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形成与方位意识息息相关，“中国”一词本身就内涵着方位概念。实际上，中华文明的别称也多与方位有关，如四方、六合、九州等。方位意识不仅反映中华文明的地理特征，更体现文明秩序的一统与包容。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就有对方位的认识。在考古发现的商代甲骨刻辞中，有“南方，西方，北方，东方，商”这样的记录，说明商人已有对四个方向的划分。方位的出现，亦表明商人具备天文观测的能力。因为大地上方位的确定，需要依据太阳周日与周年运动的天文轨迹等。
四方之位的判断方法是“立表测影”。要确定方位，必须先设置测日的表木，并在其四周画圆。日出日落之时，太阳照射在表木之上，投影与所画圆圈会形成交点。将日出日落的交点相连，即能确定正东正西的方向。
四方的明确标定，不仅意味着古人具备总结自然规律的能力，也为政治秩序构建奠定了基础。因为一旦四方被划定，“中心”的观念便随之出现。中心是四方的坐标，作为“四方之极”统摄四方，因而中心具有政治意义。在殷人的世界图景中，商王所在的都城好比立在大地上的那根表木，是辨识四方的基点，昭示着政治文明构建由此开始。在殷人看来，治理四方如同以表木测定四方。
四方加上天、地，便构成六合的概念。《庄子》言：“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的视野更为开阔，折射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四方还是六合，其空间边界都是开放的。四方对不同方向的标识，既象征文明的多元性，又没有在空间上限制文明的范围。六合将天地纳入视野，进一步强调文明的开放性。四方与六合的方位意识，深刻体现了“至大无外”的秩序观念，反映了中华文明自古以来所具有的包容性特点。
九州的出现，标志着中华文明对自然地理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根据大禹治水的传说，当洪水肆虐大地，禹在舜的任命下成为“司空”，通过考察地势疏导水流，完成洪水治理任务。之后，禹便顺着山川水系的走向，将天下划分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等九州。
九州不仅是对中国大陆自然地理的认识，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政治秩序的独特理解。《禹贡》不仅描绘了九州的地理分界，叙述了各州的山川水系、土壤物产，还记录了各州通往王畿的贡道。贡道不仅是交通路线，也意味着行政体系建立，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由此得到制度化构建，大一统的政治观念从此形成。
九州的大一统秩序格局，延续了四方的统一意识与六合的包容精神。《禹贡》在描述九州分界时，州与州之间的边界十分明确，但各州的外围没有清楚标明。这是刻意为之的笔法，说明九州只有外延而没有边界。它意味着文明不以疆界自限，而是从“九州共贯”到“天下大同”。
可见，方位意识虽然产生于对地理空间的认识，但内在表达的是文明秩序精神。随着西周时期政治文明逐渐成熟，方位意识越来越政治化。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一句，是“中国”一词首次出现。此时的“中”并非仅是地理上的中心，更是秩序上的认同。“中”意味着“正位”，是文明秩序之所在。多元一体的大一统精神，可谓“中国”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四方到六合，从九州到中国……方位的层层推进，是中华文明在自然地理的认识上对文明秩序的建构过程。方位不仅告诉我们脚下的方向，更告诉我们秩序从何而来、文明如何向外展开。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丁肇聿）
原标题：《学林随笔｜中华文明的形成为何说与方位意识息息相关》
栏目主编：王多
本文作者：丁肇聿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图片编辑：徐佳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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