。我向他们汇报了古北口长城保护和抢修情况。也就是这次见面后，在耀会和张骥的介绍下，我加入了中国长城学会。成为会员，更鼓舞着我要为保护长城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2013年，我患了大病，行动不便。那时，我已住在北京密云城里了。耀会经常给我打电话问病情恢复情况，让我注意饮食，加强锻炼，希望我早日康复，再登长城，再讲长城故事。
后来，当我品着醇香的老酒时，心情很激动。我决心一定要锻炼好身体，跟耀会老弟一起再上长城。
2015年7月，在清华大学工作的耀会之女董谨和长城资深研究者老陪、新华社记者小闫要走一趟古北口长城。临出发前，耀会对女儿说：“你去找你王长青大爷，看看病情恢复得怎样，替我问候他，把我写的‘长城缘 兄弟情’字幅送给他。”
后来见了面，董谨说：“您腿脚不便，就别陪我们上长城了。”我说：“那不行，我既然能陪你父亲，今天就能陪你。”我坚持要和他们走，这是两辈人的长城情。
那天的天气非常热，董谨搀扶着我沿着台阶缓步往上走，平时只用20分钟就到长城，可这次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才到蟠龙山将军楼。那天我给他们介绍长城抗战，介绍古北口长城保护等故事。下山时，董谨仍搀扶着我一路行走。
这一举动被老陪和小闫拍了照片。老陪晚上就发了微博《长城路上需互相搀扶》，还介绍了我1984年和耀会因长城而结识的真实故事。
四十年长城考察，研究永无止境
这些年，董耀会先后出版了《明长城考实》《长城：追问与共鸣》《董耀会说长城》，主编了《中国长城志》等一大批书籍。他做研究很严谨。有一次他在写一部明长城军事布防的专著时，写到了古北口，有些内容有点拿不准，于是给我打电话。
有疑必究是做学问的本色。如此，才能对得起作品，对得起长城，对得起读者。于是，我找出《密云县志》《明长城考实》《明实录》等书籍，反复对比核查，最终找到准确数字告诉了他。这些年来，我有了关于长城的疑问常常会请教他，而他有问题也找我，早已成为我俩探讨和分析长城历史文化研究的交往常态。
2017年1月，正是天寒地冻时节，古北口镇政府请董耀会来做讲座，并录制《董耀会说长城——走进古北口》短视频节目。耀会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助助阵、把把关。我从密云坐车到古北口后，耀会正在等我，见面后就开始聊开古北口长城。
我给他讲了“姊妹楼的传说”“九缸十八锅”“蟠龙山的来历”等民间传说。他很认真，把他要讲的故事跟我说了后，还要听听我的意见。耀会对待长城历史文化的认真和严谨作风，令我非常钦佩。
这一次拍摄赶上了他60岁生日，这生日便是在蟠龙山长城上过的。那次拍摄了很多短视频宣传长城，像《你知道古北口名称的由来吗》《古北口“三宝”是什么》《古北口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庙》等，都非常受观众欢迎。
还有一次，耀会去金山岭长城景区讨论长城文化公园设计方案。他给我打电话，问我有什么想法。说实话，河北滦平、北京密云一带的长城是连着的，省界分界线大都以长城中线为界。但不管怎样，它都是在明朝划定的“古北路”上。说起长城保护，我认为不能各自为战，应该统一规划、统一修葺、统一保护，这样才能使京冀长城有完整性。
耀会沉思了一会儿说：“你说得对，要做到抢险在先，加强保护员队伍建设。特别是卧虎山后面的长城要整体保护好，这段的价值往往被忽略了。”
卧虎山长城是“古北路”最险要地段，它集八道楼、蟠龙山、五里坨、金山岭、司马台之精华，也是明朝修长城时越过北齐长城的第一个拐点。大山因形似老虎而得名，海拔580米，长城沿高山而过。敌楼密集，造型新颖，有角楼、扁楼、方楼、圆楼、双楼，被称为“活着的古镇，真正的长城”。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震惊全国的“庚戌之变”就和此地有关。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又爆发古北口保卫战，蓟辽总督杨博吃住在长城上七天七夜，痛击来犯之敌，最后火烧敌人后营。
1933年的古北口长城抗战至今鼓舞人心。当时，长城内外的老百姓挑着筐上长城，为战士们送给养。这次激战，体现了中国人的不畏强敌，把日本军国主义打回老家去的决心。也正是这次战斗，成为田汉、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源泉之一。当他们看到大批中国军人血洒疆场时，发出了响亮的呐喊——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长城把中华民族紧紧联在一起。
耀会非常赞同我的观点，认为在做长城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时要考虑到协调性、保护性、传承性和利用性，让古老的长城在乡村全面振兴上发挥更多作用。
那次我俩聊了很多，从京冀成立长城保护领导小组，到建立双方长城保护员队伍共同巡查长城，以及开办长城民宿等。在我俩和许多专家的共同努力和倡导下，密云区古北口镇政府与滦平县巴克什营镇政府达成协议，共同成立古北路长城文化保护中心。
古稀“正青春”，携手再登长城
回忆充满美好，令人感触良多。如今，我俩已年近七旬，但我们依然要用余生爱护长城。
这几天，我再次成为古北口长城的向导，与河北日报“‘爱我中华 修我长城’活动40周年·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大型采访活动的队伍，相聚于司马台长城，真是一段难忘的经历。
6月26日一大早，镇政府派车把我接到古北水镇。我一下车，一位端庄文雅的女士迎了出来，她就是这次采访团队的领队刘萍。她握住我的手说，董老师在游客中心等我一起上长城呢。我快步走进大厅，董耀会戴着遮阳帽，满脸微笑地迎了过来：“你腿脚不方便，我让他们安排坐缆车上长城，少走些路。”我赶紧说：“没关系，上长城，我能行！”
其实在上个月，我与耀会刚刚参加了北京广播电视台录制的《体会不一样的长城》节目。那天，我们见面就拥抱了很久。这次再见面还是那么亲切，我知道都是因为长城之缘。
河北日报采访团队的十来个年轻人，跟着董耀会再走长城，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他们对长城充满热爱，日夜兼程，不顾酷暑，记录、拍摄、书写着长城的新故事，他们的行动深深感动了我。年轻记者史晓多主动拿过我的挎包，并掏出笔记本边走边采访。大家也围上来，让我和耀会介绍一下古北口长城的特点。我们便聊了起来，司马台长城构思奇巧，结构新颖，形态各异，集万里长城众多特色于一地。这段奇妙的长城，可用险、密、全、巧、奇五字概括。当年，罗哲文先生游览考察司马台长城后，称其为“中国长城之最”。后来，曾担任过国家文物局局长的王冶秋病重时，对去医院看望他的罗哲文说：“我死后，把骨灰撒在长城上。”受国家文物局之托，罗老与王冶秋先生的家人一起，登上京蓟长城的最高点——望京楼，完成了王冶秋的遗愿。
说起罗哲文，我们都有说不完的话。耀会是罗老的学生，曾多次跟随罗老考察长城，在各种讲座上讲到罗老的观点和他对长城保护的贡献。说来也巧，6月25日《北京晚报》刚发表我的文章《我和罗老的二三事》。我们同样对长城热爱，对罗老致敬，这都是因长城而结下的世代情缘。
上山的路上，主持人曹青问我怎么热爱上长城的。我说长城就是我的“老家长”，小时候不懂事，没觉得“老家长”辛苦，慢慢长大了，才知道“老家长”的不容易，才想着守护它、孝敬它，希望它不要老去。
说实话，过去我分管密云当地文旅工作时，司马台长城几乎是三天两头登，后来古北水镇开发后游客越来越多，我因为身体原因来得少了些。这次陪同老友董耀会和一群河北来的年轻人再次登临，再次看到雄伟的司马台长城，有一种时光荏苒的感觉，更有一种穿越感，仿佛看到了我的祖辈父辈曾站立在敌楼上，那是气节，是精神。如今，我们子孙辈们，又站在这里，这不就是长城精神世世代代的传承和弘扬吗？！
从箭窗往西望去，金山岭、蟠龙山、卧虎山长城连成一线。在敌台上，我讲起了1933年的长城抗战。
讲述中，眼前似乎有一个个抗日勇士站立在长城之上，又仿佛看到了田汉拿起笔奋力写下“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看到聂耳把长城和敌楼都当作了跳动的五线谱，高亢有力的歌声从长城传遍祖国大地……
采访团队的摄影师忙碌着，为我和董耀会抓拍长城上的照片，留下美好记忆。天很热，但有河北日报这么一群年轻人来传承和弘扬长城文化，相信会有更多年轻人加入保护长城的队伍，长城必将永葆青春！
40年前，我给《北京日报》写过一封群众来信《救救古北口长城吧》，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从而推动了长城得到有效保护。40年前，我和同辈年轻人走长城，是好奇、追寻，是逐渐提升对长城的认知。40年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长城保护、以各种方式行走、记录长城，则是重温、传承，更是见证古老长城的创新和发展。
抚今追昔，怎能不心潮澎湃？这些年，长城的价值愈发被人们所认识。我和董耀会，还有许许多多爱长城、护长城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理想——把祖先留下的这份珍贵财富世世代代传下去，让长城精神永远闪耀。
望着这群在长城上行走的年轻人，望着年近七旬仍然在长城上步履生风的老友董耀会，我在心底默默写下这几行字：
长城缘，一世情；
友谊长，系长城。
手挽手，长城行；
心连心，护长城
（王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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