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尹伯

与票号、钱庄等传统金融业不同，银行业是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应政府财政需要，模仿外国银行体制而逐步兴起的行业。1920年上海银行公会鉴于同业联络之必要，又因各地组织的银行公会仅限于各该地银行之联络，遂发起在沪举行银行公会联合会议，于当年召开第一届全国联合会议。并议定第二届于1921年4月在天津举行，第三届于1922年4月在杭州举行，第四届于1923年4月在汉口举行，第五届于1924年4月在北京举行。

历届联合会议所讨论的都是银行界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议题差不多都是财政、币制、公债等方面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近代中国金融史描绘出浓墨重彩的一笔。本期【金史聊斋】邀集国内数位金融史学专家拟追根溯源，从各地银行公会的成立、举措及在抗战时期为国家及行业所做的抗争为主题，以还原当时的历史。

开局 · 合力筹组

《银行博物》：

自1918年7月，12家银行发起成立上海银行公会后，北京、天津、汉口等地的银行家纷纷发起组建银行公会，截至1923年，全国共有银行公会10家，分设于上海、北京、天津、汉口、杭州、南京、南昌、济南、哈尔滨和蚌埠等地，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中部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地区，由于银行业的不发达，成只有重庆成立了银行公会。

上海银行公会新大楼旧影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15年8月24日，北洋政府颁布《银行公会章程》。规定“资本金额在二万元以上者”“注册设立已满一年以上者”可组织银行公会；银行公会的主要职责为“办理支票交换所征信所事项”“办理预防或数济市面恐慌事项”。上海的银行家们深知团结联合的重要性，“欲恢张业务，务必须团结经营……结力既厚，声势自雄”。政令既出，中国、交通等7家银行遂加紧筹组公会。

然而“知易行难”，且不论其同发生的抗拒“停兑令”等波折，单就会所一事便长久无着。1918年春，参与组建公会的银行合力筹措规元6.4万余两，购置坐落于香港路4号的洋房一幢，略加修葺后作为会址。孕育中的上海银行公会方才有了栖息之所。

1918年7月8日，上海银行公会召开成立会，首批会员除中国、交通、浙江兴业、浙江地方实业、上海商业储蓄、盐业、中孚等七行外，继有聚兴诚、四明商业储蓄、中华商业储蓄、广东、金城等五行加入。根据《上海银行公会章程》，公会实行董事制，宋汉章、陶兰泉、盛竹书、倪远甫、李馥菘、陈光甫、孙景西获选董事。七董事互选宋汉章为会长、陈光甫为副会长。

张百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正如郑教授所阐述的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天津银行公会的设立和上海背景相同。在1918年2月，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直隶省银行、中孚银行、兴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殖业银行、盐业银行九家发起创设天津银行公会，并拟定《天津银行公会办事细则》作为公会的办事依据，此细则共十条，内容涉及公会的名称、宗旨、会员资格、职员权限、开会规程、经费分担等诸方面。

成立之初，天津银行公会实行值年管理制，1920年3月，改为董事制，卞寿孙当选为董事长，1930年，又改为委员制，仍以银行为主体。成立当天，天津银行公会会员就达12家，1920年达到16家，1927年达到22家，基本包括了比较重要的在津的华商银行。1931年3月，天津银行公会遵照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的《工商业同业工会法》改组为天津市银行业同业公会，分别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和财政部备案，并受天津社会局直接监管。由于受时局影响，公会会员曾一度减少到15家，其后又逐渐恢复到1936年的21家，而此时天津华商银行数才计共26家。

《上海银行公会章程》

王银春（宁夏大学教授）：1918年12月，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大陆银行总经理谈丹崖等人遵照财政部颁行的“银行公会章程”，选址前门内西皮市号筹组银行公会，北京银行公会正式成立。北京银行公会自成立来以“同业交换智识，共圆银行及经济事业之巩固发展为宗旨。为强化同业公会的组织和协调功能，促进该宗旨的实现，北京银行公会在各会员行都设有会员代表。其章程中并未对会员代表做出相关规定或解释说明，从实际情况来看，每个银行号选派会员代表一名，以经理人或主体人为限。公会日常事务巨细均由会议讨论决定，北京银行公会会议有三种：会员大会、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

梁敬明（浙江大学教授）：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工商同业公会法》，规定只要有同业三家以上即可组织同业公会。杭州银行业界为应付金融动荡，巩固同业利益，矫正营业上之弊害起见，于1920年11月正式成立杭州银行公会，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蔡谷清被选为第一任会长，会址设在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内。会员银行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华孚银行、储丰银行、道一银行。1924年，军阀间的争夺，在江浙一带引发了齐卢战争，造成了杭州工商业萧条，一些银行纷纷停业或倒闭，杭州银行公会以“会员不足法定人数，会费入不敷出”而解散。1927年5月，银行业曾一度与钱业会馆合并，共同成立杭州银钱业商民协会分会，但因利害关系，不久钱业退出，并于年另定章程，独立为杭州市钱业同业公会。1930年杭州银行公会再次成立。

重庆银行公会大楼旧影

刘志英（西南大学教授）：重庆银行公会是西部地区成立的第一家银行公会。根据1929年8月国民政府《工商业同业公会法》第三条规定“工商同业公会之设立须有同业公司行号7家以上之发起”，当时西部各省的主要城市中，除成都能与重庆相提并论外，其他各地所拥有的银行家数均不符合此规定，均没有资格成立银行公会。1931年6月5日，重庆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通过章程，同年9月25日，重庆银行公会正式宣告成立。“八•一三事变”爆发后，随着重庆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重庆银行公会的责任更重，影响力更大。

重庆银行公会作为重庆近代银行业的同业组织，其组建吸收了诸多近代化的因素，使近代银行业在重庆取得了相对于旧式金融业的优势地位，有利于在重庆创造符合近代银行利益的制度性环境抗战爆发前，四川境内战争频繁，致使军费激增，财政亏空，民不聊生，当局逼迫各银行发行银行券，承募债券等为其垫付作战款项，市场上充斥着各种债券及银行券，金融极度混乱。在此背景下成立的重庆银行公会，对于稳定重庆金融市场秩序、协助统一川政、辅助地方工商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破局 · 担当使命

《银行博物》：

从以上银行公会的成立简介来看，增进同业公共利益，纠正营业敝害，促进同业发展乃上海银行公会的宗旨。自成立之后，公会尽力担负同业自律、监管、协调等职责，丝毫不敢懈怠。近代中国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绝，各地公会在应对危局，稳定金融市场方面曾有过哪些举措呢？

1932年7月，上海市商会颁发给 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的会员证书

张百顺（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天津银行公会是民国时期最早成立的银行公会之一，在近代天津金融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对外，天津银行公会是一个博弈能力远高于华资银行的组织；对内，天津银行公会则一直致力于服务同业，并不断规范当地华资银行的经营行为，从各个方面为华资银行的业务开展和经营便利创造条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天津银行公会为推动成立票据交换所而进行的不懈努力。天津是近代以来的金融重镇，在这里不论是票据交换的数量还是金额都颇为可观。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银行公会就开始倡导、筹设票据交换所。1921年，全国银行公会第二届联合会议上通过了京沪两地银行公会提出的关于设立票据交换所的议案，此后不久天津银行公会即根据全国银行公会的决议致函各地公会，公函中提及票据交换所“综其利益之点，市场与金融秩序的自发维护者，作为华资银行的联合组织，天津银行公会不仅代表华资银行与外界博弈，还竭尽所能推动有利于华资银行长远业务开展的机构以及相关机制的建立，以降低华资银行的经营成本，并注重规范同业的经营行为。与此同时，天津银行公会亦高度关注外部经营环境与金融秩序的维护。在社会动荡、战事频发的时代背景下，和全国各地重要的银行公会一样，天津银行公会联合同业，自发地构建能够抵御市面波动和金融风险的机制，从而提升了华资银行乃至整个华资金融机构群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天津银行公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今天看来仍是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银行公会自创立伊始就以增进同业利益，维护金融稳定为已任。1920年7月3日，《上海银行营业规程》经会员大会表决通过，公会自此有了“在会各银行营业上共同遵守之规则”。此后，公会又屡次修订业规，对行业自律起到了积极的规范作用。1921年7月初，中法合资的中法实业银行因巴黎总行亏损，突然宣布停业。市民无不恐慌，挤兑在所难免。该行虽不是公会会员，但“为维持金融安宁，且于小本营业亦寓扶助之意”，公会决议出面垫款代兑中法实业银行发行的上海地名券，合计75万余元，从而平定了一场金融风潮。

1927年初，时值北伐军兴，实力雄厚的上海银行业成为战争双方筹款的对象。在此背景下，公会面对着更大的责任和风险，由此揭开了公会机构演进的序幕。嗣后，公会组织架构及名称虽因时、因势、因事而几度更迭，但业界仍以“上海银行公会”相称。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为防不测，公会当即宣布停业3天。而后采取各项办法在经济骤变、金融紧迫时，发挥了防止风潮扩大、携手共渡难关的关键作用。

银行同业公会第一届执委会合影

另外，公会从维护金融主权、满足金融市场对银元的需求及统一币制多重目的出发，1919年向北京政府呈文要求在上海设立造币厂，“以收国利，而恤商艰”。为协助落实筹建资金，公会出面组织“上海造币厂借款银团”，通过发行特种国库券，募资购地建厂。后因种种原因，上海造币厂筹建工作一度停顿。直至1928年，南京政府接办上海造币厂事宜。20世纪初叶，上海银行公会及其会员银行就开始探索信用调查制度建设。1931年春，在张嘉璈、李馥菘陈光甫等的大力支持下，成立了一个“融通调查资料，提倡社会信义，辅助金融业之发展”的学术团体一中国兴信社。1932年6月6日，中国兴信社创设了中国第一家信用调查机构——中国征信所。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征信所并非由公会直接出面筹办，但其创立设想、筹设人员与运作资金，无不与公会休戚相关。中国征信所的创办也为上海银行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属下两大金融业辅助机构——票据交换所和票据承兑所的建立奠定了信用调查基础。

梁敬明（浙江大学教授）：1930-1937年，杭州银行公会为谋求同业团结，改进业务经营，稳定、推动金融业发展做出了不少实际成绩，其最突出的贡献为促成杭州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和票据交换所的建立。1934年11月正式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库，订定联合准备库章程，1936年，杭州市钱庄业也倡议仿效银行业办法，筹组杭州市钱庄业同业联合准备库，1937年3月5日正式成立。杭州市银行业公库的成立，起到了集中准备，调剂盈虚，实现同业互助以安定金融的作用，也加强了维护及调剂金融市场的能力。

随着组织发展和对外联络的增加，杭州市银行业同业公会逐步衍生出较大的社会效应。如负责对外交涉，调解业内、业外纠纷。积极参加社会公益事业，反帝爱国运动，充当沟通商人与政府间的桥梁角色。

格局 · 引重致远

《银行博物》：

银行公会又何止为行业谋福，其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善行文举俯仰可拾。在大灾面前，公会频频伸出援手，参与赈灾与教济；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公会上下皆怀拳拳之心，毅然投身反帝爱国运动和抗日救亡的大潮之中。这些举动又反过来提升了公会的社会声望，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全国同业中的领导地位。

上海银行公会底楼大厅（旧址）

郑成林（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为国为民、以天下为己任。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上海银行公会联合上海钱业公会共同致电北京政府，强烈要求严惩国贼、释放被捕学生。1924年夏，江苏督军齐燮元与浙江督军卢永祥之间为争夺对上海的控制权而剑拔弩张，造成沪上人心惶惶，局势动荡。公会出以公心，会同上海钱业公会联名上书北京政府，大声疾呼“垂怜东南生灵，顾念国家元气，请求国务院“迅电各方已动军队即日撤回原防籍，安人心而全大局”。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公会也于当天召开会员大会以示声援。为尽速“定人心而安商业”，公会面致函工部局，要求惩办凶手，抚恤死伤；另一面致电北京政府，请速派员来沪与租界当局严正交涉。20世纪20年代，山东地区大旱，外加兵匪纷扰，灾情愈演愈烈，卖儿鬻女、饿毙街头者不计其数。为赈济灾民，公会积极号召会员开展募捐行动。1934年初，市场风传美国即将实施高价收购白银政策，公会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呼吁美国政府稳定银价。上海银行公会“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胸襟依然令人赞叹。

自“九•一八”事变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当此民族存亡危难之际，上海银行公会以捐输等各种方式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滚滚洪流之中。随着抗日救亡运动日益兴起，公会里的众多爱国人士纷纷投身其中。“八•一无论是上海银行公会的领导成员，还是所属会员银行及其职员，以勇气、毅力乃至热血、生命诠释了为国为民赴汤蹈火的爱国主义情怀。

十九路军炮兵穿戴的围巾即是 上海银行公会等团体募捐的慰劳品

王银春（宁夏大学教授）：“七七”事变之后，北平逐步沦为日伪控制区域。该时期的北京银行公会无论是会员还是内部组织系统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适应日伪的金融统制，在特殊政治形势下求得生存空间，加上银行公会自身的内部机制、领导决策并不健全，银行公会对其组织系统进行了改组，以适应所谓的“战时经济”。

公会在战事连连的环境下，不断抗争，艰难生存。既要同国民政府协调关系，又要受日伪政府控制，但时时不忘公会成立之初衷，为同业利益谋福祉。日伪对北京银行公会的整顿和控制，一方面客观上推进了公会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促成了各会员行的业务转型；另一方面也导致该公会丧失其独立性，充当了伪政府实现金融统制的“马前卒”。北京银行公会作为独立性更强的金融团体，亦有其基本反应：抗争、挣扎。随着日伪统治政策的深入，北京银行公会也由无力抗争直至完全沦为日伪金融统治的工具。至于各项金融法规政策在北平的具体推行，北京银行公会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是日伪政府和北平金融业联系、沟通的关键所在。同时尽量为北平银行业创造相对稳定的运营环境，并积极推动了北平银行业务的调整。

此外，随着银行公会的发展，它的社会影响更加广泛，也更加突显。抗战时期，北京银行公会的对外活动及联络日益增加，积极扮演其社会角色，参与社会救济与公益慈善，无论主动被动，都在防止北平华商金融市场恐慌和安定社会环境上起着不可抹煞的作用，维护了同业的利益。其社会影响也获得社会各方的重视和肯定，亦成为该时期重要的民间组织。

重庆银行公会大楼的现代还原

刘志英（西南大学教授）：抗战时期，重庆银行公会不仅要维持银行正常的经营运转职能，维护各行利益，并且要响应国民政府号召支持抗战担负起其民族使命。此时，重庆银行公会的活动，主要可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贯彻政府有关金融政策的法令。第二，反映各行在贯彻法令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形成商榷建议，以供财政部参考。在“上策下行，下情上达”的过程中，银行公会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发挥。重庆银行公会在战时所进行的活动，不仅对重庆地区的银行业、经济发展及金融制度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且对支援抗日战争做出了一定贡献。

重庆银行公会作为银行业的同业组织团体，其对国民政府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制度层面上。对国民政府经济法规提出质疑并进行商榷，主观上出于重庆银行公会维护各会员行利益、银行眼前利益及巨额收益的考量，出于维持公会及会员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客观上起到促进战时国民政府经济法规完善的作用。重庆银行公会基本上遵循财政部方针政策，及时通知各会员行遵照办理同时将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财政部指令中不合时宜之处及时反馈给财政部。通过一来一往的不断往复，重庆银行公会对财政部金融法规中存款、放款、资金运用及游资控制等问题不断提出商榷意见和建议，使战时经济金融制度不断完善，为稳定金融秩序、保障战时经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

重庆银行公会与财政部就所颁金融法规制度的交涉，不仅体现出银行业与国民政府在是否遵行金融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摩擦与配合，并且反映出国民政府对银行业既监管又扶持的多重策略。而重庆银行公会的合理建言与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法规的出台及对规定条文的适当调整，均有助于大后方的金融现代化建设。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