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0年8月31日,援藏干部周述武带着20份绝密文件、3支枪与一位女翻译,仓皇叛逃印度。周述武叛国投敌,一时间成了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共产党的“口实”。

28年后,贫困潦倒,奄奄一息的周述武把第二任妻子张顺娇叫到身边,留下遗言,等他死了以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回老家京山。

周述武叛逃

西藏平叛后,一批年轻的援藏干部跋山涉水到达了日喀则,其中就有当年37岁的周述武。不久,周述武被分配担任江孜县中共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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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湖北省京山县人,苦孩子出身。刘邓大军解放了鄂西山区以后,周述武作为“贫农团”骨干,积极参加土改斗争,之后又作为骨干民兵,勇敢地配合解放军参加了清剿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斗争。

由于表现突出,周述武被吸收入党,并被选拔当了乡政府武装干部。话说,周述武是作为优秀基层干部,被选调援藏的。当时,他只身进藏,妻子周德芳和长女周启秀、长子周启祥还留在湖北老家。

1960年春节前夕,江孜县召开民主改革工作总结大会。在会上,周述武因“讲错”了一句话而备受冷落。会后,周述武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接受停职检查。3个月后,周述武被调任江孜地区农牧局局长。不久,周述武又被派去担任土改工作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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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上级给他安排了一个名叫丹珠的藏族女翻译。就在周述武消沉之际,丹珠给他带来个“喜讯”。由丹珠主动联系并进行动员,当地一位有影响的上层僧侣答应接受民主改革条件,解放农奴,平分土地。

周述武听后挺高兴的,几次由丹珠引导走进这位僧侣豪华的寺院经堂。谈话期间,周述武接受了这个僧侣“赠送”的一块金表。当事情公开后,有的人当场指责周述武犯了立场错误,土改工作不是依靠贫苦藏民,而是和“反动”上层串通一气。还有的人暗示周述武和丹珠关系暧昧,丧失了党员应有的作风。

不久,周述武接到上级通知,让他马上到地委去汇报工作。周述武很害怕,便以整理材料为名,硬是拖着没有动身。当上级又来电话催促时,周述武顿感走投无路,死期临头。这时,丹珠悄悄告诉周述武,那位僧侣愿意在他赶赴地委的途中帮他脱身,并助他远走印度,并由丹珠转赠30两黄金以备临时之需。

为了“逼”周述武走,丹珠说,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和教导员已经和她了解了周述武收受金表等情况,他随时有可能被武力扣留。接着,丹珠表示,她在印度有一些有钱的亲戚,到了那里根本不用犯愁。另外,她愿意陪周述武度过余生。

不久,印度、美国和台湾地区的不少报纸,刊登了周述武的大幅照片,把他称为冲破共产党“铁幕”投奔“自由世界”的“英雄”。但丹珠并没有与周述武结婚,反而骗走了他大半黄金,后来就没再露过面了。

1962年3月,西藏平叛胜利结束。同年10月20日,对印自卫反击战爆发,一个月后,印度惨败落幕。随后,被打乖的印度表示愿意和我国维护睦邻友好的关系。一时间,周述武成了无人问津的“政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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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他乡,举目无亲。周述武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生活毫无保障。那时,他多想回到祖国,回到亲人的身边。但他终需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承担相应的后果。此后的日子里,只要一遇到华人,周述武就倍感亲切。有时他还会给华人商店做临时工,不要任何报酬。

为此,周述武结交了不少的华人朋友,并在华人居住集中的地区租了一辆人力车,开始做起了批发转卖馒头、面条这类小本生意。五六年后,周述武在一些华人的帮助下,开了一间小饭馆。而此时的他,已经是快五十岁的人了。

周述武留下遗嘱,一定要把他的骨灰送回京山

在印度开的小饭馆,本小利微,可周述武仍五更开门,夜半才打烊。这个小地方是他的生活所依,更是他的精神家园。只有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饭馆里,才能暂时地忘掉一切。

1973年初,51岁的周述武,在华人朋友的撮合下,与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为了夫妻。数年过去了,张顺娇的肚子始终没动静。后来,周述武在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先后抱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4岁的女孩,取名为“周添俊”,2岁的男孩,取名为“周添元”。

两个娃的加入,虽然给周述武带来一些欢愉,但更多的是生活上的负担。与此同时,妻子张顺娇患有严重的肥胖症,基本没有劳动能力。于是,养家糊口的全部重担,都压在了周述武一人身上。只两三年的时间,日夜操劳的周述武终究是病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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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周述武夫妻只好把饭馆租给别人经营,每月靠收取的1千卢比租金,供一家四口生活。而周述武打针吃药的钱,只好东挪西借。后来,为了还债,夫妻俩不得不把经营多年的小饭馆卖掉,搬到了一间偏远的小屋子。

1986年初,一位回国探亲归来的华侨,来到周述武的病榻前,和他讲了祖国现行政策很好,对周这样曾与党和政府为敌的人,只要改过自新,可以既往不咎。听到这个喜讯的周述武,情绪高涨,病情也逐步开始好转。

当晚,周述武拖着病体给湖北省京山县政府写了一封认罪悔过信,陈述了当年自己所犯的错误,以及表达了自己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信末,周述武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允许他回国定居。

周述武的信,引起了京山县委,以及上级部门的重视。不久,京山县侨务办公室给周述武写了回信,向他宣传我党“既往不咎,来去自由”的政策,同意并欢迎他回京山定居。周述武接到信后,激动不已。之后,周述武便连续写了数封信,并与亲人取得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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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周述武得知自己的原配妻子周德芳,因突发脑溢血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现已全部成家,生活富足。这一悲一喜的刺激,令周述武的病情突然急转直下。

1988年2月,周述武知晓自己已时日不多了,便把张顺娇叫到跟前。他说:“我生不能回家向党和政府当面认罪,死后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送回京山,遂我平生之愿。”说完后,周述武就死了。

同年6月14日,在几位华人朋友的帮助下,张顺娇和11岁的养子周添元一起带着周述武的骨灰,从印度直飞北京。4天后,张顺娇和养子到了周述武的老家京山。

到了地方后,张顺娇已身无分文了。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京山县县委、县政府很快为他们办好了转商品粮户口的一切手续。对于周添元,组织也作了安排,将他送进镇里的一所小学读书。上学的费用全免,并且每月还给他们母子100元的专款生活补助费。

8年后,周添元完成了学业。此时的他已经长大成人了,被安排在京山钙塑厂正式上班。张顺娇和周添元没有想过这样的结果,他们对党很是感激。后来,周添元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别人从国外回来,可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我们回来只添麻烦,政府还这样对待我们,为个啥?以前听《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从没当回事。现在我才晓得爸爸总想着回国,他是在有了切肤之痛后,更真切地体会到:只有祖国母亲的怀抱最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