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这个信息化、数字化纷繁复杂的社会，"生产队"这一词汇，恐怕已在年轻人的字典里尘封，变得陌生。
他们未必能从书本上抑或是长辈的口中，捕捉到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
然而，对于经历过六七十年代，亲历过那风风雨雨的老一辈来说，生产队却是爱恨交加，苦中有甜，甜中有乐，更有难以忘怀的激情岁月。
为什么有人不相信70年代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可以开一元钱？
分值有别，收入难统
为什么有人会质疑70年代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可以开一元钱？
诚然，这听来有些不可思议。但实际上，生产队之间的差异实在是大得惊人。
那时，生产队采取的是工分制，各队的工分值并不相同。
所谓“地大物博，人杰地灵”，富裕之地的生产队自然工分值高，而贫瘠之处，则工分值低，故而人们的收入也是参差不齐。
在那个年代，农民们的汗水换来的工分，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保障。
生产队的分配制度，简单而又直接——以劳动日为单位计算工分。
一劳动日定为十工分，然而并非每个农人每天都能得到满分。在社员大会上，通过社员们的评议，决定每人的得分。
得分最高可为十分，而有的则可能是九分、八分，甚至更低至七分，被称为“半劳力”。
不过，在这些生产队中，能拿到“十分头”的，除了生产队长、扶犁把子、植保员等数得过来的几位之外，真正的“正劳力”寥寥无几。
大多数人的工分值大都在八九之间，而妇女，由于体力上的不足，工分值通常只能达到五六分。
工分，不仅是分配日常粮食、柴草的基础，还与年终的收成直接相关。
在收成丰盛的年份，农人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工分总数，从生产队领取额外的分红。
而那时候，一个工分的价值，也许只有区区五六分钱。
而每家每户都有两本重要的簿子，一本是记录工分的“工分簿”，另一本则是“经济簿”。
用以记录与生产队的各类经济往来，如卖给生产队的草木灰、栏肥等农家肥料，以及领取的猪饲料等。
在那个劳动为荣的年代，生产队的队长无疑是整个村落的中枢神经，不仅是灵魂人物，更是实打实的当家人。
每到夜幕降临，他总是要独自一人盘算着第二天的农活，细细审视着每一项计划。
黎明未至，他便已经匆匆走遍生产队的每一个角落，从东至西，从南到北，踏遍每一块耕地，以确保所有安排都能因地制宜、因人制宜。
队长的日常还包括与记工员一起，对每一个劳作过的社员的工分进行精确的加减记载。
不论是春种一粒粟，还是秋收万颗子，每个月、每个季度的劳动输入与输出，都要被他们一一核算，无一遗漏。
在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中，工分制成了评价劳动的金标准。
每天的辛勤汗水，都转化为工分的数字，继而决定了社员的收益。
十分工分是一天的完美标准，但能日日达此高标的人寥寥无几。
大多数人的劳动力值在九分以上，被称作“正劳力”。
他们能耕能种，能插能割，从播种到收割，无一不精，无一不通。
尽管女性社员常常表现出过人的能力，她们的工分却鲜有超过六点五分，被归类为“半劳力”，只有极个别能达到七分的。
生产队的工分分红也大相径庭。
条件较好的生产队，每十分工分可能分得一元红利，条件一般的，有七八毛；而那些条件较差的，仅能得到区区两三毛。
田间副业，水涨船高
在那个时代，生产队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不是所有的生产队都能够通过单纯的耕作来维生，有些队伍必须寻找其他的门路。
因此，搞副业几乎成了生存与发展的不二法门。
只靠种地的生产队，多数情况下日值能有三五角已算不错，但如果搞副业，则大不相同，劳动日值甚至能高过一元。
在1978年，浙江省的石塔大队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这个大队拥有3400多人，分布在35个生产队中，规模在义乌是首屈一指的，浙江省内也是数一数二。
这些生产队中，规模较大的有百余人，小的也有80人左右。
在那个年代，石塔大队的名声在外，甚至连结婚，石塔大队的小伙子都比其他大队的更加抢手。
特别是大队中的第二十七队，更是名声在外。
这个队伍因为年轻人多，外出搞副业的也多，所以比较富有。
队中的年轻人不仅勤劳肯干，而且插秧技术高超。
年轻人总是身先士卒，没有半点儿“侬不到齐，锄头不落泥”的惰性。
他们的插秧，不仅行云流水，且极尽匠心，横平竖直，快速高效。
最为壮观的是，夏日里在大路旁的三丘田进行插秧，年轻人用种田线拉直后，排成一字长龙进行竞技，你追我赶，越干越有力气。
有一年，第二十七队在大路边铺设了一片试验田，排列着二十余种不同的水稻品种，进行一场严谨的产量比拼。
这样的尝试，在其他生产队是闻所未闻，未见其详的。
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人人有责，个个尽力，从外出搞副业的青年到留守种田的老人，再到那些编织草帽、加工蜜枣南枣的妇女，无不以增加生产为己任，力求上游。
为了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他们引进了当时农业界的最新技术——抽水机、机动打稻机和三匹半风冷柴油机。
尤其是那台装备有三匹半柴油机的机动打稻机，其效率之高，远非传统的人力打稻机可比，简直是劳动效率的革命性跳跃。
这种先进的机械使用，使得整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值水涨船高。
田间地头，工分大会
周芳龙十六岁时便离开城市的喧嚣，插队到龙山镇凤浦岙村，踏实地在乡下支农达十载。
岁月流转，二十六岁那年，他东渡香港，初为《南华早报》的排版印刷员，继而拜师于香港著名服装师雷杰，潜心钻研服装之道。
1992年5月8日，周芳龙凭借在香港的积累与见识，重返故土上海。
他创办了宝盛时装公司，继而兼任上海亿盛服饰有限公司与上海金顶半岛高尔夫度假中心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更被龙山镇乡贤联谊会聘为顾问，可以说成了一方大佬。
在他的青年时代，周芳龙曾在生产队中同田间劳作的农民并肩作业。
那时出勤的日子，周芳龙所在生产队的大伙一天可赚得一元钱。
而周芳龙初至乡间，体力尚未练达，技艺未精，初则按照一个正劳力的10分工来计算。
生产队每年在农闲的时候,召开一次评工分的大会。这是一种利益分配方式。
会议上，大家考虑到年长者体力的自然衰减与年轻人力量的增长，每年都需调整工分以求公平。
周芳龙第一次参与此会，他的工分评为1.2分，这在众人眼里显得稍显低下。
一位资历较深的社员看在眼里，忍不住向队长提出质疑：“我觉得芳龙的工分低了些。”
队长闻言询问：“那你认为应当是多少呢？之前我们考虑到他初来乍到，对农活尚生疏，才给了1.2分。”
该社员经过一番思考，提议道：“我认为增加0.2分，调整到1.4分吧。”
队长将这一建议抛向全体社员，询问是否有异议。众人交换了眼神，会场上没有任何反对声音。
于是，队长宣布：“既然大家都同意，那么就这样决定了。”
在乡下那些对于生存竟有诸多讲究的地方，通常在这样的集会上，拖后腿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
因为在这些场合，拖后腿不亚于公然得罪人，毕竟这关系到每个人的口粮和面子。
尽管如此，人们在心底无不暗自攀比，尤其是那些年岁相仿，正值壮年的男青年。
他们的攀比不外乎是工分，因为在这片稀疏的田野里，工分不仅关系到一个人的生计，更是其社会地位的体现。
这种地位，深刻影响着一个人的婚姻与未来，甚至可以说，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
有些志向不明的年轻人，年复一年，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不能满打满算地达到满劳力的十分——仅仅是0.2分的差距，看似微不足道，实则可能改变他的命运。
在人生短暂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在这片讲究实力和效率的乡野，一旦错过了黄金的壮年时期，那么所谓的“权威”和尊重也会随之悄然溜走。
经过一番激烈而又细致的辩论和讨论，大家最终决定将周芳龙一天的工分定为1.4分。
这个数字，虽然在很多人眼中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在那个时候，1.4分的工分，转化为每天的劳动收入仅是一角四分钱，这恐怕在全世界的劳动报酬中都算是最低的了！
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所谓最低工分的概念，无论你愿意与否，你都得接受这个现实，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要为了那点微薄的尊严。
在这样的劳动体系下，如果以周芳龙每年出勤三百天来计算，那么他一年的总收入也仅为42元。
这样的收入，其实也取决于整个生产队那一年的总收成如何。
粒粒皆辛苦，衣食显珍贵
在那个物资稀缺的年代，生产队对年终的劳动报酬分配总是显得分外慎重。
一般而言，种种庄稼如稻谷、山芋、土豆等，便是用来抵扣社员们辛苦积攒的工分。
每当庄稼成熟，社员们就依照劳动的多少先行分配，直至年终总结时再进行一次全面的结算。
这时，小队的会计总是忙碌异常，必须确保每位社员的工分算得精确无误，哪怕一点小错，都可能引起人们对其专业性的质疑。
然而，这种对工分精打细算的情形，并非完全可以归咎于农民对数字的执着。
毕竟，这关乎每个家庭全年的生计，涉及到每一口人从一年辛劳中能否获得足够的食粮。
民以食为天，粮食的分配自然成为每个生产队中的重头戏。
通常情况下，粮食首先按人口分，人口再按基本工分分，成年人标准为十分，未成年则介于六至八分之间。
接下来，依据工分来分配粮食，所谓“工分粮”，这反映了“多劳多得”的基本原则。
60年代和70年代，人口与工分的分配比例分别为三七开和二八开。
在这种制度下，那些孩子和老人众多、劳动力相对较少的农户，往往成为超支户。
对这些家庭而言，能在一年的末尾拿到一百元的“余粮款”或分红，便已是当地的富裕户了。
这些有余粮的家庭，每一分钱都花得精打细算，按照那个时代的说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节俭成为生存的常态。
当时，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顺口溜便能反映出那时的生活现状：“电灯亮，发余粮，买件的确良，爸爸妈妈一夜吵天亮。”
当时生活条件艰苦，生产队每当杀猪杀牛，分发鲜肉的日子无疑成为了全村的节日。
那一天，孩子们和大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难以掩饰的喜悦，因为在那漫长的一年里，他们日复一日地吃着玉米和高粱，几乎已将肉的滋味遗忘。
而这样的时刻，即便是寥寥几块肉，也足以让人心生欢喜，忘却平日的辛劳与忧愁。
有些家庭幸运地从生产队得到了分红，这点额外的收入或许并不丰厚，却足以为家中的孩子和长辈买上一件新衣。
在那个年代，新衣是稀罕物，常是年关将近，才有机会穿上。
大人们常常会在这样的时刻，感叹一声：“终于可以给孩子换上新衣了。”
那个时候的新衣，不是现在品牌琳琅满目的商场中随意挑选所得，而是一年到头苦苦等待、盼望的奖赏。
所以在这种充满期待的背景下，每一次的肉食分配和新衣穿戴都带来了极大的满足和幸福感。
这些简单而珍贵的快乐，是我们今天在物质富足的环境中所难以体会到的。
每当回想起那些日子，老一辈人常带着一丝感慨地说：“那时候，一块肉、一件新衣足以让我们高兴好几天。”
这样的回忆，是对现代人一个温柔的提醒：在当下这个充斥着各种选择与机会的时代，我们应当更加珍惜手头的富足与幸福。
生活的美好，往往藏在那些平凡的小事中，简单而纯粹，充满了生活最真实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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