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中华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沉迷于文学梦的我，除了在农田里辛勤劳作，还要在方格稿纸里奋笔耕耘，县文艺刊物和县广播电台发表了我的不少习作。可能是镇里的一位副书记关注到了我的名字及地址，在一次给村里传达文件时，随口提了一下我，就让我有了一次用“公款”进城学习的机会。
那天，副书记打电话给我们村，传达县委宣传部关于举办新闻创作培训班的通知。通知要求，各个乡镇、各个单位以及各个村必须选派人员参加，副书记在电话里随口提了一下我的名字，说我的笔杆子不错。这个消息，我是从我们小组会计刘四嘴里知道的。刘四说：“我是亲耳听到副书记在电话里头提到你名字的”。我心里一动，忙问刘四：“那，村长他是怎么说的？”。 “哼，村长却跟副书记说，咱们村没有你这个人！”刘四替我鸣起不平，“我当时还在旁边插了一句嘴，说你就住在咱们二组，可村长却跟没听见似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亲自去找村长问问”。我连连点头。说声谢谢四哥，就朝村里奔去。
我缩手缩脚地进了村办公室，里头值班的人问我来干啥，我说找村长。值班的人说村长不在，我问村长在哪，值班的人反问我找村长干啥，我就把镇里与村里通电话、派人去县里学习的事说了一遍。值班的人听了，态度变得友好起来，他告诉我，村长这会儿正在他老婆的餐馆里帮忙招呼客人，值班的人还问我：“你知道村长老婆的餐馆在哪里吧？“我说：“知道，就在村长自家的小洋楼里”。“对、”值班的人点头。
谢过了值班的人，我又朝村长家里奔去。
村长的小洋楼，建在十字街的繁华地带。我老远望见村长的餐馆前停放着几辆小轿车。走近餐馆，我的步子突然变得迟缓，心里头咚咚咚地打起鼓来，我不知道村长能否让我去，也不知道村长是不是已经另外安排了别人。
我倚在小洋楼的门边朝里面窥视着，首先闯入眼球的，是客厅正中央供奉的一尊财神像。身着红袍的财神爷，一手托着一锭大元宝、一手提着写有“恭喜发财”的金字大条幅，笑眯眯地立在烟雾缭绕的香炉旁。忽然，我感觉到“财神爷”也发现了我，我寒酸样子让他的微笑一下子变成了讥笑。我慌忙把眼睛从“财神爷”的身上收回来。
这时，从里屋传出一阵说笑声，我再一次朝屋里窥去：几个手托菜盘的年轻女人，踩着轻盈的步子走出来，村长紧随其后，螃蟹似地挥舞着粗短的手臂，笑咪咪地吩咐女人们如何摆放酒菜。
望着这个笑容可掬的村长，我的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村民们背地里对他的议论：”咱们村的村长就是个‘人精’，他把每一个政策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大集体时，政策提倡的是艰苦奋斗，村长家住的是土墙小瓦房，白天里，一家人端着稀饭咸菜到门外吃，到了晚上，关起门来享受酒肉和白米干饭；改革开放了，政策提倡基层干部要带领群众脱贫致富，自己也可以富在其中，村长贯彻落实了这句话的后半部分，一下子推倒了之前那几间土坯房，一幢设计精美的小洋楼拔地而起。随着计划经济朝市场经济转型，村长又将自家的小洋楼装点成酒楼，来这儿订席的人络绎不绝…… ”一辆小轿车“嘎”地一声停在我的旁边，打断了我的胡思乱想。我怕过一会儿进去的人多，不好开口，于是，就壮起胆子走进村长的餐馆。
村长听我说清来由，把我从头打量到脚，随后不冷不热地说：“镇里打电话来，倒是提了一下你的名字。不过，我们村里没钱给你，你若想去，那就自己出钱去吧”。听村长这样说，我顿时傻了眼，心里叫屈：全县所有去参加培训的通讯员都是公费，你凭什么让我自己带钱去？自己带钱去，我算是哪片园子的一根葱呢？
我怏怏地走出来，心里堵得难受。想去想来，觉得还是应该再去镇宣传办问问有关情况。
我只身来到镇政府的宣传办，那儿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宣传委员听了我的来意，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告诉我：“我之前去县里开会，遇见过县文联里的人，他们还表扬过你哩，说你投稿很勤奋”。我听了，报以谦逊的微笑。宣传委员指了指门口那些人，又对我说：“他们都是各个单位、各个村选派到县里学习的。你要想去的话，就赶紧跟他们一起走吧，包车马上就要来接你们了”。我面带难色：“……嗯，我们村长说，要自个儿带钱去，有这样的规定么？”宣传委员微笑着摇头。我又说：“要不，你帮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说说成么？”宣传委员听了，也和我一样面带难色。
这时，几声汽笛传来，从远处驶过三辆客车。宣传委员起身安排大家上车。最后一个上车的是我，我走上去，又下来，手抓着车门，犹豫不决。宣传委员催道：“你若是想去的话，就赶快上车吧。”
见我仍然面有难色，宣传委员知道我没有钱，就临时帮我想了个办法：“要不这样，我让宣传干事和你一起去你们村会计那儿先预借给你一点钱，你学习回来，把单据拿到村长那里签个字，交给会计报销就行了”。我感激地连声说好。
于是，我引着宣传干事，找到村出纳会计的家。出纳会计热情接待了宣传干事和我。他看着我，告诉宣传干事：“我只能当一百块钱的家，先预支一百块钱，等他学习回来了，把单据拿到村长那儿签了字，再多退少补。”于是，我在一张借据上写明拿钱的目的并签上名字，然后就接过一百块钱的公费进城了。到了城里才知道，这一百块钱只够交了个培训费，我只得向同去的人又借了一百块钱做生活费。
十天后，我回来了，一直令我担心的事情也就出现了。
当我拿着报销单据去找村长签字，村长瞅着我手里的单据，冷笑道：“嗤，你是镇里派去的，你找他们报销去，来找我这个小小的村长干啥？”我没有办法，就去找宣传委员，想请宣传委员帮我说个情，宣传委员拧着眉头，无可奈何地说：“这个，我也不好出面说呀……对了，要不你直接去找副书记吧，他姓何，也许他一个电话就能把你这个问题解决。”
我失魂落魄地走出镇政府，感觉自己像个皮球一样被人踢来踢去。懊丧之余，我想到了那位姓何的副书记，可自卑感让我觉得：我与他素昧平生，冒然去找他有些唐突，更怕那一、两百元钱的事，同样会让他面带难色，在思去想来之后，就向邮筒里投了一封寄给镇何副书记的信，记得在信的末了，我信誓旦旦地写道：如果何书记您能帮我解决此事，我将感激不尽，一定为我镇的新闻和文学事业贡献毕生力量！过了几天，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过了几月，仍没得到回应。我叹了一口气，心灰意冷地将报销单据塞进了一只木箱。多年以后，我在清理那只箱子的时候，发现那张单据已被老鼠咬成了碎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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