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26日，浙江奉化大堰的几十里山路上，一对夫妻拉着平板车缓缓前行，车上躺着他们刚刚病逝的叔叔，两人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老人家安眠于故乡的群山怀抱中。
这样的情景在曾经物质匮乏的年代不算稀奇，只不过，这位逝者的身份并不简单，他有着“巴人”的笔名，还曾是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
此人正是命运多舛的王任叔。
国人最初听闻此人大都源于一场“不雅照”风波，这件事也是王任叔悲惨人生的开端，而要说真正将他推下命运悬崖的，恰恰是十年动荡。
他辉煌也落魄、幸福也孤独、沉默也疯癫的人生，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抗争与奋斗，也夹杂着太多的不甘与期许，就在“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消息传来，支撑他活下去的最后支柱也被击倒在地，一代大师就此落寞谢幕。
1950年8月上旬，王任叔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走马上任后，在他的努力下，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稳步开展，直到1952年2月，他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突然卸任回国。
如此突然的工作变动背后，恰恰是1951年10月“不雅照”风波引起的，这件事轰动全国的同时，也在当时的国际上造成了一定影响，可悲的是，在当时闭塞的信息传播大环境下，王任叔遭到了严重的抹黑与不公对待。
相传，就在1951年国庆节当天，王任叔带领大使馆工作人员在馆内举办了一场庄严且隆重的国庆招待会，聚会结束之际，有一位外国记者拍下了他赤膊豪饮的画面，由此对新中国外交形象造成了很大影响。
事实上，按照其他目击者的事后澄清，王任叔的确有过当众豪饮饮料的情况，但“光着膀子”这样不雅的举动是绝不存在的，至于前面提到的“不雅照”传言，恰恰是这场风波传回国内之后，因为国人的极为保守与无厘头臆想才逐步衍生出的描述。
有一件事可以对此佐证，那就是王任叔在回国后递交外交部的检查中，并未提及如此严重的窃照事件，按照他本人向来光明磊落的性情，必定不会在此问题上避重就轻。
当然，从外交工作的性质与影响角度来看，王任叔本人也承认，外交大使工作并不适合他，由此，在1954年初，周总理根据真实情况同意他回归文坛，算是支持王任叔重操旧业。
此后5年时间里，他度过了人生中忙碌却自在的时光，文学事业如火如荼，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文坛发展迅猛，还有不少新秀因此被挖掘出来。
1956年开始，杂文逐步繁荣，王任叔恰恰是杂文高手，他敢于运用杂文针砭时弊，以治病救人的诚恳态度向新社会的疮毒开刀，当然，他本人也很清楚把握分寸、小心谨慎的重要，遗憾的是，此举终究还是将他推向了后来愈演愈烈的“左倾”思潮漩涡中。
从1957年《论人情》推出后被一些“左派”批评家口诛笔伐，再到1960年姚文元在康生授意下带头将他作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代表人物展开规模更广的围剿，王任叔迎来此生最沉重的浩劫。
姚文元的带头起哄，数不尽的罪名从天而降，全都砸在了王任叔身上，1959年被康生定性为“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代表人物”，1960年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随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甚至不能发表个人著作，这也代表着回归文坛的他被扫地出门。
此后，身处窘境的他并没有自怨自艾，在昔日领导的暗中帮助下，得以调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亚非研究所编译室主任，又开始努力编撰印尼通史，这件事正是他的多年夙愿。
十年动荡来袭之际，已然靠边站的王任叔却再度遭到迫害，“老牌修正主义分子”，“叛徒”、“反动”等等大帽子席卷而来，他会遭到怎样的不堪对待可想而知。
面对妻离子散的无力感最终让他在1969年末病倒，而后不久，他便被押回大堰老家，得到了侄子一家和乡亲的善待，强打精神之下，他毅然继续着印尼通史的编写，内心深处始终对平反昭雪充满希望。
有如开篇提到的那般，在听闻刘少奇蒙受不白之冤后，王任叔的世界终究彻底崩塌了，他变得精神恍惚、行为怪异，终究在绝望中走向了生命的尽头。
1979年6月，含冤离世7年的王任叔终于迎来平反昭雪，他的墓碑也被修葺一新，墓碑题词“王任叔巴人同志之墓”，可这背后终究是无尽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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