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处：《长夜行》，作者：[法]路易-费迪南·塞利纳，译者：徐和瑾，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野spring 2024年6月
摇摆之间
《长夜行》是法国作家路易-费迪南·塞利纳的长篇小说首作，也是他最著名的一部作品。
塞利纳于一八九四年出生于巴黎郊外塞纳省的库尔贝瓦镇（今属法兰西岛大区上塞纳省）。他的父亲费迪南·德图什曾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他的母亲玛格丽特-路易丝-塞利纳·吉尤在巴黎开了一家花边店，赚了不少钱，甚至还买得起钻石，直到如今，她的孙女还佩戴着这些钻石。
如果找一个词来概括塞利纳的人生之路，大概可以用“摇摆”。
在他人生早年，发生过两件很有代表性的事。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二年，美国舞蹈家伊丽莎白·克雷格成为塞利纳的情人与知己。据她回忆，两人在荷兰的时候，塞利纳带她去了一条街，那里有很多年轻女人在卖她们漂亮的孩子，女人们在街头走来走去，然后寻得一个男人，只要这个男人给母亲一美元，就可以对女孩子为所欲为。塞利纳对克雷格说：“你看到生活是多么恶毒了吗？”克雷格觉得，也许只有荷兰人喜欢这些把戏，不可能全世界都这样，塞利纳却说，巴黎也有这种情况，方式不同而已。出身优渥的女舞蹈家问道：“你既然觉得这是可怕恶毒的事情，为什么不做点什么呢？比如让这种事情非法化。”塞利纳显得有些不置可否，他觉得如果被抓住，这些女人会有大麻烦，但如果只是在街上走来走去，宪兵与警察其实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言下之意，他无可奈何，甚至觉得这样也无可厚非。这种态度让女舞蹈家有些难以忍受，而塞利纳却对这些底层的惨景与无力感见多不怪了，只要读者翻开《长夜行》，就会发现里面恶行累累，而主角的态度同样是满不在乎，乐在其中。
然而，更早一些时日，塞利纳却是一个想要通过行医拯救世人的青少年。他在童年时期，就希望成为一名医生，在他去世前不久接受记者雅克·达里伯奥德的采访时，塞利纳回忆起他对医学的兴趣，称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的职业，比他母亲为他规划的珠宝商生涯更有诱惑力，毕竟他觉得父母只想把他“变成一个采购员！一个百货商店的小贩”。青少年时代的塞利纳看到有医生来为自己的母亲治病，深深感动于医生身上“神奇”的利他主义力量，这与父母所在的商业世界里的利己主义截然相反，于是，他开始想象自己也能够治病救人，救赎苦难，简直如同魔术师一般！他历经波折，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医学学位，并于一九二八年在蒙马特开设了私人诊所。我们会看到，他早期的访谈一般都会把他描述成一个品行端正、身着白大褂的年轻人，兢兢业业从事着自己的医学事业，而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他喜欢为主角设计医生的身份，这样，一个人就可以在不同的社会空间穿梭、观察，游刃有余，这本《长夜行》中的主角巴尔达米正是如此。
救赎与放任之间的摇摆有可能来自塞利纳夹缝般的出身。他既没有生于底层，也没有生而显贵，而是生在一个处于中间位置的小资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终生的期待就是从小商人的位置向上爬，甚至把他送去塞纳河畔的学校读书也是为了学到一些最终能用在蕾丝花边生意上的知识。为了能够向上爬升，塞利纳的父母显出了一种令他感叹不已的“狂热的接受”态度，他们不仅仅痴迷于金钱，还毫无道理地尊崇那些有钱人。作为一名裁缝、一名蕾丝花边的经营者，母亲的全部生计都依赖于有钱人的采购，所以，她可不能得罪金主，甚至连逞逞口舌之快的批评都不允许，据塞利纳回忆，母亲总是对他说：“你这个小坏蛋，如果没有富人，我们就没有东西吃……”所以，在他的另一部自传色彩同样非常浓郁的作品《死缓》中，他以母亲为原型刻画了小说中的母亲克莱芒丝，这个角色对待工作孜孜不倦，对待社会秩序安然接受，对待苦难逆来顺受，对待小资产阶级的那套价值观也全套照搬，与塞利纳的母亲毫无二致。她因小儿麻痹落下的残疾以及对孩子能在珠宝交易中获得一席之地的期望，几乎也都是塞利纳母亲的写照。
塞利纳对父母这种向富人毫无原则的卑躬屈膝感到极端的屈辱和厌恶，所以，他毫无讳言地批评上流社会的生活风气，在《长夜行》中，读者会接触到一个与《追忆逝水年华》（后简称《追忆》）截然相反的底层世界，塞利纳也在小说中明确谈到：“普鲁斯特这个人一半是幽灵，他以非同寻常的韧性，沉溺于社交界人士无法摆脱的漫无止境、琐碎无聊的礼仪和活动之中。这些社交界人士思想空虚，是追求欲望的幽灵，是优柔寡断的浪荡公子。”一个人若是习惯了普鲁斯特小说中软绵绵的空气，悦耳的钢琴声，可口的椴花茶以及豪华沙龙里没完没了的闲聊，猛地被扔到塞利纳的世界里，肯定会被吓一跳。然而矛盾之处也在这里，虽然塞利纳批评上流人士的空虚、想入非非以及寻欢作乐，可是他笔下的人物也在干同样的事情，并没有显出更多的理想色彩，所处的环境与所采取的行径甚至更为恶劣直白，暗杀、猥亵、滥交、诈骗、抛弃等恶行数不胜数。
比如说，普鲁斯特在《追忆》中曾经描绘过一个女佣之恶，她为了赶走自己讨厌的女工，设计让这位女工剥芦笋，引发她的哮喘，而且发作起来十分厉害，最后只能辞职不干，普鲁斯特称其有着“一套巧妙而残忍的诡计”。在《追忆》中，一切恶行都是曲折的、遮掩的，然而在《长夜行》中，一切罪行都无须“设计”或者伪装成“诡计”，都是壮着胆子直接去干。比如小说中主角的好朋友鲁滨逊要帮助一对夫妇害死老母亲，干脆就在兔笼装炸弹，等老太太打开笼子时把她炸上天，至于这个毒计是否得逞，读者大可自行勘探。
矛盾与摇摆还体现在塞利纳的职业选择上。早年间，他就将学医视为摆脱从商的潜在出路，所以，当作家根本就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然而，刚从学校毕业的那几年里，医生梦遥不可及，他只能过上一种四处漂流的生活，在各种职业与人生选择中摇摆不定。流浪漂泊的生活带来的却是难以消弭的灾难性结果：疾病。一九一二年，他开始服兵役，“一战”爆发时，他在法国骑兵部队服役了三年。在前线，他经受了严重的创伤，手臂神经问题与耳鸣持续余生。《长夜行》中，塞利纳写过好几次关于耳鸣的细节，尤其是昂鲁伊老太太的儿子就患有剧烈的耳鸣，他痛苦地抱怨说这耳鸣越想它鸣得越厉害，可恶至极，害得他睡不安宁。一九一六年，塞利纳又前往喀麦隆的桑加-乌班吉木材公司任职，在这里不幸罹患的痢疾和疟疾与战场上留下的后遗症一样困扰了他一辈子。因此，《长夜行》中也留下了大量关于疟疾的书写，巴尔达米到达非洲后因为疟疾与腹泻，一到傍晚五点钟就会头昏眼花，浑身发烧。这些疾病的书写几乎都取材于作家本人飘摇流离的人生经历。
直到一九一七年，塞利纳在殖民地医院度过了几个月的煎熬后回到了法国，他这才有机会真正接近幼年时梦想的职业。他的英语水平不错（小说中也有对应的情节，主人公因为英语口音极好，所以教一个疯人院的老板巴里通的女儿学习英语），因而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设在巴黎的一个职位，讲授肺结核的认识和预防。正是这段经历，似乎让他历经磕磕绊绊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使命，选择了医学领域，并最终在蒙马特开设了私人诊所。蒙马特是巴黎非常年轻的一个区，圣心大教堂与红磨坊都在这里，许多文人雅士也聚居于此，塞利纳由此遇到了不少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从医学走向文学之路似乎就有了必然性。
最早，塞利纳创作的是戏剧，但这些作品只遭逢冷遇，它们显得结构复杂且篇幅过长，于是，他又转向了小说创作，并在《长夜行》中找到了自己的风格与笔名——来自“塞利纳”的颠覆之作：不再关注神与美，不再追逐文化与精致，对英雄也不屑一顾，只有对罪恶与黑暗生活的穷极描写。这部作品最终被出版商罗伯特·德诺埃尔看中。此人与塞利纳颇为相似，也学过医，也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也自诩为边缘人。他精准地抓住了塞利纳的“卖点”——把一切优雅的东西全都打翻在地，狠狠践踏一番。在最初的版本中，德诺埃尔还别出心裁地附带了一份挑衅插页，它向所有读者预告：这位正值壮年的作家会以极其粗暴的方式攻击医生、学者和文人。可以说，这位很有宣传头脑的出版商精准地抓住了塞利纳身上摇摆的东西，并且迅速将其变现，树立“人设”：这是一个谦卑的医生兼不情愿的作家。
早在十九世纪，就有出版商通过“匿名”或“笔名”的方式摆噱头，刺激图书销量，《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以“柯勒·贝尔”这个男人的名字初出茅庐，就引得四方猜疑：这个贝尔究竟是何方神圣？只有狄更斯猜出这个男名背后可能是一位慧心的女子。二十世纪以来的图书市场更为成熟，出版商们深谙包装的门道，很快，塞利纳就被包装成在两重身份中摇摆与挣扎的形象，而他也乐于配合：人们经常会拍到他在药房里穿着白大褂，被医学界同事包围的照片，他写信时也故意使用带有诊所标识的信笺；越是在文学之路上功成名就，他就越要出面贬低和诅咒自己的成就，他为《长夜行》持续受到推崇感到气愤，但在迟迟未获得龚古尔奖后，他又将自己与世隔绝，大量减少曝光的机会。这大概是出版界屡试不爽的“饥饿营销”，作家们往往会通过故意和公众疏远来激起更狂热的兴趣，《我的天才女友》的作者费兰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都精通此道，我们如今还在阅读与讨论《长夜行》这本书，各种文学畅销排行榜上本书也经久不衰，也许其中不能少了作家与出版商共同谋划的摇摆“人设”的功劳吧。
当然，在塞利纳的一生中，最摇摆也最具争议性的是他对待战争与纳粹的态度。早年走上战场的经历让他留下了深切的身心阴影，许多评价者甚至认为他本人和在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偏执、神经质、狂躁症与濒临疯狂都可以归因于万恶的战争，所以，他感到需要不惜代价阻止下一场战争，这也是他后来倒向纳粹的原因，他相信这股力量可以力挽狂澜，终结现代世界的混乱。再加上他很早就表现出反犹的倾向，所以投身纳粹几乎是自然而然的，除了在小说中透露出反犹思想，他甚至还专门写过小册子宣传该思想，这些作品后来遭到了销毁。当然，也有一些人提出，应该把它们重新挖掘出版，作为当时的历史证言，反向理解纳粹对人心的屠戮。这一举动也许会伤害很多活着的人，所以最终作罢，但无论如何，在反战和纳粹之间的摇摆，成了我们理解塞利纳生平最大的谜团。
塞利纳。
否定之作
说回这部作品本身。《长夜行》是一部让人惊讶的小说，因为它几乎就是一个大写加粗的“不”，否定这个词也可作为读者理解全书的关键词。
通过对塞利纳生平的介绍，读者可能会发现小说有着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中的费迪南人生经历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个阶段：我们第一次见到巴尔达米时，他还是一名医学生，却被战争的狂热冲昏了头脑，所以他自愿参军，并讲述了战争中残酷的耳闻目睹；故事的第二部分围绕巴尔达米在巴黎的生活展开，他在那里养伤；之后，我们跟随他去了非洲和美国，可是，美国充满机械与现代设施的环境再次令他感到失意；最终，他回到法国，先是自己开诊所，后在戏院跑龙套，结尾在一家精神病院工作。在一本书中，主角横跨了欧、非、美三大洲，所从事的工作不计其数，遭遇的人也难以胜数，整体的经历与作者塞利纳本人几乎是重叠的，当读者几乎相信这就是塞利纳的自传时，塞利纳却通过大量虚构且夸张的情节否定了这种想法。他始终在创造一种虚构文体，任何非虚构的来源都会被转化为文学性的素材，可以说，《长夜行》的文体本质是虚构对自传性的否定。
对于读者来说，需要有能力区分塞利纳和他笔下的巴尔达米。美国当代重要的小说家菲利普·罗斯对塞利纳推崇备至，他的代表作《波特诺伊的怨诉》明显受到了塞利纳《死缓》的影响。在1984年评论塞利纳时，罗斯说，尽管自己也有犹太背景，但是他完全能够将塞利纳这个人和他的作品区分开，所以，在阅读《长夜行》时，读者可能需要始终自我提醒：我所读到的这个巴尔达米是一个纯然虚构的角色，跟塞利纳这个活生生的人处于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明确小说的本质是什么。
简而言之，小说的本质是虚构，甚至是谎言，它的逻辑与支配现实生活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两套体系。
纳博科夫曾经讲过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在石器时代，有个小男孩出门打猎，回家之后向爸爸妈妈撒谎说“狼来啦”！他的父母当然不相信他，只是结结实实地打了他一顿，可是，纳博科夫却觉得，文学就是从这句谎言里发端的，现实生活里是有狼，可是文学中的狼却永远只能“无中生有”“向壁虚造”——无论它多么像现实生活的狼——这就是虚构对非虚构的否定。另外，纳博科夫在讲述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时，也讲过一个例子，说包法利先生天天睡在自己老婆旁边，怎么就没发现老婆每天晚上都会半夜溜出去和情夫幽会呢？睡眠再好的人，也许都会有偶尔的失眠或者半夜惊醒吧，对此，只能这么解释：读者需要预设小说逻辑不等同于现实逻辑，读者必须接受丈夫从来不会夜醒这个可能。
无论在《长夜行》中主角巴尔达米目睹或做了什么样的事，都不等于塞利纳自己做过，小说中的人物与行为永远都是一种虚构的隐喻。从《长夜行》开始，塞利纳就习惯性地采用了半自传的口吻进行虚构，在他后来创作的《寓言》中，他甚至让叙事者“我”的声音在费迪南·塞利纳、德图什博士（他行医时的职业名）与路易（密友对他的称呼）之间滑动，同时，由这个“我”讲述出来的故事更加充满讽刺性与夸张性，对所谓的真实性不置可否，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读者：请注意，我是在想象与编纂故事，现实事件不过是我未经加工的原材料。
小说中的第二重否定体现在塞利纳对于战争的思考上，在战场上所亲身经历的苦楚使得他对战争充满了憎恨，并以其尖锐的笔调描述了战争对人的全面剥夺，所以，他的基本政治立场是否定战争以及相关的军国主义乃至爱国主义思想的。
在传统的西方文学中，常常能看到对战争的鼓吹与歌颂，最为典型的就是《荷马史诗》。荷马以壮丽的笔触事无巨细地描写了希腊人与特洛伊人持久的鏖战。每一位英雄都会得到诗人的祝福与特权，并不会毫无尊严地胡乱死去，而是充满力量与悲悯地死去，而一个人之所以能被载入史册、歌之颂之，甚至也是因为他会战死，如果英雄真的像奥林匹斯山上的神明一样免于衰老和死亡，那么反而会变得乏味、缺乏意义，毕竟，史诗中的那些神明被人刺伤后，最多涂抹些许神奇的灵药就会恢复，他们没有英雄的肠穿肚烂、肝脑涂地，也没有英雄在和家人告别前的依恋，所以，他们必然缺乏深度与真实感。在荷马笔下，英雄的伟大程度常常与他惨死的程度有关，荷马从不吝惜笔墨书写战死的恐怖，比如英雄阿喀琉斯击杀对手后，对方被“利刃劈中脐旁，肚肠涌溢地上，他长叹一声，黑暗罩住了他的眼睑”。黑暗的死亡带来的不是终结，而是刻在功勋与荣誉榜上的永恒。
在塞利纳的世界中，这种对战争与伤亡的歌颂彻底消失了，他用极为冷漠的笔法否定了传统世界的价值观与意义感。小说中，巴尔达米置身战场时，只感觉到“陷身于二百万挣开锁链、武装到头发丝、充满英雄气概的疯子之中”，当他被密集的子弹所包围时，感到的也只是“无数的死神把我们包围起来”。而且，他目睹了一个不亚于古代世界冷兵器战斗中才会有的死亡场面，那是热衷于作战、比狗还凶猛的上校之死：
起初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原来他给炸飞了，这时侧卧在斜坡上，正好倒在步骑兵的怀里，这信使也死了。他们此刻抱在一起，而且将永远抱在一起，但骑兵已经没了脑袋，脖子上只有一个口子，血从里面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就像锅里用文火煮的果酱一样。
这是极具有画面冲击力的一幕。荷马在描述鏖战冲突时，也喜欢用取自日常生活的比喻，比如将作战的将士形容为集聚的苍蝇，“在牛奶浸湿木桶时，在牧人的牛圈里纷飞”，也许是因为荷马的听众都是手工业者与农民，这些来自生活的比喻反而能让大家在安全的世界里贴切地想象残酷的战场，就像今天的人们大可以窝在家里看恐怖片一样。塞利纳同样是将日常的果酱与反日常的死亡联系在一起，却让读者感到一种冷酷的反讽：死去的人再也不可能享用果酱了，他自己被做成了果酱，对日常的变形挪用深深透露出战争对普通生活的掠夺，战死毫无荣誉可言，只有灰飞烟灭的虚无。从十四岁起，塞利纳就开始质疑军事爱国主义的价值，他在学生时代受到德国学生的霸凌经历，也为他埋下了未来的和平主义的种子，当然，如果没有“一战”的亲身经历，他是不会真正开启他的文学之路的。本书问世后，塞利纳开始被很多人视为人民代言人，他声誉日隆，只可惜，小说中的和平主义与反战思想后来滑入了政治小册子中的仇恨与偏见，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除了否定战争，塞利纳还对二十世纪初依然如火如荼的欧美殖民事业进行了严厉的指控与否定。小说中巴尔达米从战场归来后，历经一番波折，终于决定前往非洲大陆，思来想去，他既没有钱，学业也没有完成，去不了美国，就只能选择等而下之的非洲，他相信自己一定能谋到好差使。非洲部分是小说中最具有异域风情、最浓墨重彩的部分。
西方近代殖民事业开启之后，出现了一大批以海外探险求生为主题的冒险小说，最早可以追溯到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在笛福笔下，海外的殖民地是有待开拓的丰饶之土，那里气候宜人、水草丰茂，只要鲁滨逊足够勤劳便可以依靠地缘优势获得无尽的物质回报，小说中对于农作物牲畜与瓜果的丰收描写数不胜数，这是对殖民活动的想象性美化。但是，十九世纪末出现的一批殖民文学开始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对美好虚饰的戳破。殖民地环境既不宜人，收获的利益也未必丰厚，甚至许多作家都开始怀疑海外扩张与殖民这项事业的正义性。康拉德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出版了重要的《黑暗的心》，将英国海外的殖民地比喻成一颗黑暗的心，人们进入其中便会迷失自我，小说中常年躲在丛林中的库尔茨先生已经丧失了人性，他的居所外面被一圈柱子围起来，每根柱子上都串着一个反叛者的头颅；二十多年后，法国作家纪德从刚果回来后写下了《刚果之行》，对殖民者的盘剥行为毫不遮掩，原住民用几个月辛苦收集橡胶，殖民者却只拿一块绿色手帕作为交换物，这些描写无不激起欧洲左翼的愤怒之情，《长夜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出现的。
一八八○年，法国议会批准成立了四十多家大型殖民公司。塞利纳于一九一六年加入的就是其中一家，他积极参与了法国最新阶段的海外扩张。这时，他碰巧读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更是满怀期待，一如小说中的巴尔达米对非洲“心驰神往”。当然，一开始他只是为了冒险，换个环境以及赚钱，所以，最初写给父母的信中，他还歌颂了非洲的自然风貌，那是一片微风吹拂的土地，千朵白色的小花上洒下一粒粒金色的沙尘……但很快，他发现环境的恶劣程度远远超出想象，而且耳闻目睹的人类恶行更甚于自然的恶劣。所以，小说中的巴尔达米用素描的方式还原了一片残酷原始的大陆形态：那里天气酷热，早上死去的人到晚上还是热乎乎的，因为凉不下来；那里确实有吃有喝，但喝的全是泥浆水，白蚁抢占了人的屋子，连打开一个罐头都得小心翼翼，免得被蚁族发现；巴尔达米吃了一只小鸡后，甚至染上了疫病，昏沉乏力了很久。但比自然环境更为残酷的是，他发现，殖民事业无非还是一群蝼蚁在给老板卖命：
这些招募来的青年，来到热带的非洲，向老板奉献自己的肉体、鲜血、生命和青春，为了每天二十二法郎（还未扣除税款）的工钱而卖命，却仍然心满意足，连被第一千万只蚊子窥伺的最后一粒红细胞也感到满足。
小说中，疾病缠身、放荡不羁的例子比比皆是，所有人的生命都在殖民地被浪费了，大家不是谈论诈骗就是谈论性爱。虽然塞利纳自己在非洲时过着乐观积极的生活，但他笔下的巴尔达米则是万千被殖民事业所腐蚀的人中的一员，整日昏昏欲睡、疫病缠身，满脑子关于性爱的幻想。透过巴尔达米的眼睛去看，殖民地是一块收留欧洲浪荡弃儿的飞地，这其实也是当时许多作家的共同观察：人们认为，只有在帝国本土，一个人才算是活着；在海外，都只能算是漂着。十九世纪以来的许多小说中，被主流社会驱逐的可疑之人几乎都有一个遥远的海外背景，不是印度、澳大利亚，就是南非、南太平洋岛屿……这些散落全球的殖民地通常用来放置文本中的失败者，或者复活新的角色，它们也常常成为小说中的起点、结尾与戏剧性转折的背景。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中，被众人认为一事无成的颓废男主角彼得·沃什也是从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印度回来的。
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塞利纳来说，他对殖民地与殖民生意的否定，还有一个更深的诉求，也即洞察土地之上的人的天性。他发现，人的本性病态、无能，又充满了动物性，小说中，他给出了一个定义式：
总之，生存之所以十分累人，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力气，使自己在二十年、四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都过着理智的生活，而不是保持自己的本色，即邪恶、残忍和荒诞。我们生来就是瘸腿的下等人，却要从早到晚把当超人作为普遍的理想，真是一场噩梦。
对非虚构文体的否定、对战争与殖民事业的否定，最终驱使塞利纳走向了对人性的否定。小说中，几乎读不到什么光辉的事迹与角色，每个人都陷于无可挽救的缺陷之中，每个人都为了满足自己的兽欲，形如困兽之斗。也许正因为如此，小说刻画了浓厚的黑暗：天色总是黑暗的，世界一味在黑暗中旋转，人们会消失在一条路的黑暗尽头，平原上常年笼罩着茫茫黑夜——总之，提及黑夜与黑暗的地方多达百余处，甚至，书名就已经提示着我们，人的一生无非是在这种黑暗与那种黑暗中探索与穿行罢了，哪有什么光明可言。对于人性与人生的悲观预言以及黯淡描画，让许多评论家将塞利纳视为虚无主义的代言人。苏联时期，本书被翻译成俄语，但是审查员对该书进行了一些删减和编辑，高尔基也评价它是“绝望的虚无主义”，现代的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则试图从弗洛伊德的“死亡驱力”“性驱力”等角度解释小说中充斥的肉欲与死亡气息，这些元素可谓充斥全书的核心元素——这里可以插一句，塞利纳很喜欢弗洛伊德的著作，在小说中对精神分析的元素多有借鉴，尤其是在写性欲的部分，但弗洛伊德却不喜欢《长夜行》，竟然正是因为本书“太虚无主义”了。
然而，人们必须正视虚无主义，它可能是现代人精神状态的标志性症候。战争与殖民，正是世界进入现代性阶段后的必然结果。
塞利纳。
传统之中
乍一看《长夜行》，读者大概会觉得耳目一新，它和传统的小说似乎很不同，特别是在修辞方面大胆地采用了口语、俗语乃至脏话，这些洋溢着鲜活生命力的语言快速推动着故事的进展，使得整部小说进入了非凡的加速度之中，在几十页内场景、故事、人物就会得到戏剧性的充分发展，当人们对一桩事件还在瞠目结舌、来不及用理性思考时，裹挟着大量口语的独白又泥沙俱下地催促人奔赴下一个情节之中，此时，由本能带来的情绪反应尚在心中盘桓不去。由此，塞利纳在写给美国评论家米尔顿·欣德斯的信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地铁”隐喻：
我记得在开始创作《长夜行》之前，我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我告诉自己，穿越巴黎（或纽约）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在地面上——开车、骑自行车或步行等——因此你会遭遇一切，可在任意地点驻足，获得从蒙马特到蒙帕纳斯的每一个印象、描述等。然后是另一种方式——乘坐地铁——通过亲密地贴近事物直接到达目的地。但是，如果不给自己的思绪一个旋律优美的转折点——给它们一个可遵循的轨迹——坚决不偏离路线，不惜一切代价不偏离轨道，就无法做到这一点！你必须深入神经系统——深入情感——驻留其间，直到抵达目标。将口语转化为文字并非易事。
其实，这种对于口语以及叙事速度的追求并不是塞利纳的首创，早在中世纪的伟大作家拉伯雷那里，就已经花样百出地玩弄起大量口语乃至猥亵滑稽的表达了。在拉伯雷所生活的年代，主流的话语总是华丽、典雅、整饬的，但是，拉伯雷却对典雅的语言进行了亵渎，他大量采用了从人民生活深处吸取来的词，并且让《巨人传》中的主要角色都染上了怪诞的色彩，他们的肉体性被大大强化，充满了垂直往下直捣地狱的力度，而他们的欢乐也集中在咀嚼、性交、宴饮、分娩、排泄等看起来难登大雅之堂的活动中。小说中，最具有隐喻意味的一个细节就是，一只原本高悬在教堂钟楼里的大钟，被我们的巨人摘下来，挂在自己的马脖子上，听着叮叮当当的，倒也不差，这匹马本是用来驮咸鱼和奶酪的，估计味道也够销魂。这个细节表明了拉伯雷的写作最深处的渴望：通过颠倒一切“高大上”与一本正经的东西，通过引入大量口语及猥亵滑稽的词汇，实现对特权的革命般的解构与嘲弄。
而塞利纳不过将这种技法套上了一个现代社会中极具速度感的隐喻载体：地铁。他的目的，仍然是通过颠倒语言与道德在现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以投出憎恨的一瞥。他的一生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目睹底层人类的生活困境，作为一名在战壕中身负重伤的士兵，一名在非洲殖民地的种植园工作的视察员，以及后来在大萧条时期每天在巴黎贫民窟巡诊的医生，他目睹了普通人被有计划地践踏在脚下，而冷漠的当局却袖手旁观，当然，他同时看到的也有被践踏的人是如何对自己的困境无能为力乃至最终麻木的。所以，俗语与猥亵，成为他发泄愤怒的唯一手段，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了拉伯雷的继承人，他不止一次地为当时尚未被正典化的《巨人传》鸣不平，在一九五七年的一次访谈中，他向拉伯雷的语言献上了颂词：“拉伯雷想要的是一种人人都能使用的语言，一种真正的语言。他想让语言民主化，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他反对索邦大学、学者和所有这一切。他反对一切公认和既定的东西、国王、教会和风格。”
为了呼应拉伯雷，在本书中，一切官方机构制定的道德标准与表达原则都被毫无道德的言行摧毁了，当巴尔达米躺在医院里养伤时，他的母亲前来看望他，他却说自己的母亲：
她见到我时高兴得哭了起来，就像终于找到自己崽子的母狗那样。她以为拥吻我也许能给我很大安慰，不过她在这方面却不如母狗，因为她相信了别人为把我带走而对她说的话。母狗至少只相信自己的感觉。
通过把母亲比喻为母狗，巴尔达米以异常冷酷的口吻宣布了穷人世界里的愚昧：人们被政府愚弄，前往战场送命，然后又被摆布，试图以亲情改善战争带来的创伤。这句话的粗俗与无情，远远超过了加缪在《局外人》中那个著名的开篇：“今天，妈妈死了，我不知道，也许是昨天。”可是，只有极致的冷酷，只有无耻的谩骂，才能揭开世界温情脉脉的面纱，让人看到其下的腐肉与蛆虫。
从广阔的文学史的角度来看，《长夜行》的出现不是偶然，因为在文学与艺术的发展史上，一个必然的规律是：继承永远大于创新，看起来再新颖的文体与风格，都内嵌着传统的余韵。除了在语言与意识形态方面继承了拉伯雷的衣钵之外，小说总体上采用的是在欧洲流传已久的流浪汉小说的体裁，甚至，连流浪汉小说最典型的“双身模式”也得到了沿用和发扬。
流浪汉小说源于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当时的西班牙在卡洛斯一世治下，财富分配极不平均，全国竟然有三分之一的人沦为乞丐与流浪汉，流浪汉小说也应运而生。在西班牙语中，“流浪汉”不是什么好词，指的是违法者、无赖、恶棍、骗子，这群人无所事事，成天偷鸡摸狗，只为填饱肚子。在代表性的流浪汉小说《小癞子》中，主角小癞子为了求生，走马灯式地找主人，一会儿成为教士的用人、一会儿甘做侍从的仆人，可是这些活计依旧只能让他在垂死边缘挣扎，小癞子形容自己饿得“连腿都站不直”，为此，他只能揩油、骗主人、制造假货来贩卖，这些流浪汉的故事似乎透露出一个沉重的真相：人性之恶是走投无路的产物，没有人是天生的坏胚。
流浪汉小说有一个天然优势，主人公不会受到单一的身份与空间的束缚，可以自由地根据情境改变身份，四处游走也为观察大千世界提供了契机。在《长夜行》中，塞利纳正是沿用了传统的流浪汉小说模式，让巴尔达米在一本书中横跨几大洲，遍览不同的风土人情。同样地，在此过程中，巴尔达米从来不想做一个好人，他几乎一有机会便要在法律的边缘试探，而且，他似乎并不像小癞子那样，是因为饥饿不得不去作恶，相反，恶行具有了某种消遣和发泄的意味。小说中，当巴尔达米从战场上来到一户农家时，发现这家人的儿子被刚刚路过的德国兵杀死了，孩子的小小身体正躺在床垫上，这个时候，巴尔达米的第一句不是去安慰这家人的不幸，而是问：“你们能卖给我一瓶酒吗？”将近一九一三年时，巴尔达米到一家商店里去打工，正好碰到了以前的战友，两个人一见面不是畅叙幽情，而是立马决定去敲老板的竹杠……
这些去道德化的描述让读者看到了一个光怪陆离的真实世界，或许也透露出塞利纳对人内在世界的判断，他非常信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相信在体面理性的意识之下，总是隐藏着不可告人、肮脏卑下的潜意识，那么，文学的作用就在于使不可见的东西可见，让藏于人心底的渣滓浮泛而出。这大概也能解释，为什么塞利纳对十六世纪尼德兰地区的画家勃鲁盖尔推崇备至，他后来的情人西莉·安博尔回忆起两人一起去看画展的情形，塞利纳对勃鲁盖尔笔下的畸形人、瘸子、乞丐等非常痴迷。或许，勃鲁盖尔与塞利纳都相信一点：在传统道德退让的地方，反常规的美感才能登台。
值得一提的是，流浪汉小说还有一种“双身模式”，也就是让主角总是与一位朋友结伴同行，两人共同进退，仿佛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当然，这也并不是流浪汉小说首创的结构，熟悉西方文学的人会在很多经典中看到主角结伴而行的描写。比如但丁在《神曲》中，下到地狱之前，遇到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灵魂，在维吉尔的带领下，但丁才成功穿越了地狱，到达炼狱；而在大家更为熟悉的《堂吉诃德》中，堂吉诃德也有一位贴身不离的随从桑丘，每当不切实际的骑士又开始想入非非时，务实精明的桑丘就把他拉回到地面上，这两个形象仿佛一个人身上理想与现实的来回博弈。自然，在《长夜行》中，读者也会接触到一个像幽灵般缠绕在巴尔达米身边的角色：鲁滨逊。
巴尔达米和鲁滨逊最初相识于战场，两个人都想当逃兵，如果说这次相遇还比较合逻辑，那么之后的“偶遇”就匪夷所思了。巴尔达米来到非洲后，发现自己要取代的正是鲁滨逊的职位，在一个狼狈的丛林之夜，鲁滨逊弃他而走，顺便卷走了所有的物资；在美国时，巴尔达米发现此人因伪造证件滞留美国，成为一名看门人。越往后，两个人的相遇就越不可思议，甚至有时候巴尔达米走在路上都会遇到鲁滨逊，只能说，塞利纳是通过一种虚构的传统手段告诉读者：鲁滨逊就是巴尔达米内心的产物，两个人甚至可以“共享”同一个女人。很多时候，鲁滨逊以行动表现的都是巴尔达米自己内心的欲望，比如小说结尾处的高潮，马德隆向鲁滨逊“逼婚”，鲁滨逊咬死不从，最终下场惨淡。而对婚姻的抗拒正是巴尔达米自己的根本态度，他需要女人，但只要女人给他带来的性爱快感，整部小说都在歌颂“屁股”，却对结婚避而不谈，在美国认识妓女莫莉可能是巴尔达米一生中最接近爱的时刻。
这其实也是塞利纳本人的态度。他有过失败的婚姻，一辈子的女友情人没有断过。在他与前妻的离婚诉讼案中，律师找到了一封他写给前妻措辞恶毒的信件作为证据，信中的口吻与鲁滨逊拒绝马德隆的言辞几乎毫无二致：
至于我，我不可能和一个人生活在一起——我不想把你拖在我身后哭哭啼啼、凄凄惨惨，你让我厌烦，就这样——别抓着我不放。我宁愿自杀，也不愿继续和你生活在一起——我想让你知道这一点——不要再用依恋、温柔来打扰我，还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安排你的生活吧。我想一个人，一个人，不被支配，不被监护，不被爱，自由自在。我讨厌婚姻，我憎恶婚姻，我唾弃婚姻；婚姻对我来说就像一座我会死在其中的监狱。
对婚姻的恐惧背后可能暗含着更为广阔的恐惧，也就是对资产阶级现代家庭生活方式的恐惧，塞利纳的父母已经这样过了一辈子，到他这里，必须终止。因为他发现，现代生活体面的外表之下可能是一个巨大的空洞，每个现代人都通过维护外表正常和妥帖的生活掩盖了这个空洞。几乎没有人敢站出来承认内心的仓皇与无助，贫乏与无聊。正是对现代人生活与精神状态的观察，使得塞利纳加入了一个近代最为核心的文学传统：现代生活的意义感瓦解后，人成了“空心人”。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发生了人类史上一次巨大的认识论变革。几乎就是在这一百年间，传统的价值观、意义来源、生活方式、道德体系、信仰系统全部遭遇了瓦解。人们无法再说服自己仅仅信奉上帝就足以内心安稳地度过此生，何况，在一个连上帝都已经死了的年代，内心的神坛早已变成空虚之地。没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会比二十世纪以来的文学传达过更多的颓废、消极、痛苦、放纵、麻木的情绪，它们纷纷涌进了这块空虚之地。美国作家T.S.艾略特在写于一九二五年的诗作《空心人》中，比出版于一九三二年的《长夜行》更早地预告了现代人内心世界的根本状态，而且，诗人预言道，整个世界将会在“一声抽泣”中走向终结，全诗充满了悲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氛；同一时代的詹姆斯·乔伊斯的名作《尤利西斯》中，全部的笔力也只涌向了一些乏味的都市男女平庸的一天……
在《长夜行》中，巴尔达米对现代生活最精准的观察集中于他的美国之行部分。塞利纳一九二六年随国际联盟卫生署出访美国，他率领一个由八名拉丁美洲医生组成的代表团，对北美洲（从路易斯安那州到加拿大）的公共卫生进行实况调查，此时，正值美国现代工业化生产如火如荼的时期，所以他也来到福特工厂参观，并写下了详细的观察报告。他的主要任务是评估工人的健康与卫生状况，但工人们的身体状况促使他对机器本身有了思考，他发现，在福特公司这样的现代化工厂中，机器比人重要，机器也优于人，人类远逊于他们所使用的设备，甚至，人类会被机器吞噬。其实，从卓别林到麦尔维尔，从电影到文学，二十世纪初的艺术文化几乎在同一时间发现了机械自动化生产对人的异化。小说中的巴尔达米为了讨生活，加入福特公司干活，那里环境恶劣，把人当成“黑猩猩”，一切都被工具化了。不难想象，在这样推崇技术与机器的时代，人怎么可能不会被掏空呢？
纵观《长夜行》全书，塞利纳涉及了繁复的主题和叙事技法，但对于每一个主题的渲染、每一种技巧的运用，几乎都是灰色和阴暗的，然而，成熟的读者应该具备一种基础的阅读伦理：推迟与搁置三观审判，尽可能感受作家传递的理性与审美的冲击（虽然它们常常会戴上非理性与丑陋的面具），最后实现更深层次的理解——对作家、对作品，也对自己。
原文作者/张秋子
摘编/张进
编辑/张进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