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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中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沉迷于文学梦的我,除了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还要在方格稿纸里奋笔耕耘,县文艺刊物和县广播电台发表了我的不少习作。可能是镇里的一位副书记关注到了我的名字及地址,在一次给村里传达文件时,随口提了一下我,就让我有了一次用“公款”进城学习的机会。
那天,副书记打电话给我们村,传达县委宣传部关于举办新闻创作培训班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个乡镇、各个单位以及各个村必须选派人员参加,副书记在电话里随口提了一下我的名字,说我的笔杆子不错。这个消息,我是从我们小组会计刘四嘴里知道的。刘四说:“我是亲耳听到副书记在电话里头提到你名字的”。我心里一动,忙问刘四:“那,村长他是怎么说的?”。 “哼,村长却跟副书记说,咱们村没有你这个人!”刘四替我鸣起不平,“我当时还在旁边插了一句嘴,说你就住在咱们二组,可村长却跟没听见似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去找村长问问”。我连连点头。说声谢谢四哥,就朝村里奔去。
我缩手缩脚地进了村办公室,里头值班的人问我来干啥,我说找村长。值班的人说村长不在,我问村长在哪,值班的人反问我找村长干啥,我就把镇里与村里通电话、派人去县里学习的事说了一遍。值班的人听了,态度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村长这会儿正在他老婆的餐馆里帮忙招呼客人,值班的人还问我:“你知道村长老婆的餐馆在哪里吧?“我说:“知道,就在村长自家的小洋楼里”。“对、”值班的人点头。
谢过了值班的人,我又朝村长家里奔去。
村长的小洋楼,建在十字街的繁华地带。我老远望见村长的餐馆前停放着几辆小轿车。走近餐馆,我的步子突然变得迟缓,心里头咚咚咚地打起鼓来,我不知道村长能否让我去,也不知道村长是不是已经另外安排了别人。
我倚在小洋楼的门边朝里面窥视着,首先闯入眼球的,是客厅正中央供奉的一尊财神像。身着红袍的财神爷,一手托着一锭大元宝、一手提着写有“恭喜发财”的金字大条幅,笑眯眯地立在烟雾缭绕的香炉旁。忽然,我感觉到“财神爷”也发现了我,我寒酸样子让他的微笑一下子变成了讥笑。我慌忙把眼睛从“财神爷”的身上收回来。
这时,从里屋传出一阵说笑声,我再一次朝屋里窥去:几个手托菜盘的年轻女人,踩着轻盈的步子走出来,村长紧随其后,螃蟹似地挥舞着粗短的手臂,笑咪咪地吩咐女人们如何摆放酒菜。
望着这个笑容可掬的村长,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村民们背地里对他的议论:”咱们村的村长就是个‘人精’,他把每一个政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大集体时,政策提倡的是艰苦奋斗,村长家住的是土墙小瓦房,白天里,一家人端着稀饭咸菜到门外吃,到了晚上,关起门来享受酒肉和白米干饭;改革开放了,政策提倡基层干部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自己也可以富在其中,村长贯彻落实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一下子推倒了之前那几间土坯房,一幢设计精美的小洋楼拔地而起。随着计划经济朝市场经济转型,村长又将自家的小洋楼装点成酒楼,来这儿订席的人络绎不绝…… ”一辆小轿车“嘎”地一声停在我的旁边,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我怕过一会儿进去的人多,不好开口,于是,就壮起胆子走进村长的餐馆。
村长听我说清来由,把我从头打量到脚,随后不冷不热地说:“镇里打电话来,倒是提了一下你的名字。不过,我们村里没钱给你,你若想去,那就自己出钱去吧”。听村长这样说,我顿时傻了眼,心里叫屈:全县所有去参加培训的通讯员都是公费,你凭什么让我自己带钱去?自己带钱去,我算是哪片园子的一根葱呢?
我怏怏地走出来,心里堵得难受。想去想来,觉得还是应该再去镇宣传办问问有关情况。
我只身来到镇政府的宣传办,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宣传委员听了我的来意,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我之前去县里开会,遇见过县文联里的人,他们还表扬过你哩,说你投稿很勤奋”。我听了,报以谦逊的微笑。宣传委员指了指门口那些人,又对我说:“他们都是各个单位、各个村选派到县里学习的。你要想去的话,就赶紧跟他们一起走吧,包车马上就要来接你们了”。我面带难色:“……嗯,我们村长说,要自个儿带钱去,有这样的规定么?”宣传委员微笑着摇头。我又说:“要不,你帮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说说成么?”宣传委员听了,也和我一样面带难色。
这时,几声汽笛传来,从远处驶过三辆客车。宣传委员起身安排大家上车。最后一个上车的是我,我走上去,又下来,手抓着车门,犹豫不决。宣传委员催道:“你若是想去的话,就赶快上车吧。”
见我仍然面有难色,宣传委员知道我没有钱,就临时帮我想了个办法:“要不这样,我让宣传干事和你一起去你们村会计那儿先预借给你一点钱,你学习回来,把单据拿到村长那里签个字,交给会计报销就行了”。我感激地连声说好。
于是,我引着宣传干事,找到村出纳会计的家。出纳会计热情接待了宣传干事和我。他看着我,告诉宣传干事:“我只能当一百块钱的家,先预支一百块钱,等他学习回来了,把单据拿到村长那儿签了字,再多退少补。”于是,我在一张借据上写明拿钱的目的并签上名字,然后就接过一百块钱的公费进城了。到了城里才知道,这一百块钱只够交了个培训费,我只得向同去的人又借了一百块钱做生活费。
十天后,我回来了,一直令我担心的事情也就出现了。
当我拿着报销单据去找村长签字,村长瞅着我手里的单据,冷笑道:“嗤,你是镇里派去的,你找他们报销去,来找我这个小小的村长干啥?”我没有办法,就去找宣传委员,想请宣传委员帮我说个情,宣传委员拧着眉头,无可奈何地说:“这个,我也不好出面说呀……对了,要不你直接去找副书记吧,他姓何,也许他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这个问题解决。”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镇政府,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懊丧之余,我想到了那位姓何的副书记,可自卑感让我觉得:我与他素昧平生,冒然去找他有些唐突,更怕那一、两百元钱的事,同样会让他面带难色,在思去想来之后,就向邮筒里投了一封寄给镇何副书记的信,记得在信的末了,我信誓旦旦地写道:如果何书记您能帮我解决此事,我将感激不尽,一定为我镇的新闻和文学事业贡献毕生力量!过了几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过了几月,仍没得到回应。我叹了一口气,心灰意冷地将报销单据塞进了一只木箱。多年以后,我在清理那只箱子的时候,发现那张单据已被老鼠咬成了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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