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是近代中国政治生活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往往跟中国政府高层和外国驻华外交官都有着良好的关系，可以搭起一座沟通的桥梁。传教士由于常年生活在中国，相对职业外交官来说，对中国更有感情。

丁韪良就是这样的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生活了近七十年。历经从太平天国，到清朝灭亡等一系列历史变迁。他说着一口流利的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是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丁韪良给美国公使担任翻译期间，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极力主张将传教特权纳入其中，使外国传教士能够合法地深入中国内地传教。这同时也为激化了中国民众与洋人的矛盾，最终导致了义和团运动。

传教活动本身也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的传播，很多传教士还担负着收集国防、经济、民情等情报的任务，实际上就是为列强服务的间谍，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

丁韪良凭借与清廷高层的良好关系，广泛参与到近代中国政治、外交等领域。他翻译了《万国公法》，使清廷开始学习如何利用国际法来保护自己的权益。仅凭这一点，丁韪良便是有功于中国，以至于法国公使对《万国公法》破口大骂，因为他再也不能拿清廷当猴子耍了。

丁韪良也很注重教育、翻译工作，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长达三十余年。清廷特意授予他二品顶戴，以嘉奖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

丁韪良对中国确实抱有朴素的感情，不仅尽量帮助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还提倡“双向译介”，把东西方的文化知识相互介绍和传播，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宗教、法律等诸多领域。他希望中国能跟上世界发展的潮流，同时也想把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尽管满清政府给了丁韪良很高的荣誉和待遇，但他其实不太喜欢满清政府，因为它过于腐朽和顽固，死抱着从汉人文化里学来的一些观念不放，不知道变通，更不舍得放弃一丁点权力和利益。

1900年，由于传教特权引发出来的义和团运动，让丁韪良对清廷和中国都失去了希望，转而主张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改变中国，提出了“以华制华”的策略。

他主张扶持被慈禧架空的光绪帝，废除慈禧废除维新后颁布的法令，并在各国“监管”下，恢复维新派的改革方案，最后由列强划分势力范围，以便“共管”实现利益均衡。

在他看来，同情戊戌变法的人大多是中国开明人士，能够更好地与外国打交道。而且这些人执政后，必然会面对保守派的围攻，不得不借助列强的力量来稳定局面。

这样一来，列强便有机会加大对中国事务的发言权，从而可以获取更多的特权。丁韪良后来又提议设立列强联合委员会，其根本目的是扶持和控制维新派政府。丁韪良认为只有列强全面介入，中国才会真正觉醒，并摒弃守旧的观念。

丁韪良在返回美国途径上海时，发表了一番演讲，重申他的重建方案，还提出解除目前清廷的武装力量。回国后，他更是要求清廷赔偿基督徒的损失，建议美国占领海南岛，在岛上建立军事基地。

丁韪良的这些主张已经严重偏离了对华友好的路线，完全是在为列强对华侵略政策张目。在他的方案里，光绪其实只是一个听话的提线木偶，中国的主权完全操纵在列强的手里。

作为一个传教士，丁韪良理应用自己所信仰的、教义中趋人向善的思想去感化世人。但在面对列强在华无端索取，干涉内政，欺凌中国百姓的时候，他选择性地闭上了眼睛，完全忘却了教义所倡导的善良。

不仅如此，他完全沉浸在了对义和团的复仇心态中，提出彻底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极端主张。丁韪良的步子已经跨得太远了，把列强的外交官都给超了过去，因此他的想法注定是不可能实现的。

丁韪良的一生几乎都是在中国度过，但仍然不够了解中国人。他大半生都主张对华友好，晚年却想完全控制中国，用外国文化来对中国进行改造。

他更不了解中国人对自身文化所抱有的信念，也许我们的文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们绝不会用外来文化来取代他。中国文化中不合时宜的部分将被摒弃，精华部分则会更好地被继承和发扬光大，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屹立世界的核心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