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原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第14—23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学术史视域下的

“左史右史”说

成运楼

摘 要：经由《礼记·玉藻》提出、《汉书·艺文志》阐发的“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公案。在传统语境下，经学家利用左史、右史与太史、内史的跨文本阐释，普遍维护《礼记》说而否定《汉书》说，但脱离经学政教的影响，《汉书》说实则更加深入人心，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现象更为常见。不过伴随着经学反思意识的觉醒以及近代学术思潮的发展，以章学诚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左史、右史官制有无和记言、记事是否二分提出各种质疑和批评，严重冲击了这一学说的合理性。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并未引起近现代学者的充分注意与积极回应，坚持旧有经说并力证“左史右史”者依然大有人在。这一境遇主要是由于近现代史学史学科的兴起与其他相关人文研究的发展，需要借助“左史右史”说作为学科建设与理论阐发的起点，故而保守地承认甚至维护“左史右史”说成为部分学者的选择。

关键词：左史；右史；记言；记事；学术史

“左史右史”说是中国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历史公案，其说最早见于《礼记·玉藻》，其文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御瞽几声之上下。”又《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以此两处文献为根据，古今学者聚讼纷纭，或谓其说信而有征，或言该论殊非事实，龂龂致辩，莫衷一是。

以今日学术视野观之，“左史右史”说的是非对错固然所关非细，但围绕它而展开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产生的诸家异说同样值得注意。因此，如何超然于以往学者乐此不疲并前赴后继的论辩场，从史学史的角度考察这一旷日持久的学术议题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要素，也是我们亟须思考与实践的工作。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全面把握“左史右史”说的学术衍生脉络，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这一学说的史学价值和文化意义。

一、传统经学语境与“左史右史”说的发展

“左史右史”说作为源发于儒家经典文本中的学术命题，自产生之初就因其独特魅力而为士人学者所接受，《汉志》作为早期继承这一学说的史学文献，在倒转《礼记》“左史右史”职能分掌的基础上，添加“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文献例证，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然而，面对两部经史要籍中截然相反的记载，如何落实左史、右史的具体所指？以及二者孰掌“记言”？孰掌“记事”？这些逐渐成为古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图 1：《汉书·艺文志》书影-日本国立民俗博物馆藏南宋建安黄善夫刻本

从现存文献资料来看，相关探讨最早源自学者对《大戴礼记·盛德篇》的阐释——北朝经学家卢辩在注解《盛德篇》“天子御者，内史大史左右手也”时，曾云：“太史（笔者注：古时‘大’与‘太’同，故书写时‘大史’亦常作‘太史’）内史，皆宗伯之属。太史下大夫二人，内史中大夫一人，俱亲王之官也。书曰太史内史，云内史太史左右手，则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焉”，首先将《周礼》之大史、内史与《礼记》的左史、右史相联系，提出了太史为左史，内史为右史的论断。这一创造性的论断打开了“左史右史”说学术阐释的锁钥，继此之后的北齐经学家熊安生在疏解《礼记》时，便以卢氏之说为基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发：

案《周礼·大史》之职云：“大师抱天时，与大师同车。”又襄二十五年《传》曰：“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是大史记动作之事。在君左厢记事，则大史为左史也。案《周礼·内史》掌王之八枋，其职云：“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左传》曰：“王命内史叔兴父策命晋侯为侯伯。”是皆言诰之事，是内史所掌，在君之右，故为右史。是以《酒诰》云：“矧大史友，内史友。”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是内史记言，大史记行也。此论正法。若其有阙，则得交相摄代。故《洛诰》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传》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郑使大史命伯石为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内史阙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阙，则内史亦摄之。案《觐礼》“赐诸公奉箧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宣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论正法。若春秋之时，则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谓魏庄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艺文志》及《六艺论》云：“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与此正反，于传记不合，其义非也。

熊安生根据经典中有关大史、内史的文本，进一步佐证了“内史（右史）记言，大史（左史）记行”的制度设定，对于文献中有所龃龉的记载，熊氏则以内史、大史“交相摄代”予以弥缝。在此论证逻辑下，熊氏否定了《汉志》“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间接证明《礼记》说是至当无疑的。熊安生的阐释路径将不同文献中相关记载联系起来，显得有理有据，产生了颇为深远的影响，甚至在近现代的学术讨论中，部分学者依然遵循并信守着这样的论证思路与学术结论。

唐代经学家孔颖达继承了熊安生的基本论断，并吸收《汉志》的部分论述为己所用。他从阴阳学说的神秘主义思想入手，论定《礼记》之说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他指出：

经云“动则左史书之”，《春秋》是动作之事，故以《春秋》当左史所书。左，阳，阳主动，故记动。经云“言则右史书之”，《尚书》记言诰之事，故以《尚书》当右史所书。右是阴，阴主静故也。《春秋》虽有言，因动而言，其言少也。《尚书》虽有动，因言而称动，亦动为少也。

在论证过程中，孔颖达注意到“右史记言、左史记事”的经说与现实史籍的文本情况有所龃龉，故而选择以“动”或以“言”为主的解释理路，完善相关理论模型。而这种学术阐释与熊安生的解释理路存在一致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注解《礼记》服务，因此他们的学术结论无法摆脱《礼记》文本，回归经说才是他们的最终归宿。

图 2：孔颖达-明·《三才图会》

然而，一旦跳脱出《礼记》的阐释空间，这一命题反而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境遇。清代经学家黄以周在解释先秦官制时，就对卢、熊两人的说法提出异议：

《盛德篇》“内史大史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大史居右，《觐礼》曰“大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大史右。《玉藻篇》“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左右字今互讹。《汉·艺文志》郑《六艺论》并云“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北堂书钞》五十五引《礼记》“动则右史书之，言则左史书之”，尤其明证。熊氏谓大史左史，内史右史，非也。其申《酒诰》郑注“大史内史掌记言记行”谓大史记行，内史记言，是已。郑注《玉藻》云“其书《春秋》《尚书》具存”，谓右史书动为《春秋》，左史书言为《尚书》也。

黄以周紧紧抓住熊安生曾提及的《仪礼·觐礼》“大史是右”的记载，辅以古官尊尚，大胆指出《玉藻》经文有所讹误，《汉志》与郑玄《六艺论》乃得其实。这种入室操戈的论证逻辑统合了礼学文献中的相关文本，解决了熊安生“交相摄代”理论窘境。不过黄以周对熊安生的正面例证始终不着一词，而他对郑玄注的过分依赖也导致其学说有着难以解决的难题。

清末今文学家皮锡瑞就曾注意到这一严峻问题，他指出，在《春秋公羊传注疏》中，“郑《论》明以‘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不得更有‘右史记事，左史记言’之说，孔《疏》所引疑误”。这一发现动摇了黄以周的论证逻辑，也为《礼记》说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力支撑。不过，皮锡瑞对《汉志》截然相反的记载并未全盘否定，而是有所保留地认为，“盖各有所据，不可强合”。而这种略带调停色彩的论断并非孤例，与皮锡瑞同时的孙诒让也认为《礼记》与《汉书》的文本差异“盖皆所闻之异”。就此而言，《汉书》中的“左史右史”说依然拥有学理上的正当性和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以至于学者即便占据着充分的经学材料，但依然不愿彻底抛弃《汉书》说。

诚然，在上述诸说中，有关“左史右史”的学术争鸣无一例外地集中在经学层面，然而如果摆脱经学政教这一严肃的讨论范畴，《汉志》说实际上反而具有更为深远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汉书》将《春秋》《尚书》作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代表性文献，具象地呈现了“左史右史”的现实成果，无形之中取代了《礼记》的原有叙述。例如汉末荀悦在《申鉴》中就曾指出：“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庙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书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即以《汉书》说为依归。沈约在《宋书·律历志》中也沿用了这一说法：“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则《春秋》是也，言则《尚书》是也。”以“宗经”为学术旨趣的刘勰虽然恪守《礼记》“左史右史”说，但他仍然无法拒绝《汉书》“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诱惑。他在《文心雕龙·史传篇》中言道：“古者，左史记事者，右史记言者。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与刘勰类似，唐代史学家刘知幾在《史官建置》中亦云：“按《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文中虽然明言依据《礼记》，但袭用的却是《汉书》之说。一场发生唐代元和年间的朝堂奏对则更加显著地表现了这一点。据《太平御览》征引《唐书》云：

元和中，宰臣已下候到于延英殿。上以《时政记》问于宰臣，修国史李吉甫对曰：“是宰相记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实录也。古者左史记言，今起居舍人是也；右史记事，今起居郎是也。”

图 3：《太平御览》书影-中华书局影印本

实际上，唐代对起居郎和起居舍人的设置是“依据《礼记》及其他早期典籍中记述的原则分担了各自的职责”，其中起居郎于“龙朔二年改为左史，咸亨元年复故。天授元年又改为左史，神龙元年复故。”与之配套的起居舍人也于相同时间两次改称为“右史”。然而身为修国史的李吉甫面对皇帝诏问所援引的显然是《汉书》之说，这与唐代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无疑大相径庭。

由此可见，虽然《礼记》说凭借着经学属性占据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但《汉书》中的“左史右史”说却以其独特魅力为广大世人所认同。士人学者除了在攸关经学政教的领域恪守《礼记》经说外，在其他言说场合往往随文而用，并逐渐形成冠名《礼记》而实取《汉书》的文化默契。

二、经史反思意识与“左史右史”说的质疑

虽然经学在传统话语中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导致源自经学文本的“左史右史”说具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但部分具有质疑精神的学者仍然在经学观念的笼罩下开始反思这一“千古公论”。王鸣盛就曾指出：“其始虽分书，其后必合编，故《尚书》记言，而亦间及于记动，《春秋》记动，《左传》记言以附益之。”章学诚的质疑则更具代表性，其《文史通义·书教》篇云：

《记》曰：“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愆文欤？后儒不察，而以《尚书》分属记言，《春秋》分属记事，则失之甚也。夫《春秋》不能舍传而空存其事目，则左氏所记之言，不啻千万矣。《尚书》典谟之篇，记事而言亦具焉；训诰之篇，记言而事亦见焉。古人事见于言，言以为事，未尝分事言为二物也。

图 4：章学诚-《清代学者象传》

章学诚首先提出古人津津乐道的左史、右史分职制度是可疑的；其次认为将《尚书》《春秋》分属记言、记事的理论与两书的实际内容以及历史事实并不相符。对于前者章学诚论之无多，至于后者则详为阐扬，而这一看似独出机杼的见解或许是受到前人启发。早在南宋时期，吕祖谦就认识到：“《玉藻》云云。说者遂以《尚书》为右史所书，殊不知三典兼载言动，如《禹贡》一篇，皆纪事，未尝有禹之言也。”理学大师朱熹也曾论及此事，据《朱子语类·论官》载：“‘古人云，左史书言，右史书动。今也恁地分不得，只合合而记之。’直卿曰：‘所可分者，事而已。’曰：‘也分不得。所言底，便行出此事来。’”不难看出，章学诚对史书言、事的认知与吕祖谦和朱熹所言若同一贯。稍早于章学诚的浦起龙也对古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注释《史通》时云：“王者因事而有言，有言必有事，理势本自相连，珥笔如何分记！况左右配属，班、荀之与郑、戴，又各抵牾。此等皆出自汉儒，难可偏据。”这一观点与章学诚的核心思想是一致的。从章学诚个人学术倾向以及他所处的学术背景来看，似乎很难否认他没有受到吕、朱、浦等人的影响。不过，章学诚的说法主要是为其核心观点——“《书》与《春秋》，本一家之学”而服务的，其最终目的是要证成“六经皆史”的重要命题。然而无论如何，在乾嘉考据的学术风潮下，章学诚的精辟见解连同他别出心裁的理论学说始终湮没无闻，直到步入近代，这一观点才伴随着章学诚史学思想的再发现以及近代学术理念的新发展而重新引起学者的重视与关注。

20世纪20年代，以胡适、顾颉刚为代表的近代学人将“科学”与“整理国故”相结合，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以“疑古”为核心的“古史辨运动”。在此学术风潮下，诸多传统学术命题被重新置于“科学”法庭之中。“左史右史”说作为关乎中国古代史官制度与史学起源的重要学说也未能例外。此时，最早系统批驳这一学说的当属古史辨运动的重要人物黄云眉，他在延续章学诚学术思路的基础上，以考察《周礼》“五史”为中心，详尽辨析了“左史右史”说的谬误。他指出：

按左右史之名，不知起于何时，《唐六典》起居郎注，宋贞《世本》云：沮诵仓颉为黄帝左右史，其说固不可信；《隋书·经籍志》谓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以左右史属之夏殷以上，亦不知其何据；《宋志》则谓起于周世；晋《职官志》，著作郞，周左史之任也；考《周书·史记解》第六十一，“维正月，王在成周昧爽召三公左史戎夫”。注，戎夫，左史名；《文选·思玄赋》注，亦引古文《周书》周穆王问左史氏史豹史良云云；而右史武仅见于宋衷《世本》（《人表》戎夫作右史，恐误。）是知周代虽有左史，原无右史，诸书以左右史与五史并称，而孔颖达又包举于五史之中，皆误也。……《周礼》五史，可信者惟大史内史；《礼记》二史，可信者惟左史。……若因有大史而有小史，因内史而有外史，因左史而有右史，因《周礼》之无左右史，而以《礼记》之左右史，强与《周礼》之大史内史冶为一炉，皆由前人以理想构为制度，而后人以文字认为事实，故纷纷籍籍而终莫能通其说也。

图 5：黄云眉-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官网

黄云眉遵循古史辨派的基本学术理路，摆脱此前经学阐释中以太史、内史对应左史、右史的陈说，详尽追索“左史右史”的文献来源，并以“左右史之名不见于《周礼》”为根本立足点，认为“左史右史”说不过是前人所构建的理想化制度。在传统经学式微、“科学化”风潮日炽的学术背景下，这一大胆论证却能新人耳目，也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同。与古史辨派学术交流颇密的朱希祖就曾指出：“夫左史右史，实汉人之传说，无经典为之佐证。《礼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此亦汉人记载，已与《汉书·艺文志》之言相反。夫大史、内史，既非史官，则左史右史亦非史官，明矣”，显然已经接受了相关学术论定。

当然，晚清今文经学的“疑古”学说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潜在影响着此后的古史考辨的内在逻辑，这一学术底色在“左史右史”说的讨论中也有所呈现。其中，金景芳的观点就颇具代表性，他结合先秦和西汉古书中的相传旧说，发现诸多早期文献“都是说书是道事的，春秋是道义的”，这与所谓“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相抵牾。在此基础上，金氏依据《汉志》与刘歆《七略》的学术渊源，激烈地认定所谓“左史右史”说不过是刘歆凭空捏造的“讆言”，目的是通过“记事”取代《春秋》“道义”的基本性质，进而贬低《春秋》，为其古文学立场服务。从学术理性视角来看，金氏之说无疑带有明显的学术偏见与情感取向，但抛开这些因素而言，金景芳从先秦两汉时期普遍的学术认知出发，质疑“事为《春秋》，言为《尚书》”的真实性，确实对于瓦解“左史右史”说的理论架构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古史辨”的理论路径只是相关探讨的一方面，近代出土文献的问世与研究也对“左史右史”说造成强烈冲击。杨宽即利用出土的商周金文资料否定这一学说，他认为《汉书·艺文志》中“左、右史的划分不能成立，金文没有左、右史之分。金文只有‘乍册’‘内史’‘内史尹’‘命尹’‘尹氏’等”。诚然，在现存金文资料中，仅利簋存有“易右史利金”的铭文，“左史”则始终未尝一见。这一距离古昔最为接近与直接的资料尚无任何雪泥鸿爪，遑论“左史右史”在职权上的明确分工。

与杨宽类似，景爱对于左、右史分职问题也持否定态度，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新检视这一问题时，指出左史、右史不见于《周礼》已属可疑，且根据先秦史官职掌，所谓太史、内史、外史、南史“名称虽然不同，但是职掌互通，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区别”，那么左史、右史分职主事之说自然不攻自破。这种以言、事二分为切入点批驳“左史右史”说的学术立论亦多有其人。蒋伯潜就曾指出：“其实记言、记事皆为史职，言、事相关，亦不能绝对分掌。且《尚书》内容，虽谟、训，誓、诰甚多，亦有记事之文。”李宗侗则以“春秋时代各国史官的名称并不一致”为基本出发点，全面否定章学诚和黄以周的论断，认为“以记事记言分为左史右史的职务”是过于追求制度上的划一的结果。张舜徽对此亦持相同之态度，他认为：

盖古之人君，左右有史，言行悉由记录，初则未必各有专主，两不相谋也。左史记言，亦兼记事；右史记事，亦兼记言。故后之称之者，错举互辞，皆无不可。所以必设两人者，资对勘，避漏误耳。当时所记之策，未必即传世之《尚书》、《春秋》。《汉志》必续申曰：“事为《春秋》，言为《尚书》”；郑氏《玉藻注》必实之曰：“其书，《春秋》、《尚书》其存者”；皆举例之辞。非谓当时所记，即此二书也。且左史、右史，本非史官之名，原为泛指帝王左右载笔者而言，何尝有记事记言之不同，截然分为二任乎？

图 6：张舜徽-兰州大学新闻网

张舜徽并不否认左、右二史的存在，只是认为二者非指代具体官职，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对勘所载内容，以保证历史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至于将二者截然划分出记言、记事的分别则是不可据信的。张舜徽立足于文献视角，对相关问题作出了合理预设，其中虽然没有任何的史料支撑，但契合社会情境中的基本逻辑。而徐复观则将这一问题说得更为直白：“把言与动分属于左右史的各别记录，这是出自汉初儒者，喜作机械性的对称分别，有如‘刚日读经，柔日读史’之类，是不能相信的。但史之有左右，而天子的重要言行，皆由史加以记录，则可以相信。”这一论调显然意在剔除“左史右史”说中的理想主义成分。

纵览上述批驳“左史右史”说的学术论断，它们虽然零散地分布于不同学人的论著中，但他们的思考角度与分析路径大体不出章学诚之矩镬——即从先秦时期的史官制度实际情况和言、事二分的内在逻辑指出这一说法的谬误与不可信之处。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演变轨迹来看，这种从“天下纷纷皆以为是”到“有识之士群起而攻之”的学术转型，离不开学者个体的经史反思意识和时代浪潮下的学术转型。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古代学者，基于理性的批判精神与质疑精神，扭转了经学视域下有关“左史右史”的陈说。而章学诚围绕“六经皆史”这一核心命题所做的努力，恰恰成为近代学术界反思“左史右史”说的关键。特别是“胡适在章学诚令人兴奋的教诲中找到了史学和哲学方法，这给他在西方学到的东西印上中国的印记”。而这种中西方不期而遇的学术偶合，不仅推动了章学诚史学理论的知识阅读，也进一步促进了章学诚学术观点的发掘、细化与深研，“左史右史”说恰恰是在这一学术浪潮带动下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三、学术本位观念与“左史右史”说的复兴

尽管自章学诚以后的诸多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左史右史”说的漏洞与谬误，但这些批驳之声并没有受到当时以及后来学者的充分重视与广泛采纳，坚持甚至重新辨正“左史右史”说的研究依然时常出现在诸多学者的学术论著中。

首先，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早期史学发生与发展的史学研究领域，“左史右史”说依然为诸多学者所默许并认同。姚名达便坚持“左史右史”的说法，他立足于《礼记》文本，指出：“《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郑氏注：左史右史所书，《春秋》《尚书》其存者。据孙希旦氏意见，以为大史即左史，内史即右史；然较之《国语》：‘左史倚相，廷见公子亹，子亹不出，左史谤。’则左史又有此官。以吾人意见，前说较信。”姚名达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早期开拓者之一，但不知道他是未能注意到章学诚之说，还是有意忽视，在简略引用前人之说的基础上遽言《礼记》的“左史右史”说较为可信，殊不可解。

如果说姚名达之论是限于讲义而未及详述的话，那么，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作为学术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善的史学史论著，则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详细申辩。

章氏所论，诚当于理，然考之于古，恐亦未达一间。内史掌书王命，同于唐宋之知制诰，即左史记言之谓也。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同于魏晋六朝之著作郎，即右史记事之谓也。……章氏虽未释左右二史，当于《周礼》之何史，而于《周礼》之书，则深信不疑，知《周礼》之可信，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然记言者未尝不载事，如内史所撰之王命，必以事为依据是也。记事者未尝不载言，如大史所掌之六典，其中亦言事兼载是也。不过一重在言，一重在事，非谓言中无事，事中无言，《汉志》举《尚书》、《春秋》为喻，亦举其大者言之耳。古人固未尝分事与言为二，而左史右史之职，则有记言记事之别，吾故曰，章氏所说亦未达一间之论也。

图 7：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书影-中国社会科学网

与姚名达不同，金毓黻注意到章学诚的质疑，但他以《周礼》之内史、大史等同于左史、右史为前提，利用章学诚笃信《周礼》的学术倾向，认为“知《周礼》之可信，则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亦不得谓为无据矣”。以今日学术眼光观之，这样的论证方式很难称得上是严谨有力的学术反击，只有所谓“一重在言，一重在事”平允有理。

这种将左史、右史视为《周礼》内史、大史的跨文本阐释并非孤例，史学大家吕思勉便笃信斯说，他认为，“‘左史记事，右史记言，言为《尚书》，事为《春秋》。’这说法，大约是不错的”，并遵循熊安生的阐释思路，推定“史官之职，原出明堂，盖朝夕侍王。其后典籍日多，主其事者，出外别为一官，是为大史氏。其居中者，则别之曰内史。然亦多不别者。盖属官之所为，皆得统于其长；且列国容有不别者也” 。从中引申出颇为系统的理论思考。然而通览吕思勉的论述，章学诚以及其他相关学者的学术质疑始终未得一见。

与此类似，仓修良等人则以黄以周之说为基础，认为“左史即是内史，右史便是太史。而其具体分工，应是左史记言，右史书事”，同样承认左史、右史制度的存在。至于牛润珍则一笔带过地提及章学诚的疑义，并指出左史右史“实际上是西周的一种史官记事记言制度，大史记事记动，颇似汉代的太史令，为外朝官，内史记言，出纳王命，犹如汉代的尚书令，为内侍官。大史与内史各为记事、记言之长，共同负责书记文籍。西周虽有记事、记言之分，但其官名还未有左右之别，故《周礼》载大史、内史而无左、右之言”。而这一论断显然是在向传统观点回归。

部分文献学研究者也对传统经学解说范式保持认同与支持。张辛注意到章学诚的观点并承认有其合理性因素，但他同时指出对“左史”“右史”一概否认不免失之武断。因此他在详细分析太史、内史具体职责的基础上，认为“《礼记》之后出现于文献记载中的‘左史’、‘右史’不是别的，实际正是太史、内史的别称；或者说是当时人们在非正式场合分别对太史、内史的一种习惯性称呼”。张君采取了相同的论证路径，他从太史、内史实际职责入手，认为《礼记》中的左史右史说“合符史实，至当无疑”。所不同的是，他始终没有回应章学诚的质疑。至于晁中辰则肯定了左右史分职的问题，并认为《礼记》与《汉书》实际上是由于周代尚左而汉代尚右造成的，二者内涵其实是一致的。而其他学者或坚持《礼记》说是正确的；或认为《汉志》说是“于古有征的可信论断”；或主张“左史、右史的职位是存在的”；或表示二者“并不是先秦时期的实有官制，应该是内史、太史的譬喻称呼”。始终力图从新的角度和新的史料，证明“左史右史”说是不刊之论。

那么，为何“左史右史”说在遭受到严厉质疑后，会再次成为学界的宠儿？而部分学者又为何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此前质疑学说，并重新遵循旧有的解释思路来论证这一说法的合理性呢？

对此，许兆昌的说法或许能对我们有所启发，他指出：“根据《汉书》的这一说法，周代史官体制的这一左右史分职，直接导致了中国史学最古老的两种史体的产生，这样的史学史意义显然非同小可。”刘斌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汉书·艺文志》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上古史官分工直接关系史学起源，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课题。”诚然，“左史右史”说作为关涉中国早期史学起源问题的关键性论述，是中国史学研究特别是中国史学史研究中不可避免的话题。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引领者梁启超就曾提出四个特别注意者——“史家、史官、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近史学之趋势” ，以启发后续学人的研究工作，而“左史右史”说已经分别占据着其中的两大领域。因此，对于从事中国史学研究的部分学者而言，“左史右史”说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争鸣问题，同样也关涉到自身学术体系的理论基点。那么对于相关研究者，质疑甚至是完全否定这一自古以来广为传习的“左史右史”说，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瓦解自身学术理论基础的风险，这必然是疑古过勇、无所取材的。

图 8：晚年梁启超-来源网络

而在文献学研究者看来，“左史右史”说除了事关史官建置和职能问题外，同时还“直接涉及先秦典籍的编纂、分类”，而《汉志》作为中国古典文献分类的专章，其中所总结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说虽然并未成为后世文献分类的主要标准，但却契合中国早期文本的基本形态，特别是在《尚书》《春秋》鲜明的文本特征辅证下显得如此真切，以至于与此相关的左、右史分职问题也显得顺理成章。如胡大雷就从文体学角度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视为文体生成的理论基础与关键一环，其中前者“以语言行为动作而被命名为独立文体，进入总集”；后者“以史书的‘传’为单位，或庞杂多种文体，或因‘互见’而不周全，故只有随赋、诗、辞、移等文体一并，”纳入《文选》和类书。张艳萍则是“在承认史官分掌记言、记事的前提下讨论《书》与国史《春秋》的生成问题”，认为“左右史分掌记言、记事说渊源甚古，不得轻易否定”。诚然，在诸多批判“左史右史”说的学术观点中，记言与记事的记述特征也是学者最难撼动的，即便他们否认严格的言、事二分的分职原则，但也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古代文本叙述中，存在以记言为主或以记事为主的表现形式。基于这一现实情境，部分学者也会不同程度地对“左史右史”说予以认同。就此而言，“左史右史”说在记言、记事上的意义远远超出在史官制度上的价值，其学说实际上已经成为追溯中国早期文体特征的经典依据。当然，这一现象也揭示出学术本位意识的介入，并不意味着相关文史工作者的研究成果完全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与理性精神，他们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放大了“左史右史”说中的合理性要素，并有些操之过急地忽略了对既有批判学说的关注与回应，这无疑是非常遗憾并值得引以为戒的。

结 语

综上所述，“左史右史”说作为中国古代关于历史载录传统的重要学术命题，一直以来都是古今学术界乐此不疲的重要话题。虽然最早关涉这一学说的经学文献和史学文献对此有着截然相反的记载，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除了在经学义理和国家制度建设层面恪守《礼记》说外，在其他文化场域中，《汉书》说明显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接受，士人在征引相关学说时，甚至形成了明言《礼记》而实取《汉志》的文化默契。

不过在经学意识形态的笼罩下，以章学诚为代表的学者仍然打开了理性审查“左史右史”说的阀门，他们立足于史官制度的实际与记言、记事二分的角度，质疑这一学说的真实性与合理性。而这一批判精神在近代学术转型中得到以“古史辨派”为代表的诸多学者的继承，他们不断寻找“左史右史”说的理论漏洞，使得这一传统命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学术冲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驳之声并未引起当时以及后来学者的足够重视，甚至为他们所忽视，这种学术心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左史右史”说不仅关乎中国早期史学起源与史官制度的成立，同时还直接涉及中国早期文本的文体特征。为了保证自身学术体系与学术理论的正当性，不同程度地认同甚至证实“左史右史”说开始成为部分学者努力的方向。

如今，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辩之外，我们应当抛却古代学术命题的经典魅力以及学科本位意识，理性认识到《汉志》抑或《玉藻》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史学观点，而非历史事实，“周代左右史之说应该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左史、右史并非实际设定的史官制度，在早期文本载录中也没有记言、记事的严格分殊。所谓言、事二分应当是汉代学者基于早期文献的文本特征所作出的理想化概括，他们在早期文献中确实存在着主次差别，但并无严格记载界限与学术分工。

作者简介

成运楼，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史学理论与中国史学史。

编辑｜张继元 孙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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