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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真相时代,人们似乎无法做到理性地讨论问题。

网络上的相互攻击和谩骂日益常见,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甚至难以跟亲近的人对话。

面对争论,我们该如何改变别人的想法?

知名作家大卫·麦克雷尼通过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结合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的最新研究,揭秘了人类思维的局限性、群体思维的力量以及深度说服的策略和效果,让我们既能了解人类观念的改变如何促进社会变革,又能学会如何改变我们所关心的人的想法,而不损害关系本身。

我为什么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

[美]大卫·麦克雷尼

我们将一同踏上一段旅程,去探索思想是如何改变的。在旅程结束时,我希望你不仅能用其中所学改变他人的思想,同时也能改变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正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而且不止一次。

在写过两本有关认知偏差和逻辑谬误的书,做了好几年这方面的播客后,我逐渐沉浸于一种长久而安逸的悲观情绪中,或许你现在正有同感。不管是在台上、在话筒后,还是在文章中,我经常提到,试图改变人们对政治、迷信或阴谋论等话题的看法毫无意义,尤其是当这三者结合时。

毕竟,你上一次试图改变别人的想法是什么时候?结果如何?多亏了互联网,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接触到持不同观点的人。所以很有可能,你最近就和某些意见相左的人有过争执,我敢打赌,即使你把你眼中的铁证摆在他们面前,证明他们错了,他们也没有改变想法。他们可能在争论无果后愤然离去,而且比之前还要坚信自己是对的,而你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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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密西西比州长大,就像我们这一代的许多人一样,早在互联网让我们触及更广泛的分歧前,这种争执就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电影和电视节目中的人似乎总是和那些声称“美国南部会再次崛起”“同性恋是一种罪恶”“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的长辈们产生分歧。我们的家庭好像仍停留在另一个时代。无论争论的是科学事实、社会规范还是政治立场,那些在我朋友看来显而易见的事、那些从远方传来的思想,都给我们的家庭生活和节假日带来了紧张的气氛,于是我们大多数人学会了回避。试图改变某些人的想法,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的犬儒主义不是抽象的。在“圣经地带”,打破禁忌存在很大风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时不时地选择如何——以及何时——反抗它们。

作为一个理工宅和科幻小说迷,当我离开家,开始在当地报业和电视台工作后,我的犬儒主义变得越发强烈,而就在那时,社交媒体进入我们的生活。在成为一名科学记者前,我的职责之一是为密西西比州埃利斯维尔的WDAM电视台小型新闻频道运营Facebook(社交软件)账号。多年来,我每天会花时间浏览那些令人沮丧的评论,无数愤怒的观众威胁要抵制这家电视台,尤其是在看到挑战他们世界观的科学报道后。

当一位气象学家在电视上解释,为什么气候变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很可能是人类碳排放的结果,我才意识到我们的观众有多大意愿接受这些观点。我在电视台的官方Facebook上分享了专家的链接,评论区瞬间戾气丛生。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以为事实会说明一切,但一大批愤怒的评论者纷纷发链接反驳,我不得不整个下午都在辟谣,就像玩“打地鼠”一样。隔天,一名男子找到我们外出采访的新闻组成员,质问是谁在管理官方Facebook。他们告诉了他我的名字,随后他开车来到电视台,指名要见我。前台察觉他有潜在的危险,于是立刻报警。在警察赶到前,这名怒气冲冲的观众已经驱车离开,而在这周余下的几天,当地执法部门加强了对电视台停车场的日常巡逻。尽管如此,我在进出大楼时仍感到不安,小心提防了好几个月。

在电视台工作期间,我对这一切背后的心理学感到好奇,于是开通了相关的博客。也正是这一缘故,我出了几本书,然后在世界各地演讲,并开启新的职业生涯。我推出一档播客,探究人们拒绝接受证据或共情他人的种种方式,并以“你其实没那么聪明”(You Are Not So Smart)为品牌,成为一名专注研究动机推理心理学的科学记者。通过告诉人们试图改变他人的想法毫无意义,我过上了体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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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始终无法接受这种悲观的观点,尤其是在目睹美国各地对同性婚姻的态度突然转变后。这种转变最终影响到了我的家乡,我的叔叔得以公开出柜,我的LGBTQ(性少数者)朋友也发布了自己的婚礼照片。

尽管在2012年,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但在下一年,支持者就占了绝大多数。大约在2010年,反对同性婚姻的人数开始急剧下降。当多数人的意见发生改变,争论自然烟消云散。仅仅几年前,我每天都要进行调解,而人们的争议焦点是同性婚姻如何通过摧毁家庭观念最终颠覆美国。显然,我想,人们可以改变思想,而且变得很快。那么,当初争论的意义何在?

我开始寻找一位科学家,请他帮我解答一个我从未真正思考过的问题,一个如今令我心烦意乱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争论?争论的目的是什么?网上的这些争论对我们有益,还是有害?

我邀请了著名的认知科学家雨果·梅西耶(Hugo Mercier)来我的节目做客,他是研究人类推理与论证方面的专家。他解释道,我们已经进化出一种机制:通过思维的碰撞来达成共识——有时关于事实,有时关于对错,有时是晚上吃什么。那些更善于通过提出和评估论点来达成共识的群体,往往更容易实现共同目标,并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因此,这导致一种内在的心理机制,当我们认为自己的所属群体被误导时,它会驱使我们说服他人认同我们的想法。

梅西耶告诉我,如果我们无法改变自己或他人的思想,那争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意义。他让我想象一个所有人都是聋子的世界。“人们会停止说话。”他说。我们经常产生分歧,但这不是人类推理的缺陷;这是一种特征。关于争论如何导致突然改变的事例,我只要看看美国的历史变迁即可。

我开始把这种无休止的争论看作一种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这是生物学上的说法。当生物具有改变的能力却缺乏刺激时,它们基本上代代保持不变。但当适应的压力增大,进化速度会随之变快。于是,在漫长的时间尺度上,出现了一种模式:长期的稳定状态与短期的快速变化交互出现。纵观社会变迁、革命和创新的历史进程,似乎也遵循同样的模式,而我想了解其中的心理学原理。

我想知道,在我们改变思想前后,大脑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说服了我们,又是如何说服的?是什么力量如此强大,足以突破我们内心的抵抗,让我们不仅彻底改变想法,甚至困惑之前为何持有那种想法?

一个人如何在10年时间里,从反对“同性恋议题”到愉快地参加同性婚礼?一个国家如何从允许在飞机和办公室内吸烟,到规定酒吧、餐馆和日间电视节目中一律禁烟?是什么导致裙摆忽长忽短、胡子忽有忽无?大麻如何从抗癫痫的处方药变成治疗青光眼的处方药?为什么你不敢翻看自己青春期的日记本,也不再想要或相信同样的事物,或者换回 10 年前的发型?是什么改变了你的思想,思想又是如何改变的?

我想了解大大小小有关顿悟的心理炼金术。我认为,如果我能解释人们有时改变思想、有时保持不变的神秘本质——以及这种改变为什么经常在长期的确定性后突然发生——我们就能更好地改变他们的思想,包括我们自己的。因此,如今你手握的,正是我从那一刻开始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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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探讨了思想是如何改变的——以及如何改变它们——不是在数百年内,而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不到10年,甚至有时在一次对话中。在接下来的篇章里,我们将通过探究人们如何改变和更新信念、态度与价值观的惊人心理机制,来了解当我们未能改变思想时,我们做错了什么;以及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来改变你认为需要改变的地方,无论是一个人的思想,还是成千上万人的思想。

我们将见到研究这类问题的专家,并与那些有过思想转变的人共度一段时光,他们或有强烈的顿悟时刻,或在漫漫征途中获得惊人的洞见。在最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看到这些观点如何结合起来,产生社会变革,并在适当的情况下,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席卷整个国家。我们会发现,改变的速度与个体确定性的强度成反比,而确定性是一种感觉:介于情绪和心境之间,更类似某种欲望,而不是逻辑。无论信息来源如何,说服都是影响这种感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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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深入研究这类技术时,你可能会对其中的伦理道德产生一些疑虑。即使我们觉得自己的意图是好的,或者事实站在我们这一边,但说服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操纵。但是,了解过说服的科学定义后,即在非强制的情况下改变一个人的想法,你可能会感到放心。正如传播学教授丹尼尔·奥基夫(Daniel O’Keefe)所定义的那样,说服是“在被说服者拥有一定自由度的情况下,通过沟通成功影响对方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有意努力”。

具体而言,正如心理学家理查德·佩洛夫(Richard N. Perloff)多年前在《说服的机制》(The Dynamics of Persuasion)中所解释的,我们可以通过坚持使用象征性的沟通方式,传达让他人“自愿接受”的信息,以改变他人的态度、信念,或两者兼有,从而避免使用强制手段。佩洛夫认为,当“可怕的后果”被用来强迫某人“按照强制者期望的方式行事,并可能与其偏好相悖”时,你就可以区分出强制和说服。他进一步指出,当人们相信自己可以自由地拒绝沟通者时,这就是道德说服在起作用。只有“当个人感到别无选择,必须服从时,这种试图影响他人的行为才应被视为强制”。

说服不是强制,也不是试图用事实或道德优势击败你的智力对手,更不是一场有输赢之分的辩论。说服是逐步地引导一个人,帮助他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思维方式,以及使其与手头的信息相一致。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你就不能说服他改变思想,正如你将看到的,最有效的技巧是关注一个人的动机,而不是他的结论

我们会发现,在许多方面,说服主要是鼓励人们意识到改变是可能的。所有的说服都是自我说服。人们接受或拒绝改变思想,往往是出于自身的欲望、动机和内在矛盾。如果在争论时更专注于这些因素,就更容易改变人们的思想。正如心理学家乔尔·惠伦(Joel Whalen)曾经说过的:“你无法靠推来移动一根绳子,你必须靠拉。”

因此,事先分享你的意图至关重要。这不仅能让你立于坚实的道德基础上,还能增加成功的机会。如果你不这么做,别人就会自行猜测你的意图。他们猜测的无论是什么内容,都将成为你的“真实”立场,你就可能无法达成你预想的对话效果。如果他们觉得你把他们当作易上当、愚蠢、易糊弄或者误入歧途的人,或是坏人,那他们当然会抗拒。这时,事实也就无关紧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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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初期,我在与父亲的一次争论中运用了这些技术,而争论的焦点是某个植根于他政治信仰中的阴谋论。我们就事实争执了很长时间。筋疲力尽之际,我深吸一口气,反问自己,我真正想要什么。我为什么想要改变父亲的想法?

我说:“我爱你,我只是担心你被误导了。”争论立刻结束了。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在互联网上应该相信谁。他渐渐软化了态度,并承认他愿意改变对事实的看法,只是对这些信息的来源保持警惕。

我问自己为什么希望他改变思想,我的答案是:“我不相信他的信息来源,也不希望他相信那些信息来源。”为什么?“因为我认为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信息来源更可靠,我希望他也这么认为。”为什么?“我希望我们能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什么?你可以一直追问,直到你开始思考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位——夸克和胶子,但最重要的是,至少你要表明你质疑某人观点的意图,否则你们彼此的立场都会是:“我是对的,我认为你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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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能将这个问题——为什么我想改变他们的思想——铭记于心,随我一同畅游每一章节。我希望这个问题在你的心里绽放,引发你更多的思考,就像它对我的影响一样。

你正在阅读这些文字,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舍弃旧信仰的力量,能够以新智慧取代旧无知,依据新的证据改变态度,摆脱过时的教条、有害的传统,将自己从失灵的政体和实践模式中解放出来,避免由其带来的递减回报。意识到自己错了的能力,就嵌在每个人头脑中那一簇簇交错缠绕的神经元中。但是,我们应该何时改变、改变什么,又改变谁呢?

什么是危险的无知或过时的教条?什么是恶俗的传统、失灵的政体或被误导的实践?什么样的规范如此有害、什么样的信念如此错误,以至于我们一旦知道如何改变思想,我们就该竭尽所能去施展?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怎么确信自己是对的,而他们是错的?

甚至于,这句“改变你的思想”究竟指什么?

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将一一解答,但当我初次踏上这趟旅程时,我并未考虑过它们。这些问题是在我自身的无知暴露后才显现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反思这些问题,并将它们带入后续的学习和对话中。

改变思想、更新假设、接受不同观点的能力,是我们最大的优势之一,也是每个人类大脑与生俱来的进化遗产。很快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利用这种优势,我们必须避免争论、开始对话。争论有输赢之分,没有人想成为输家。但是,如果双方都能安心地探讨彼此的推理过程、思维方式和动机,我们就能避免陷入争个输赢的死局。

相反,我们可以追求共同的目标——探寻真理。

【新书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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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大卫·麦克雷尼

译者:程璇

出版社:浦睿文化·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4年7月

-End-

编辑:阿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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