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军历史上，政委的作用至关重要，而要做好一位政委，首先就要嘴皮子利索，能说会道。
在这方面，开国中将刘兴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被大家称为“刀子嘴”。
有一次，广州军区作家张永枚去北京办事，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对他说：“你们广州军区看相声不用找演员。”
张永枚有点奇怪，说：“广州军区只有话剧团、歌舞团、杂技团，哪来的相声演员？”
陈亚丁笑着说：“你们刘兴元政委就是最好的相声演员，听刘政委讲话，就像听相声！”
当时，刘兴元正担任广州军区第二政委，以伶牙俐齿、能言善辩著称，既能说，也会说，听的人既佩服，也害怕，都说他是“刀子嘴”。
比如有一次，刘兴元给通讯站开会，通讯站有很多女兵，坐的时间久了，就有点受不了了，不少人都开始伸伸懒腰，东倒西歪。
刘兴元看到后，就把通讯站的领导叫起来，问他：“你们附近有没有药店？”
这位领导不知道刘政委为什么要问这个，还以为他不舒服，要买点药，就连忙说：“有，有。”
刘兴元接着说：“你回去后，去药店多买点钙，给这些女兵们补补钙。”
这位领导这才知道怎么回事，连忙让女兵们都打起精神，挺直坐好！
女兵们听后，也都哈哈大笑，顿时就不感觉累了，都纷纷挺直了身子。
刘兴元的这个做法非常好，如果只是提醒大家坐好，大家当然也会听，但过不了一会儿，就肯定又恢复原样了，没有什么效果，但是，刘兴元用这种幽默的方式来说，既指出了大家的坐姿问题，又活跃了气氛，一下子就让大家的精神振奋起来了，一直坚持坐到了会议结束，也没有感觉到很累。
这就叫工作方法，好的方法能让人精神振奋，还乐于接受，而坏的方法只会让人产生逆反心理，起到反作用。
在抗战时期，刘兴元曾经担任过山东军区第2师政委，部队里有个通信员，文化水平比较高，经常给《战士报》投稿，还向《战士报》要稿费。
在今天来说，给报刊投稿当然是有稿费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大家都在一个革命大家庭里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高低之分，所以，你做什么工作都是你应该做的，不能再额外要报酬。
因此，刘兴元听说后，非常生气，专门召开了一次会议，说：“有人提出写稿要给你们稿费，那我问问你，我们的战士上战场流血牺牲，打枪要不要子弹费？”
这话一说完，那个要稿费的通信员就低下了头，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这个问题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也不简单，表面上只是一个要稿费的问题，但深层的原因还是大家对革命的认识不够深入，所以，刘兴元就特地借着这个机会，给大家好好开导开导。
但是，刘兴元没有长篇大论地讲我党我军的革命传统，这些东西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了，再加上大家的文化水平都普遍不高，就是听也听不懂多少，所以，刘兴元就采用了另一种方法，只用了一句话，就让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如果写稿就要稿费，那么前线战士们打枪要不要发子弹费？
再往深里来说：如果每个人都因为自己的工作额外要报酬，那么跟国民党还有什么区别？
这就是刘兴元将军的过人之处，很善于以小见大，用一件小事来说明一个大道理，让大家都能听得懂，还乐于听。
1955年，开国少将龙书金被任命为广东省军区司令，到了广州后，因为没有房子住，就盖了一座，结果就被人告到了广州军区，说他违规建房。
其实，龙书金盖的房子是符合要求的，并没有违规，就给广州军区司令黄永胜打电话，请他帮自己作证伸冤。黄永胜派人去调查后，发现确实没有违规，就没有追究龙书金的责任。
事后，有人问龙书金，这件事应该是刘兴元政委管的，你为什么不去找他，而是找黄永胜司令呢？
龙书金讪讪地说：“刘政委会讲理又不讲理，我讲不过他啊！”
看来，刘兴元的“刀子嘴”还真是名声在外了，连龙书金将军都不敢去找他，即使自己没有错，也害怕被他的“刀子嘴”戳中！
（参考资料：《同舟共进》《文史博览》《传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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