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什么从二十四层楼一跃而下——刘新宪谈急性哀伤风险与干预|丧亲者|刘新宪|创伤|孤独|自杀

不知还有多少人记得这则新闻：2023年5月，武汉市某小学一年级谭同学被老师在校内驾车撞伤致死，两天后，其母杨女士在居住的小区内坠楼身亡。

中国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死亡，从而有着巨大的丧亲群体。该如何合理进行哀伤干预，是心理咨询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今天刘新宪老师的文章，从风险、反应、干预等多个角度，为读者提供了他对于哀伤风险干预的看法。（文末附儿童青少年复杂哀伤问卷（ICG-RC）。）

*文章作者：刘新宪（美）

*文章来源：哀伤疗愈之家

*转载已获原作者授权，部分文字有删改

一年多前，有这样一个新闻：一个小学生在学校被一位老师的汽车意外碾压至死，几天后，这位孩子年轻的母亲从自家二十四层楼上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接连失去挚亲家人的父亲正被极度的哀伤和绝望吞噬。

这场惨烈的死亡事件向我们提示了什么？我们应该和能够做些什么来降低这种悲剧发生的风险？

创伤性丧亲者的风险

创伤性哀伤来自于创伤性丧亲事件，即丧亲事件具有突发性、意外性。它往往还涉及到自杀、暴力、刻意伤害、谋杀、突发性、自然灾难、工伤事故、疫情、惨烈的死亡经历、逝者临终经历了巨大痛苦，遗体受到破坏等，父母失去子女以及未成年子女失去父母等。 (刘新宪, 2023)。

创伤性丧亲与其他丧亲事件相比，它对丧亲者的伤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往往会同时引发哀伤与创伤，由于这双重因素的相互影响，会导致更强烈更持久无法言述的巨大痛苦，以及很高的风险罹患延长哀伤障碍、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他心理疾病。

创伤性哀伤如同黑洞般的痛苦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尚无法将它真正地表述出来。相关题材的电影、小说充其量只能表现出其冰山一角。杨女士的经历在以上列出的有代表性的创伤性丧亲例子中，一人同时占据了多条：

1、失去了年幼的独生儿子；

2、死亡事件是突发和意外的；

3、死亡方式极为惨烈，孩子的头部遭到碾压，死后遗体被车子拖拽；

4、遗容已经“面目全非“。

这么多创伤性丧亲事件特征同时压到了一位年轻母亲的身上，其彻骨锥心的痛苦是何其之深重。

大量学术研究早已揭示强烈的哀伤反应会导致自杀意愿(suicidal ideation) (Stroebe, Stroebe, & Abakoumkin, 2005)，而创伤性丧亲会使这种风险增高 (Prigerson, et al., 1999)。

急性哀伤期的风险

急性哀伤的概念最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被提出。林德曼是第一个对“急性哀伤”做系统研究的哀伤学者。1942年波士顿夜总会“椰树林酒吧”火灾导致了492人死亡的惨剧。通过对死者家属的哀伤研究，他提出了丧亲初期的“急性哀伤”可能引发抑郁症、自杀，以及“病理性哀伤”。(Lindemann, 1944)

2022年美国精神医学会出版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冊 - 第五版修订版》(DSM-5-TR)以及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都将“病理性哀伤”正式定义为“延长哀伤障碍”。林德曼认为“急性哀伤”是有可能通过专业干预，转变为正常哀伤，即丧亲者可以在丧亲事件之后逐渐适应新的逝者已逝的生活。

急性哀伤通常发生在经历丧亲事件的前半年到一年，尤其在前几周或几月内其症状尤为显著。如果丧亲事件具有强烈的创伤特症，丧亲者（比如失去子女的父母）急性哀伤期的持续时间往往会更长。

在急性哀伤期内，丧亲者往往会出现极为强烈的哀伤反应, 包括（不限于）对逝者的极度思念与渴望，强烈的悲痛、内疚、愤怒、否认、责备、麻木，难以接受死亡的现实，感到失去了自己生命的一个部分，难以体会到积极情绪。

有研究显示，急性哀伤期内有约9%的丧亲者会出现自杀意愿。(Murphy, Tapper, Johnson, & Lohan, 2003)。

创伤性哀伤反应

的多元化

不同创伤性丧亲者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境况的创伤与哀伤反应有着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在在急性哀伤期，有的人以泪洗面哭得天昏地暗，有的人却流不出一滴眼泪。

法国著名文学家思想家蒙田失去了自己的女儿。他在《蒙田散文集》第二篇“论哀伤”写过一个故事。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征服了，亡国君主看见大臣和士兵受到凌辱和杀戮，痛哭不已，后来，敌方将他儿女也带到他跟前凌辱伤害，他反而不哭了。别人问为什么，亡国君主答，因为失去子女的悲伤连眼泪都无法表达。这种悲剧世世代代在无数的丧亲者身上重演。

对杨女士的网暴者中，有人指责她在受采访时没有哭和如此“冷静”。这是对急性哀伤反应中的常见的“麻木”症状的无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出于某种不道德的动机恶意网暴。

另外创伤性丧亲者的哀伤反应会比较多地以愤怒的形式表现出来。著名哀伤学者帕克斯在谈论突发性自然灾难丧亲初期的哀伤反应时指出，愤怒是最典型的哀伤反应之一 (Parkes, 2011)。而为了寻求公道的愤怒情绪是需要宣泄和表达的。杨女士拉横幅讨公道正是一种愤怒情绪的喧泄。这是一种极为正常的哀伤反应，也是一种对公义的追求。网暴者把它说成是杨女士希望索取更多金钱。同样，这如果不是对创伤性哀伤反应的无知，便是一种没有人性充满恶意的刻以伤害。

在我与很多计生特殊家庭父母的服务和访谈中，我看到他们在急性哀伤期的反应也有巨大差异。有人卧床不起，有人一刻不停地做事；有人不敢见人，有人逢人就谈；有人蓬头垢面，有人保持仪容；有人机械地“活着”，有人想赴死去“陪伴”孩子。

哀伤反应的方式没有标准的模式，从来也不应该有。我们的社会不该希望人类在经历痛苦的丧亲事件时应该用同一种模式去哀伤。这种期望不仅是无知，也是十分非人性化的。

网暴与歧视

的恶性负面影响

大量哀伤研究早已揭示，负面的社会舆论环境，会加重丧亲者的创伤和哀伤，并会造成极为严重的伤害。比如对丧失子女父母的歧视和污名化评论，无异于在他们本身就已无法承受的痛苦之上狠狠踩上一脚，它并不仅仅只是加上了 “最后一根压垮骆驼的稻草。” (Wang, Ren, Wang, Xu, & Wang, 2019)。

从当代哀伤与创伤研究成果可以看到，杨女士的死亡与那些恶意网暴者有着直接而并非间接的关系。对创伤性丧亲者来说，网暴者比一般的歧视更具有伤害。网暴者对这起人间惨剧有不可推卸的直接责任。

有人说，杨女士在如此悲伤的状态下，不会介意或关注网上的评论。这是对丧亲哀伤的无知。创伤性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是十分脆弱的，不要说无人性的攻击，有时一个眼神都会引发强烈的痛苦。

还有传统文化对创伤性丧亲者及死者的污名化也是极为有毒的。有网暴者甚至指责无辜死亡的孩子“也不是好人”。这对丧亲者是一种缺乏人性的伤害，我们需要对社会上一些迂腐的非人性化的旧的传统文化加以反思和否定，而不应该继续去吃人血馒头。

如何帮助

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

1. 急性哀伤期的丧亲者需要陪伴

在丧亲事件发生的头几天甚至头几周，亲友的陪伴极为重要。有研究显示，丧亲者的孤独与自杀意念成很高的正相关性 (Pitman, King, Marston, & et al, 2020)。

亲友陪伴对一些情绪严重不稳定的创伤性丧亲者极为重要。陪伴包括照顾他们的生活起居，饮食睡眠，丧亲初期的社交应酬。虽然这样的陪伴并不能填补急性哀伤如黑洞般的痛楚，但它能有助于丧亲者减少孤独的压力。使丧亲者在绝望中感受到一点温暖，这有助于以后的良性哀伤适应。

2. 共情聆听

陪伴者可以是亲友，也可以是心理健康工作者。在急性哀伤期，陪伴者需要具有共情能力和聆听能力。对丧亲者的哀伤反应和倾诉不做任何主观及对错评判，只是用共情心去聆听和关注。

任何大道理说教或指令性的要求，尤其是对丧亲者的倾诉加以批评指责往往会使丧亲者倍感孤独、愤怒和绝望。

3. 合适的安慰

关怀者需要提供合适的安慰包括语言和行动。在对国外文献的研究和为计生特殊家庭服务的实践基础上，我在《哀伤疗愈》书中列举了一系列的具体建议包括那些话是合适的安慰，那些话可能会造成无心的伤害 (刘新宪, 哀伤疗愈, 2021)。

例如，如果没有相似的丧亲经历和感受的人说，“我能理解你”。这是一种有伤害的“安慰语“。这在不少国外哀伤咨询与治疗的文献中，被列为最不适当的“安慰语”。如果不知道该说什么，默默地陪伴是一种更好的帮助。

4. 回避可能造成伤害的人和事

关怀者需要帮助丧亲者尽可能回避会造成伤害的人，即使家人，如果严重缺乏共情和同理心或一味指责，也要尽量避而远之。关怀者还要帮助丧亲者不要在急性哀伤期的冲动情绪下去做可能会导致将来会后悔和有伤害的事情。

5. 提供必要的工具性支持

工具性支持（Instrumental support）对急性哀伤者来说极为重要。工具性支持是指为丧亲者做一些具体的事。例如提供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帮助，包括健康的食物，打扫卫生。考虑到创伤性丧亲者的状态，帮助安排丧葬往往是极为重要的。

还要提及的是，关怀者要高度关注丧亲者的睡眠。失眠是急性哀伤期的主要反应之一。失眠对丧亲者的健康和情绪会产生严重的伤害。如丧亲者不能保持最基本的睡眼时间，关怀者可以鼓励丧亲者根据医嘱服用适量的安眠药。保证必要的睡眠对减缓哀伤情绪的巨大波动会有帮助，它也能降低急性哀伤期内的冲动行为，包括自杀。

另外也可以考虑提供一些哀伤科普书籍、相关网站及公众号。不必要求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去阅读，但有的丧亲者自己会阅读，他们往往会希望知道，自己会不会一直沉浸在这种不堪忍受的痛不欲生的状态中。哀伤科普知识对哀伤适应会有帮助。

6. 社会要保持信息的及时沟通和清晰化

帕克斯认为，在导致自然灾害丧亲者巨大痛苦的若干重要因素中，信息沟通滞后与不清晰是极为有害的 (Parkes, 2011)。

对杨女士诉求的沟通不充分或不及时也许起到了加剧她哀伤反应的作用。她在校门口拉起横幅是在强烈哀伤反应中寻求及时沟通的方式。有关方面如果当时能够做好充分的沟通和保持信息的清晰，这对杨女士的情绪应该会有帮助。这是丧亲者在急性哀伤期需要被高度关注的教训。

7. 新闻媒体的谨慎行事

无论媒体人处于什么动机需要对丧亲者做采访，要充分注意急性哀伤者的情绪和心理状态，要考虑到这种采访往往是对创伤的挖伤疤，并导致丧亲者更为痛苦。

另外在发表报道时，要考虑到是否会引发恶意网暴评论，从而对丧亲者造成更大的伤害，要考虑风险控制。如果丧亲者没有主动诉求，媒体人要极度小心避免挖伤疤。任何媒体都要注意避免歧视性的言语，对非人性化的网暴更加不能容忍。

8. 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功能

在急性哀伤期内，心理健康工作者与丧亲者做直接的常规的哀伤咨询和治疗基本上不会有任何作用。这时候，如果丧亲者没有主动要求咨询师干预，更合适的方法是亲友在前，咨询师在背后向亲友提供支持和指导。

咨询师过早地站到第一线往往会使重要的亲友支持资源退出。

在哀伤急性期，心理健康工作者要十分谨慎地使用创伤或哀伤评估量表。因为填写这些量表具有强烈的创伤/哀伤提醒影响，并可能会激发强烈的痛苦，甚至对身体健康有问题的丧亲者造成安全隐患。

如果心理咨询师注意到丧亲者有任何危险举动的迹象，尤其是自杀，需要寻求专业的团队支持。如果心理咨询师发现自己的干预能力具有局限性，务必要寻求专业的督导或及时转介。

心理健康工作者需要学习哀伤/创伤与干预基础知识。大量研究显示，有约10%的丧亲者可能罹患延长哀伤障碍，而创伤性丧亲者罹患心理疾病的风险要高得多。

中国每年有一千多万人死亡，从而有着巨大的丧亲群体。他们中间有不少人需要经过专业的哀伤与干预培训的心理健康工作者的帮助。

结束语

杨女士的悲剧向我们的社会敲响了震耳欲聋警钟。回避谈生死与哀伤的传统文化不能使死亡与哀伤消失，无知只能使悲剧更惨烈。

恶意的网暴是腐蚀社会道德的毒剂，网络不能成为法外之地。对生命不负责任的推诿应受到问责。哀伤与干预知识的普及和培训应该在我们社会得到应有的关注和推广。

愿杨女士和她的孩子安息，愿杨女士的丈夫和她的父母能够得到社会更多的充满善意的关注和帮助，愿这个世界更加善良和温柔，愿每一个善良和宝贵的生命，无论是平凡还是伟岸，都能得到尊重、珍惜和善待。

参考文献：

1、LindemannE. (1944). Symptomatology and management of acute grie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01, 141–148.

2、MurphyS, TapperV, JohnsonC, & LohanJ. (2003). Suicide Ideation Among Parents Bereaved by the Violent Deaths of Their Children. Issues in Mental Health Nursing, 24(1), 5-25.

3、ParkesRC. (2011). Bereavement following disarster. StroebeSM, HansonOR, SchutH, & WolfgangS, Handbook of bereav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advances in theory and intervention. Wash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13-129.

4、PitmanIA, KingBM, MarstonI, & et al. (2020). The association of loneliness after sudden bereavement with risk of suicide attempt: a nationwide survey of bereaved adults.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55, 1081–1092.

5、PrigersonHG, Bridge J, MaciejewskiPK, BeeryLC, RosenheckRA, JacobsSC, . . . BrentDA. (1999). Influence of traumatic grief on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young adults. Am J Psychiatry , 156:1994–1995.

6、StroebeM, StroebeW, & AbakoumkinG. (2005). The Broken Heart: Suicidal Ideation in Bereavement.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62(11), 2178–2180.

7、WangQ, RenL, WangW, XuW, & WangY. (2019).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suicidal ideation among shidu parents: the role of stigma and social support. BMC Psychiatry, 19(1), 352.

8、刘新宪. (2021). 哀伤疗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9、刘新宪. (2023). 儿童青少年哀伤与干预.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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