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度的好消息：迎来了一个发扬艰苦朴素精神的新时代|凯恩斯主义|基尼|姚洋|朴素精神|财政

苏州是一个令人记忆深刻的城市，它既传统，又现代。当你走在苏州园林的曲桥时，自己也莫名地有了几分“江南才子”的感觉。

苏州发布了一个“十条措施”，名为“机关习惯过紧日子”，提出的举措都是向自己开刀，比如高铁沿线公务出行，原则不安排公务用车和租车保障，当然，一定是高铁沿线，不能让办公事业精英为了省钱，腿着去办公务。又如，公务接待要安排在大食堂，原则上提供职工餐菜品。

其实，这已经“十条措施”也谈不上过紧日子，应该说从是从奢华做一个华丽转身，待遇已经很好了，要知道中国还有九亿月收入在２０００无下的低收入群体，他们是”主人“，其生活状态又如何？

但还是要为之点赞。

记得去年东北某县也有一个降低体制成本的动作，看了不由地心生几分羡慕嫉妒恨，也是对公务出行的约束，一人一餐的费用不能超过一百元。

这是限制？

不限制那不得把财政吃空了。张维为说了，中国农民工的盒饭要比美国中产阶级吃的高级多了；公务员是不是也可以吃盒饭？

当然，美国也不是张教授说的情况，记得一次在一家十美元的自助餐店，背后一位黑人专捡海鲜，堆在他的面前的食物足足有８０公分高；与中国的盒饭没有可比性。农民工的盒饭农民工也不爱吃，哪里分得出什么高级与低级？比较好的选择还是自己起灶，味道不论，肉是不能少的。

我还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各大城市都在玩什么城市印象，无人机表演，随便举办个什么国际会议都是以大气为自豪；不管怎么说，现在终于作够了，开始有了自我约束。永远要记住，中国还有九亿月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财政收入的每分线都是分分皆辛苦，不要把公仆与主人的身体颠倒了。

苏州措施中，还规定了新增租房、常住宾馆、车辆更新、资产利用、修旧利废、会议室共享、一些场所对外开放，就差组织公务员去赚钱了。此类开源节流的动作，各省也都有表现。

所有这一切都值得赞美，毕竟仆人管理主人已经管上了隐，现地开始考虑管理自己了。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足以感动“主人”。

为什么？

因为财政的收入与开支，都是“主人”们一点也不清楚，也不可控的，比如，车辆不到８年不能换，谁规定的，不到２０年不可以吗？不能把钱省下来提高医疗免费吗？

所以，核心问题不在几年换车，而在于是不是应该接受群众监督？

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性，现在有一个新的定位，２０１８年是一个新标志。我们期待新纪元新改革，关键是改革的方向。

这就要分析一下２０１８年的前后有什么不同？

应该有两件事值得一提，第一件是对私人资本“规范有序”的治理，第二件事也与一之相关，是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升级到了以人民为中心。后者的提出比较晚，但无疑是“规范有序”的核心价值取向，否则，“规范有序”就会缺少一个目标性的支持；它等于诠释了“规范有序”有序不是要干掉民营，民营是自己人，用北大国发院姚洋的表述，“规范有序”是对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纠错。

既然后二十年的有“错误”，那就要说清楚后二十年有什么错？

这个问题姚洋没有展开，如果沿着政策的思路，那应该是私有经济发展的太快，而且出现了“无序扩张”的倾向，但是，２０１８年已经有了充分的治理，恒大是直接断贷，各地方城市无条件收回土地，仅武汉一地就收回了１１个地块；教培一纸文件，新东方有序退出，结束了在教培领域中的无序扩张；联想又有所不同，毕竟还是中科院控股，产品也是政府全力采购；最富于戏剧性的应该是杰克马，在上海滩上放言：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结果是蚂蚁金服被改变了，杰克马逐步买下了外资的股权，把支付宝干净地交给了国家，自已也放弃了实际控股人的地位；是不是可以说，政策已经完成了对后二十年的纠错？

在我看来，还是一团乱麻，不思量，理还乱。

错与对，都离不开历史与现实的评价，从经济发展的大格局看，四十年有得有失，得在经济的高增长，基本保持着两位数，正因为有了个经济奇迹般的高增长，我们才有资格去预测经济总量超美的可能性，才有可能去预测在２０４９年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现在的５０％的水平；然而，经济的下行压力恰好不是在发生在四十年，是在其后，以年均０．３３％的速度递增式下降。为此，政策采取了投资及扩大财政赤字的中国式凯恩斯主义，以强化行政调控的方式，阻止经济的下行趋势。

这个选择在２０２２年疫情的冲击下，终于走到了边际。再继续下去，负债率快速叠加，会有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隐患；所以，２０２３年后再次调整，定位于从２０２３－２０３５年，中国经济将以扩大内需为主。

那么，核心问题也就在这个内需了。

中国经济当下的主要矛盾，很清楚，就是内需不足。内需不足这枚铜币的另一面，就是一直争论中的产能过剩；现在不提产能过剩了，内需不足还是一样要谈，经济学意义上的需求不足，不是我想吃红烧肉的有什么需求不足，而是我买红烧肉时口袋里的钞票所支持的有效需求不足。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需求不足的矛盾？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外贸的冲击，中国改革打开国门的姿态，让我们成为ＷＴＯ国际贸易组织的一员，中国制造也因此飞了起来，中国成为第一贸易大国，没有这种开放的姿态，就没有所谓的中国故事，也不会有民营如此强劲的表现。一切都是从温州的小小的打火机，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开始的，为中国赚取外汇的并不是补贴制下的国企，而是千千万万个不起眼的民企，这就是规则的力量，民企不存在非市场化行为，是中国通往全球化的真正的桥梁。

贸易的发展也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国已经成为外向型经济，中国制造包括电动汽车，主要是为全球提供服务，但是，２０１８年又是一个标志年，中美贸易冲突对中国的外贸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２０１８年３月２２日，特朗普签署加征中国产品关税的备忘录，中国直接示强，外贸在这样的背景下，三驾马车中的出口这匹马失速了，直接引发了中国的产能过剩。

其次是两极分化的形成，相信绝大多数人会归结为改革开放，让那些私人资本先富了起来，并没有实行全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要说改革开放的后二十年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应该就是两极分化了。

但这很可能是一个误判。

有一个简单的论证，北欧市场范围的基尼系数高于中国，为０．５％，中国为０．４７，但是，北欧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的占比高达８０％以上，而中国只有５３％，一些学者还认为远没有这么高；北欧社会保障支出在ＧＤＰ中的占比平均水平为３０％，是中国的１０倍，中国只有３％左右。北欧通过主导社会大分配的财政，平抑了两极分化，基尼系数降到了０．３, 这就说明市场范围的两极分化对需求不足的影响并不是核心问题，两极分化也不仅仅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而是三个维度，是财政，企业，员工三方分蛋糕的关系。

决定分配平衡的是财政，不是资本。

２０２３年全国民企总利润只有２３０００亿．坐收利息的银行超过了企业，为２４０００亿，将总利润分摊到５２００万家企业，平均每家月入仅４０００左右，太可悲了；这么低的利润，又如何支持有效需求？这种中国特有的矛盾，用口号解释不了。

事实是中国是高税制国家。

美国的基尼系数略高于中国，为０．４９左右，但美国经济完全不存在需求不足的问题；中国１４亿人口的超大市场，消费能力只有美国３亿人市场的７０％左右，我们还能说需求不足是民企造成的吗？民企的利润已经紧贴边际，再来个对税收合成降维打击，怕是需求不但不会提高，只会大踏步地降低；因为财政对居民收入的贡献远远不达两会的目标，现在是各地方财政自己都不够花，没有力量去为企业纾困，更不可能按美国疫情期间同等的量级发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