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术界探讨犹太人群体根源的时候，西方的研究常常依靠《圣经》里面的故事以及少量的考古发现来进行发现和推测。但是只要去翻阅中国的历史文献，就能够找到相关的线索。例如唐代《旧唐书》所记载的突厥可萨部落，还有宋代开封地方现存的犹太宗教碑刻所提及的“一赐乐业教”，这些分散的记载相互进行印证，引出了一个较少被人们关注的视角：犹太民族的构成或许比我们以往所认知的更加多元和复杂，并且中国的古代书籍留存了这些关键的佐证信息。
古书中存在一段不太常见的记载。唐代杜环所写的《经行记》提及“苫国”拥有五个行政区域，并且它的北方与“可萨突厥”相互接壤。《隋书》当中直接出现了“突厥可萨部”的名称。“可萨”究竟是何种势力？依据西方一些古老文献的记载，在公元7到10世纪的高加索地区，曾经存在过一个“可萨汗国”，这个国家的居民之后大多改信了犹太教。如此看来中国史书里所记载的“可萨”，很有可能指的是同一族群。还有学者进行考证，可萨汗国的核心群体，或许是西迁的匈奴或者鲜卑的后代。要是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么生活在现代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他们的主要祖先，有可能和中国北方的古老民族存在着不为人知的联系。
开封的犹太碑文存在另一种意外情况。明弘治二年的《重建清真寺记》碑称他们的信仰来自天竺，康熙二年的碑却表示周代就已传入中原。初看起来时间似乎对不上，但是仔细思索，天竺原本指印度区域，而印度沿海一带实际上有犹太人流居。如此一来开封的犹太人有可能是经过海路经过印度而来，并非过去人们所认为的从陆路波斯那边过来。他们不用以色列，偏偏使用天竺，或许是为了让中原人更容易接受，却反而泄露了他们迁徙时的中转地点。
我认为华夏典籍具有特殊之处，它填补了犹太历史脉络中缺失的关键部分。西方通常认为犹太人从巴勒斯坦直接散布到世界各地，但中国文献的记录表明，犹太人的迁徙是分阶段的。首先是像可萨突厥这类中亚改信犹太教的群体，接着是宋元时期从海上前来进行贸易的社群，最后是近代经过哈尔滨、上海等地辗转逃难的欧洲犹太民众。这种分批次、多路径的迁移过程，与单一的线性叙事相比，更契合民族发展形成的实际规律。
那我们再仔细思考一下，为什么我们这里的一些相关记录会被忽略？这和国内外学术方面的话语权不太平衡有关系。举个例子河南开封有一个犹太会堂，在那里发现过《摩西五经》的抄本，它的篇章排列和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马所拉文章不一样，却和死海古卷里的某些版本很相似。这实际上是研究犹太经典演变的好材料，可是国际上的专家很少去深入地研究它。相反西方那边老是有关于“失踪的以色列十支派”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猜测，这些猜测听起来挺有意思，但是大多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证据来作为支撑。
有一些地方的特定群体把某个所在之处称作一赐乐业，这样的音译具有宋元时北方口语的特点。他们的重要典籍被记成《道经》，宗教场所还放置着特定人物的牌位，这种结合当地文化的翻译办法，从另一方面能够说明他们到达这里的时间不晚于明代。这其中的种种关联很值得去细细琢磨，很多相关状况如同凝固的化石留存着文化相互适应的情形。
在近年来，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新研究。在2023年的时候，有学者对基因样本进行对比，发现河南部分群体的父系染色体存在来自中东的遗传标记，同时还有哈萨克斯坦常见的谱系特征，这也许和历史上一条从东方经过中亚的传播路径存在关联。另外在2016年，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新整理的船票资料表明，在二战的时候，部分犹太难民借助中国东北一个特定的社群网络获取了进入中国的签证。这些新的发现使得以往认为犹太文化起源较为简单的观点越来越受到质疑。
这样一看，华夏史书的价值并非仅仅给予一个答案，而是打破了单一的讲述方式。它向我们表明，犹太民族的诞生好似一场跨越千年的拼合游戏，而东亚地区恰好是其中长期被遗忘的部分。当我们在开封的碑刻前面停下，或者翻阅《旧唐书》那略微陈旧的书页的时候，指尖触碰到的或许不只是遥远的传说，还有人类文明相互交融的大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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