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时值高考志愿填报季，不同家庭背景的考生在志愿填报，乃至更早时期的高考选科时，关于学校、专业和发展路径的选择，因家庭文化资本、成功路径和价值判断的不同，而通往不同的方向，其中有悬殊颇大的“信息差”的影响，亦有家庭路径依赖及经验判断的习惯。这些家庭背景因素，对考生学业选择，乃至人生道路的影响，不容小觑。
今天，分享原载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主办的《中国考试》2024年第6期上的研究文章《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新高考选科的影响机制研究》，以期对此问题的探索、思考和相关决策有所助益。
研究结果显示，作为家庭背景的重要指标之一，家庭文化资本不仅会直接影响学生的高考选科结果，而且会通过影响学生的选科动机间接影响选科决定。优势阶层的父母可以利用自身的大学经历帮助子女进行升学准备，而弱势阶层父母对于高等教育升学体系的陌生则可能导致其子女在升学道路上的孤军奋战。
作 者
陈枫，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博士研究生
李传宗，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提出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新一轮高考综合改革正式启动[1]。新高考采用“3+3”和“3+1+2”两种科目选考模式，选考制成为本轮高考改革的突出亮点。为进一步规范考生的科目选择，保障选考制顺利实施，教育部于2018年至2021年先后出台了三版《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以下简称《选科指引》），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科目选择与专业、院校报考乃至职业生涯规划等重要的人生选择联系起来。
选科制在给予学生更大选择权利的同时，也对学生的选择能力和生涯规划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高中阶段的科目选择将在相当程度上为学生的未来发展确定基本方向，但高中学生还处于未成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对自己的专业兴趣尚未形成稳定的认知，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也普遍缺乏清晰规划。家庭作为影响学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高考选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其中家庭文化资本在父母影响子女学业表现和教育选择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在新高考选科制的背景下，家庭文化资本如何对学生的教育选择产生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高考改革又应该如何理解和应对这些影响，都是亟待讨论的问题。通过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占有量不同的高中学生在选考科目、选科组合、选科动机等方面的差异，尝试探析高考选科过程中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机制，以期为完善高考改革政策特别是选科制度的设置和实施提供更多实证依据。
二、研究基础
（一）家庭文化资本与教育选择
法国学者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将资本划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三种主要形式，不同类型的资本需要在特定的、拥有自身逻辑和规律的场域内发挥作用[3]107。在三种资本中，文化资本对教育投资和其他社会生活而言具有支配性和优先决定性，而控制文化资本的生产、传递和转换的则主要是教育系统[4]。具体而言，教育系统通过教学活动生产或灌输特定的惯习，引导学生形成部分或全部相同的认识、思维、评价和行动模式[5]，这种模式可以在教育行动终止后长期存在。以高等教育为例，高等教育追求的是高深知识，其本质是培养出理性的人，使其具有审慎、克制、关注利益等品质[6-7]。因此，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获得成功的个体也常常在各类情境中做出相似的选择并表现出谨慎、理性、善于取舍和注重收益等特点。
在社会生活中，不同的教育经历和学历影响着个体的文化资本占有量，不仅会造成其社会关系、职业路径、行为习惯等方面的不同，还会对其子女的教育选择和学业表现产生影响。这种影响呈现出立体桥般的复杂路径，父母除了对子女升学、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等方面提供直接的指导与支持，还会通过日常对话和闲暇活动等途径潜移默化地传递价值和情绪[8]。相关实证研究也表明，家庭背景主要通过资源和偏好两种逻辑影响子女的教育选择[9]。家庭文化资本一方面有助于促进高中家长参与大学准备，为子女提供更多的升学信息支持[10]；另一方面也能够经由家长的数理化科目理念和高等教育期望等影响子女的教育选择动机和选择偏好[11]。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家庭文化资本分层的关键节点。有研究发现，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通常不能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一样以理性科学的方式教育和引导孩子[12]，这导致家庭文化资本不足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因不懂“游戏规则”而难以做出有利决策[13]。此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在教育子女时主要采取权威型教养模式，既尊重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性，又通过说服和塑造孩子的价值观达到影响孩子选择的结果[14]，这种教养模式也会对子女教育选择的动机和结果等产生重要影响。
有实证研究考察了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升学规划、高考志愿填报和大学专业选择等方面的显著性影响[9, 15-16]。针对新高考背景下高中学生选科的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家庭文化资本在教育选择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例如，禹薇和胡中锋的研究表明，家庭文化传统是影响学生选科的重要因素之一[17]；刘海峰等调查发现，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高考选科时存在更多顾虑[18]；方芳和钟秉林的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偏高的学生表现出了更强的理科偏好，反之则表现出更强的文科偏好[2]；而与之相反，张建珍和梁晓雨则发现，家庭文化资本对地理、历史等文科科目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物理、化学等理科科目的选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11]。
此外，部分实证研究初步探讨了家庭文化资本影响学生教育选择的作用机制。例如，杨秀芹等调查发现，优势家庭的学生在高考志愿填报等教育选择过程中表现得更加积极和理性[16]。就高考选科而言，有研究显示，七成以上的学生主要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考试科目[19]，说明学生拥有较高的选择自主权。周建华等也发现，新高考有效促进了学生选科过程的自主性[20]。这意味着学生个体的主观意愿和选科理念直接影响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选科结果，家庭背景对高考选科的干预主要通过影响学生的选课动机等实现。然而，不同研究关于家庭文化资本影响学生教育选择动机的结论存在差异。例如，袁旦和方萌萌的研究发现，父亲学历更高的学生在选科过程中偏重兴趣和情感的内部动机更强烈[21]；而郭孟超等则认为，中国学生的教育选择仍是以就业等功利导向为主、兴趣等情感导向为辅[22]；方芳和钟秉林以及阳韬的调查研究均发现，优势家庭学生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回报率更高的理科学科和专业[2, 23]。
总体看来，布迪厄的理论揭示了文化资本经由家庭和个体的教育选择实现文化再生产的机制。目前，相关研究初步证实了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高考选科的影响，但在选科偏好等方面并未形成一致意见，其影响机制也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
（二）核心概念界定
1. 家庭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主要以三种形式呈现，即具身化的形式（以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存在）、客观的形式（以文化商品的形式存在）、制度的形式（以学历文凭等形式存在）[3]109。在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占有量时，有学者尝试考察家长每天的读书时长、父母教育期望、家庭藏书量、父母学历等指标对家庭文化资本进行综合测量[24]。其中，以学历为直观体现的制度化文化资本借助国家公信力获得了较强的社会公认，是更加客观、稳定、易获得和可直接作比较的指标，常用于测量和反映家庭文化资本。此外，考虑到选科决策直接关涉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而父母是否具备高考的成功经验、是否熟悉高等教育的规则、是否能为学生提供经验指导和信息补充等是家庭文化资本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关键环节。因此，本研究以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作为衡量和划分家庭文化资本的参照指标。
2. 选科动机
本研究的选科动机指学生选择选考科目的原因和动力。在设计问卷和分析数据的过程中，将选科动机划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两种类型。其中，内部动机主要包括对学科感兴趣、喜爱老师的授课风格等与个人情感偏好有直接关系的动机；外部动机主要指依赖优势学科、争取更多的专业选择空间、获得更高的经济回报等最终导向为成绩、就业、个人发展等带有功利结果的动机。
3. 选科结果
为解决科目选考制背景下物理遇冷等问题，《选科指引》等政策文件释放出明显的鼓励和引导选考物理、化学等与科学发展密切相关的基础学科的政策信号。根据《选科指引》的要求，选考物理科目可以报考97%以上的本科专业类型，选考化学科目可报考88%左右的本科专业，其中62%的专业大类都要求“物理+化学”的选科组合[18, 25]。然而，已经有研究证明，相关举措在有效解决了物理选科遇冷问题的同时，又衍生出化学弃考的倾向[26-27]。前期研究对学生选科情况的数据分析结果也发现，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是否选考物理上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相较于政策导向信号最为强烈、受到关注度和讨论度最高的物理，不少学生并未准确捕捉到政策导向对化学科目的重视，尤其是在“3+1+2”选科模式下，作为首选科目的物理使得课程难度同样不小的化学面临着更大的挤出压力[28]。因此，是否选择化学科目更有可能体现出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获取信息质量差异和感知政策导向能力的差异。基于此，本研究将化学科目的选科情况和选考科目组合的选择情况作为选课结果。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研究团队在2023年6月针对第三批实施高考综合改革的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北、湖南、广东、重庆8省市开展的抽样调查。在每个省市选取省会城市优质高中、地市优质高中、县域优质高中、城区普通高中、县域普通高中各两所作为样本学校，面向高一、高二、高三的学生发放线上调查问卷，问卷主要包含学生个人及家庭情况、选科情况和选科动机等方面的内容。在剔除不符合要求的无效样本后，本次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41936份。鉴于部分高中将选科时间定为高二上学期，其高一学生尚未确定选考科目，为了更好地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对选科的影响，本研究筛选出完整汇报了首选科目、两门再选科目等内容的33309份样本作为分析对象。
（二）研究假设
借助理论和文献梳理，可以发现不同文化资本的父母倾向于借助家庭教育将自身的感知、思维和行为图式等惯习传递给子女，从而影响子女的教育期望与教育选择，相关调查研究也发现家庭文化资本是影响学生高考选科等教育选择的重要因素[11, 18]。此外，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指出，家庭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影响孩子的惯习培养来发挥作用，即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能够将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形成的理性、审慎、利益导向等品质通过家庭教育传递给子女，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塑造学生在选科、报考志愿等教育选择过程中权衡利弊、看重发展和收益、进行理性选择的意识。据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影响学生的高考选科结果；
研究假设2：家庭文化资本显著影响学生的高考选科动机；
研究假设2a：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外部选科动机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2b：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的内部选科动机存在显著影响；
研究假设3：选科动机在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考选科结果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3a：内部选科动机在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考选科结果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研究假设3b：外部选科动机在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考选科结果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本研究希望通过考察家庭文化资本不同的学生在选科动机、选科结果等方面的差异，呈现新高考背景下家庭文化资本影响学生高考选科的作用机制，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三）变量说明
1. 因变量：学生选科情况
本研究从两方面考察高中学生的选科情况。第一，化学科目的选择情况，使用虚拟变量来表征，选考化学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第二，考试科目组合的选择情况，“3+1+2”选科模式下共有12种选考科目组合，将选考物理、化学、生物组合定义为“传统理科组合”，将选考历史、政治、地理组合定义为“传统文科组合”，将其他10种选考科目组合定义为“文理交叉组合”[2]。
2. 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
本研究使用父亲和母亲二人中最高的学历水平表征家庭文化资本，大学专科及以上定义为“高家庭文化资本”，取值为1，大学专科以下定义为“低家庭文化资本”，取值为0。
3. 中介变量：选科动机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为选科动机。问卷涵盖高中学生选考各门科目时的多种考量，包括“喜欢该科目”“喜欢该科目老师的上课风格”“该科目是我的优势学科”“考虑到将来志愿选择面广”“考虑到以后的就业和发展”五个观测题项，前两个题项划分为“内部选科动机”，后三个题项划分为“外部选科动机”。每名学生选考三个科目，因此每种考量被选择次数的取值范围介于0~3，将观测题项的均值视为学生选科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的强烈程度[29]。
4. 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控制变量包括三项，均使用虚拟变量。第一，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和年级。第二，家庭背景，包括城乡背景，使用户籍所在地表征；家庭经济资本使用家庭年收入表征，超过10万元定义为“高经济资本家庭”，反之为“低经济资本家庭”；家庭社会资本使用父母的职业类型表征，父母至少有一人为管理技术人员时定义为“高社会资本家庭”，反之为“低社会资本家庭”[30]。第三，学校背景，将省会城市优质高中和地市优质高中定义为“优质高中”，将城区普通高中和县域高中定义为“非优质高中”。
5. 其他变量
本研究还有三个其他变量。第一，对新高考科目选考政策是否了解，采用虚拟变量，了解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第二，新高考政策了解渠道数量，使用多选题“您主要通过哪些渠道了解新高考政策”的汇报数目表征，包括“与老师交流”“学校组织的专题宣讲会”“教育厅、考试院等官方网站”等共计7个渠道。第三，选科主导者，即在学生做出选考科目决定过程中影响最大的人，包括自己、老师、家长、其他四类群体。
（四）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23.0对数据进行清理和分析。数据分析主要包括三个部分：1）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差异性统计分析8省市高中学生选科的基本情况及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学生的差异。2）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和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家庭文化资本对高中学生选科的影响。3）采用温忠麟和叶宝娟以及方杰等提出的逐步法进一步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影响高中学生选科的作用机制[31-32]。
四、研究结果
（一）高中学生选科的基本情况
高中学生各科目选考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可以看到，就首选科目而言，随着第三批高考改革省份科目选考模式的调整和《选科指引》等政策的出台，物理选考“遇冷”现象已得到扭转，物理选科比例超过了70%且随年级降低呈现出缓慢上升的趋势。与此相对应，历史选考比例不足30%，在6门选考科目中占比最低，面临“遇冷”风险，值得进一步关注。就再选科目而言，各科选考比例总体呈现出了较为稳定的格局，化学和生物选考比例接近60%，地理选考比例为45%左右，政治选考比例不足40%。分年级来看，2020级、2021级和2022级学生选考物理和化学（传统理科）的比例呈逐渐上升趋势，选考历史和地理（传统文科）的比例则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出现这种现象，一方面可能是政策导向影响下学科地位分化的结果，即随着时间的推移，《选科指引》等政策的影响力逐年扩大，新入学高中学生认识到选考物理、化学等传统理科意味着更多的专业选择机会和更广泛的就业机会[18]，于是越来越倾向于选择物理、化学等科目。另一方面可能是学生根据个人学习情况调整选科策略的结果。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对各科的学习难度、竞争程度以及自己的学科兴趣等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会不断调整自己的选科策略，以保证学习精力的有效分配并争取更大的竞争优势。
高中学生选考科目组合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从全体情况来看，科目组合选择比例由高到低分别为文理交叉组合（44.7%）、传统理科组合（35.8%）和传统文科组合（19.5%）。文理交叉组合的选择比例接近半数，体现了新高考突破传统文理分科限制，增加学生选择，促进文理融通，引导学生全面发展的特点[33]。从年级来看，2020级、2021级和2022级学生选择传统理科组合和传统文科组合的比例均逐年上升，选择文理交叉组合的比例则逐年下降，这与基于浙江等前期实施新高考改革省份的研究结果不同[2]，显示当前“3+1+2”选科模式在选科组合方面出现向“大文大理”回归的趋势。
（二）不同家庭文化资本学生的组间差异
通过卡方检验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高中学生在相关变量上所呈现的组间差异，汇总结果如表3所示。从选科情况来看，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化学科目选择和选科组合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选择化学和传统文理组合尤其是传统理科组合的比例显著更高。从学校类型来看，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的高中教育获得存在显著性差异，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就读于优质高中的比例显著更高，而优质高中能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生涯教育资源和大学专业、职业发展等信息资源。此外，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不仅对科目选考政策的了解比例显著更高，而且新高考政策的了解渠道也更为丰富，达到3.18条，显著高于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M=2.81）。从选科主导者方面看，父母在高家庭文化资本学生选择科目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的参考来源则比较分散。由此可见，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面对高考选科时所能获取的决策信息无论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三）家庭文化资本对高中学生选科的影响与作用机制
家庭文化资本对高中学生化学科目选择和科目组合选择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分析结果见表4。模型A3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因素和学校背景因素的基础上，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影响高中学生的化学选科情况，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化学；模型B3的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等因素的基础上，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影响高中学生对科目组合的选择，相较于文理交叉组合，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理科组合和传统文科组合，研究假设1成立。
模型1和模型2分别以内部选科动机和外部选科动机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人基本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等因素后，家庭文化资本能够显著影响选科的内部选科动机和外部选科动机，研究假设2成立。同时，高家庭文化资本学生的内部选科动机显著更弱而外部选科动机显著更强，表明研究假设2a和研究假设2b同样成立。
模型A4和模型A5以化学选科结果为被解释变量，在模型A3的基础上分别纳入了中介变量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个体、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等因素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都对化学选科结果具有显著性影响，内部动机对选择化学具有抑制性作用而外部动机对选择化学具有促进作用。与模型A3相比，模型A4和A5的Nagelkerke R2上升，表明纳入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后模型的解释力度增强；家庭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表明内部选科动机和外部选科动机均在家庭文化资本影响化学选科结果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即家庭文化资本通过抑制内部动机和促进外部动机而影响是否选考化学，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倾向于选考化学。这表明在以化学选科结果为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假设3、3a、3b均成立。
与之相应，模型B4和模型B5以科目组合选择结果为被解释变量，在模型B3的基础上分别纳入内部选科动机和外部选科动机作为中介变量。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体、家庭背景和学校背景等因素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对科目组合选择结果具有显著性影响。相较于文理交叉组合而言，内部选科动机越强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传统文科组合而不选传统理科组合；外部动机恰恰相反，与文理交叉组合相比，外部选科动机越强的学生越倾向于选择传统理科组合而不选传统文科组合。与模型B3相比，模型B4和B5的Nagelkerke R2上升，可见纳入内部动机或外部动机后模型的解释力度增强，家庭文化资本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表明选科动机在家庭文化资本影响学生科目组合选择中起中介作用，家庭文化资本通过抑制内部选科动机和促进外部选科动机而使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理科组合，而不选择传统文科组合。这表明在以科目组合选择结果为解释变量的情况下，研究假设3、3a、3b仍然成立。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分析家庭文化资本在学生高考选科中的影响机制，本研究发现，家庭文化资本不仅对学生的高考选科结果具有直接影响，而且可以通过促进学生的外部选科动机和抑制学生的内部选科动机来对选科结果产生间接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相较于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具有收集信息的意识并能够准确把握政策导向，更具有主动选择的意识并倾向于进行理性的选择，更具有进行长远规划的意识并容易养成复制成功经验的路径依赖。家庭文化资本在促使学生积极追求学业成功的同时，也削弱了他们的内在动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未来的学业表现。为减少家庭文化资本在选科过程中对学生造成不利影响，必须从教师、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等方面进行社会资源的补充、指导和监督，为不同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一）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的信息优势
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收集信息方面有明显优势，因此在进行教育选择时能够更敏感地把握政策导向。高家庭文化资本学生的信息优势体现在他们不仅对高考政策的了解渠道更加丰富，而且接收的信息质量也更高。《选科指引》对化学科目的支持力度虽不如物理明显，但相较于其他科目，也给学生的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带来了更多的优势。然而，国家强调和重视化学的政策导向并未像物理学科一样产生同样力度的引导作用。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不仅拥有更多进入优质高中的机会，从而获得学校所提供的丰富的生涯指导资源和权威的政策内容解读，文化资本充足的家长也能为其筛选和传递更加多元且经过审慎分析的信息。这种信息渠道和信息质量的双重优势有助于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实现对政策导向的灵敏感知、准确把握，同时也为其进行更加科学的信息处理和更加理性的教育选择提供支持。
然而，化学选科的结果也提醒我们，在网络信息发达和学校宣传等社会资源的补充之外，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在进行教育选择时仍然面对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34]。正如本研究的分析结果显示，低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进入优质高中就读的比例较低，且家庭不能为其带来有效的文化资本补充，亟须学校教育或公共网络资源在选科和升学的信息支持方面发挥补偿效应。
（二）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的理性选择
家庭文化资本不仅加强了学生的选科动机，而且对于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相较于学科兴趣、个人喜好等内部动机，家庭文化资本更加丰富的学生在进行高考科目选择时更加重视对未来志愿选择范围和职业发展方向等现实因素的考虑。不同动机影响下的教育选择看似只对学生的高考选科结果和高中学习体验产生影响，但从个人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选择体现出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对父辈惯习的继承以及充分利用信息资源优势、主动把握个人未来并进行长远规划的意识。这种选择逻辑同样会在学生未来的多种人生选择中左右发展结果，从而帮助其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获取资本优势，实现文化资本的再生产。
文化资本浓缩着行动者的社会阶层、思维模式、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35]，而高考选科的动机和结果便是学生及其父母思维认知和行为倾向的集中体现。对于高文化资本的家庭和学生而言，看重未来发展收益而进行的科目选择能保证其家庭优势的稳妥传承和积累，本无可厚非。然而，这种忽视个体兴趣和自我实现目标的教育选择却也可能导致学生在进入大学后失去学习动力、付出较大的试错代价等弊端[36]，为个人的长期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风险。此外，这种功利导向选择动机的累积也不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不同学科的健康良性发展。
（三）家庭文化资本与学生的路径依赖
对于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而言，父母的高考经历和高等教育经历能够为其提供直接的参考经验，这种具身化的教育经验有助于指导学生进行更长远的规划，但也容易使其过于看重父母的成功经验从而形成路径依赖。优势阶层的父母可以利用自身的大学经历帮助子女进行升学准备，而弱势阶层父母对于高等教育升学体系的陌生则可能导致其子女在升学道路上的孤军奋战[37]。以选科组合为例，结果显示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的理科和文科组合。高家庭文化资本的父母自身大多经过“大文大理”的高考模式进入大学，其子女也更倾向于做出类似的选择。这种按照一定的资源条件和过去经验所形成的最可能成功的行为模式使学生更容易形成依靠父母经验来规划未来的路径依赖[3]104。换言之，正是由于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清楚地知道选择传统科目组合后会经历和面对什么，所以更有把握在做出选择后复制父母的成功经验。此外，在《选科指引》的影响下，许多专业的选考科目限制组合均为“物理+化学”，高家庭文化资本的学生和家长基于政策敏感性和对未来发展优势的审慎判断也更倾向于选择传统理科组合。然而，对父母成功教育经历的复制看似向学生许诺了一个相对平稳和可控的未来，但由此形成的路径依赖也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不仅与鼓励学生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和实施选科制以促进文理贯通及学科融合的高考改革目标不符，还可能导致削足适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学生更多的发展可能。
我国的教育公平政策在坚持平等这一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承认文化资本的积累性特征[38]，因此，在探索新高考的未来改革方向时，不能也不应完全革除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学生学业表现和教育选择的影响作用，而是应该在充分理解其影响机制的基础上，善加关注和引导，确保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学生高考选科和未来发展的影响范围合理可控，并继续促进高考改革在人才科学选拔和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略。
中国教育在线授权转载自： 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公众号“中国考试”
原文出处：陈枫, 李传宗. 家庭文化资本对学生新高考选科的影响机制研究[J]. 中国考试, 2024(6): 10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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