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古代武陵的地理范围|五溪|地理|巫山|武陵|江南|黔中郡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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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武陵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地理区域，是中原进入西南地区的通道，也是一条重要的文化沉积带。关于武陵地区的范围，一般认为在湘鄂渝黔边的武陵山区。而实际上，长江以北的巫山山脉、汉中地区也在武陵地区的范围内。这一地区不仅历史地名有渊源关系，而且在空间上具有整体性，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文化具有同一性，同属巫文化圈子。

关键词：武陵地区；鄂西北；楚；巫文化；巫山

武陵在中国古代是一个重要的地理区域，是中原通向西南的孔道，自上古时起这里发生过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舜帝南巡、西南八国从武王伐纣、巴楚战争、秦亡楚、汉末三国鼎立、明末夔东十三家、近代的抗日战争等等。因“武陵”一词在先秦书籍失于记载，后人对武陵空间范围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一般论者认为是在湘鄂渝黔毗邻山区，至于长江以北的武陵则避而不谈。我们认为长江以北的巫山山脉、汉中盆地也应属于武陵，即武陵地区应包括大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及其周边的地区。

一｜武陵在鄂西北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从中可以看出黔中郡的设立在前，武陵郡的设立踵其后。循名责实，两者是对同一地方的不同行政称谓。因此谈武陵郡必须从黔中郡谈起。黔中郡在秦国占领楚国之前就存在，比秦在此设立的黔中郡早得多。《史记·苏秦列传》记载：“乃西南说楚威王日：楚，天下强国也；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最晚在楚威王时期楚国就设立了黔中郡和巫郡。此后黔中郡一直是楚国西部重要的门户。《六国年表》记载：“（顷襄王）二十一年，秦拔我郢······二十二年，秦拔我巫、黔中。”《楚世家》的记载大体相同。而秦国所设立的黔中郡只是对楚黔中郡的继承和扩大。《秦本纪》记载：“（秦昭襄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可见秦国的黔中郡比楚国的大得多，包括楚地的巫郡、黔中郡及江南大片土地。而这片巫黔中地由于史书多次提到了“江”，因此不少学者便由此想到长江以南的巫地。石泉先生认为“江”在古代并非指长江的专名，历史上汉水也被称为江，甚至连今天的汉水支流蛮水也有“江”之名。另外黔中郡在鄂西北还有一个证据即它的所在地“商于之地”在今天湖北省西北部。黔中郡在商于之地于《华阳国志》有载。《蜀志》记载：周赧王七年(前307年)“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舡万艘，米六百万斛，浮江伐楚，取商于之地为黔中郡。”商于之地在汉水中下游的丹淅之问，为战国时期秦封卫鞅之处。《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卫鞅既破魏还，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集解》引徐伯广曰：“弘农商县是也。”《索引》曰：“于商二县名，在弘农。”《正义》曰：“于商在邓州内乡七里，古于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国。”由此可见，武陵郡的历史渊源很清楚，即商于——黔中、巫郡——武陵。虽然地之损益大小有出入，但武陵的大致方位在今天的鄂西北不会出现张冠李戴。

武陵在鄂西北地区历史地名中还留下不少线索。《汉书·地理志》记汉中郡有武陵县，地址大致在今天的湖北省竹山县境内。《三国志·魏明帝纪》记载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巫县为上庸郡。”《华阳国志·汉中志》记载晋时上庸郡属县五，其中有武陵县。《读史方舆纪要》“湖广·郧阳府·竹山县”下曰：“武陵城，县西五十里，汉县属汉中郡，后汉废，三国魏时复置武陵县展上庸郡，晋宋齐梁因之，后周废，唐初复置属房州，贞观十年废，人竹山县。”除了武陵县外，在鄂西还有武陵山名，其地在今湖北省荆门县西北。《隋书·地理志》记竞陵郡“东乡县”下注“有武陵山”。从宋到清，地志中皆有此山，如嘉庆《一统志》卷352荆门州山川“武陵山”，注曰其地大致在今荆门西北。另有武陵水名，今天流过竹山的堵河古称“武陵水”，在竹山县还有与武陵源有关的桃源村，在竹溪县有桃源乡。与武陵地名相关的如洞庭、湘、沅、澧亦在鄂西北，钱穆、石泉等专家均有详细而精到的考辨。钱先生说：“《楚辞》湘、澧、沅诸水均在江北。”石泉先生进一步指出：“古代更早的湘、资、沅、澧诸水自亦当今荆门、钟祥一带寻究。”

二｜武陵地名南迁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与汉中郡设立武陵县的同时，在今湖南境内有一个武陵郡，“武陵郡，高帝置，莽曰建平，属荆州，户三万四千一百七十七，口十八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县十三。”《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常德府”下记：“武陵县······本属汉武陵郡之临沅县，后汉为武陵郡治，晋以后因之，梁为武州治，陈为沅州治，隋改置武陵县，朗州治焉，唐宋以来州郡皆治此。”今天在长江以南的湘鄂黔渝边境还绵延着一条高耸的武陵山脉。《辞海》曰：“武陵山在湖南西北部及湖北、贵州两省边境，东北——西南走向，乌江和沅江、澧水分水岭，海拔1000米左右，主峰梵净山（2494米）在贵州江口县北，富林矿资源。”如果说武陵在鄂西北，那么湖南境内的武陵地名又从何而来？我们认为湘西的武陵地名是湖北武陵地名南迁的结果。古代“名从主人”的现象习见，民族迁居后，而原居地的地名也跟着搬家。湖北湖南两地的武陵地名同时存在透露出了历史上武陵地名主人南迁的史影。

如上所述，汉代武陵县属汉中郡，治所在竹山县，而竹山县是春秋时期庸国的故地。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文公十六年）引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云：“今湖北省竹山县东南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当即古庸国地。”古代庸国在公元前611年为楚、秦、巴三国联合剿灭，这一历史事件于《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甚详。楚国对灭国实施迁徙是一个惯例，一方面可以消除所灭国原居地盘根错节的影响，有利国家稳定；另一方面充实广虚之地，开垦疆土，有利国家发展，一举多得。《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十二年春，楚子围郑，旬有七日······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人至室门，至于逵路，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听？其浮诸江南，以实海滨，亦唯命······”郑伯知道楚国对灭国是实施“浮诸江南，以实海滨”的迁徙政策。揆诸《春秋左传》，楚国对所灭国实施迁徙屡见不鲜。如《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初，楚武王克权，使斗缗尹之，以叛，围而杀之，迁权于那处。”昭公四年曰：“（楚）迁赖于鄢。”昭公九年曰：楚灵王“迁许于夷”。两年后又“迁许、胡、沈、道、房、申于荆。”等等。循惯例，楚国对庸国也毫无例外地进行了迁徙，地点即今湘西大庸一带。

今湘江西北的大庸一带在春秋早中期就纳入了楚的版图。《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楚）成王初收荆蛮而有之。”通过对南方的用兵，楚成王掠夺了大片土地。《楚世家》记载：“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恩，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从成王开始，楚国大力经营南方，占有包括今湖南在内的土地，为楚国迁移灭国提供了广袤的空间。历史上巧合的是，鄂西北的不少地名在湘西北地区也可以找到，两相比较有惊人的相似。张良皋先生说：“北有上庸，南有下庸；北有庸水，武陵水，南有大庸溪、武陵江。联系到北有麇国、微阳，南有麇湖、微水；北有衡山，南也有衡山；祝融氏居北而祝融峰在南······这里显然有过相当规模的地名大搬家。”石泉先生也说过：“湘、资、沅、澧诸水，自亦当在今荆门、钟祥一带寻究······今湖南省境内同名诸水，其得名恐在后，当是楚人南迁后，把原居处的河流名称移植于源远流长，水量大得多的新址诸水的结果。”

三｜武陵的范围

我们说武陵地区既包括了今天湘、鄂、渝、黔交界的武陵山区，又包括长江以北的大巫山地区，这是有根据的。除了上述的历史沿革的原因外，从音义上推求也是站得住脚的。巫、武、五、乌应是音近而义同。秦嘉谟辑本《世本》称“五落钟离山”，《太平寰宇记》引作“武落山”。钱穆先生说：今湘江、沅江，汉时名无，三国时作，晋宋时作舞，唐名武，又曰巫，无、武、巫，同声相通。蒙文通指出，《汉书·地理志》记武陵郡无阳县有无水，洪北江《贵州水道·无水考》说：无阳三国吴时作阳，晋宋志作舞阳，水亦作与舞，唐名武溪，又曰巫溪，置巫州。可见这个无字在地名上有时作，作舞，也作巫作武。一些作者尽信书，规规焉以为五落山即五座山峰，并煞有介事地找出五座山峰与之对应。又五溪蛮的“五溪”，《十道志》说：“楚子灭巴，巴子兄弟五人，流人黔中。汉有天下，名曰酉、辰、五、武、沅等五溪，各为一溪之长，号五溪蛮。”而《元和郡县志》卷30曰：酉、武、沅、辰、熊、朗实“六溪”。可见要坐实五溪是勉为其难的。这些都是犯了胶柱鼓瑟、郢书燕说的错误。而潘光旦先生认为：溪字的另一义，或更早一义，相当于西南人所称的坝子······坝子称溪，似源出侗语。今日的侗人，旧称峒人，古亦称溪人或奚人······而“五”起初也不是一个数目，好比武溪之武，是侗台语言中称人的那个名字的音，那更具体的是黔人或侗人了。

我们认为，巫、武、五、舞其实就是巫，所谓武陵、五溪、巫山一言以蔽之就是巫地的山和水，亦即巫山和巫水。这一地域在古代正是巫风炽盛之地，其事鬼巫之风所从来久远。在北边巫山汉中地区，巫文化素来繁盛。《汉书·地理志》曰：“(江汉)信巫鬼，重淫祀。而汉中淫失枝柱，与巴蜀同俗。”《晋书·李特载记》曰“汉末张鲁居汉中，从鬼道教百姓，人敬信巫觋，多往奉之。”《淮南子·人间训》曰：“荆人鬼”，《晋书·地理志》亦曰：“大率荆人率敬鬼”。巫山地区巫文化同样浓厚。《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说人“俗好鬼巫”。杜甫《戏作谐体遣诗二首》写的是唐时夔州时事“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所谓乌鬼就是乌龟，龟是占卜的灵物，所以家家养起来以备占卜之用。这与元稹《江陵》诗中所说的“病赛乌蛮鬼，巫占瓦代龟”是同一种事情。光绪《巫山县志·风俗》说：“民间多惑于释道巫师。”光绪《大宁县志·地理·风俗》曰：“俗尚淫祀······乡人或有疾病，多不信医药，延巫禳之，曰跳端公。”而万州“风俗朴野，尚鬼信巫。”(《宋本方舆胜览》卷59)而“涪陵之民尤尚俗”。(《宋史·地理志》)至于南边武陵地区也是巫风劲吹。王逸《楚辞章句·九歌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每祠必作歌乐，鼓乐以乐诸神。”《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说巴人“未有君长，俱事鬼神。”《魏书·南蛮传》记载南蛮獠人“其俗畏鬼神，尤尚淫祀，所杀之人，美鬓髯者必剥其面皮，笼之于竹，及燥，是之曰鬼，鼓舞祠之，以求福利。”明嘉靖《思南府志·风俗》曰：“蛮獠杂居，言语各异······渐被华风，汉民尚朴，信巫屏医，击鼓迎客。”《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说沿河冉家蛮“得兽祭鬼而后食——十月痕日，祭鬼为乐。”光绪《秀山县志·礼志》曰：“重淫祀，尚巫觋，好争喜斗。”《中华全国风俗志》说：“来风归散毛地，信巫鬼重淫祀。”

张正明先生说：“北起大巴山，中经巫山，南过武陵山，止于五岭，这是一条又长又宽的文化沉积带，许多古代文化的痕迹在东边的大平原和西边的大盆地都被历史的洪流冲刷得一千二净，可在这条文化沉积带里还存留着，比如古代的歌腔，古代的语言和古代的巫风。”“正是这个原因，这么长，这么宽的一条文化沉积带在中国的其他地方找不到。”张良皋说：武陵地区是一个相当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东临湖广盆地，西濒四川盆地和汉中盆地，北沿汉江，南沿乌江，围成一个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的大岛。因此从历史的延续性、空间的整体性和文化的同一性来看，武陵地区应包括巫山山脉、武陵山脉及其周围广大的地区。

作者：刘自兵高芳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1期

选稿：宋柄燃

编辑：杜佳玲

校对：王玉凤

审订：朱琪

责编：黎淑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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