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的不是西方化，而是文明化|文明化|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围绕是否应当“全盘西化”，一直存在巨大的争议。

清末的落后，刺激中国精英们开始思考中国应当如何改变的问题。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对全盘西化的争议历程经历了多次重要的转折和变迁。

鸦片战争的失败，刺痛了许多政治精英“天朝上国”的美梦，使中国内部首次出现了是否要学习西方的激烈讨论。

洋务运动开始以后，洋务派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下，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期自强。洋务运动虽然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和军事的发展，但并未触及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最终以甲午战争的失败告终。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一次真正的“剧痛”，尽管民众此时仍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宣传之中，但顶层已经悉数认识到了中国变革的迫切性——被曾经需要学习中国的日本击败，没有什么比这更能刺痛精英们的内心。

戊戌变法虽然没有主张全盘西化，但旨在通过宪政改革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以挽救清朝的统治。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中华民国。此时，西方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在中国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引起了巨大反响。

五四运动期间，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传统儒家文化，主张全面引进西方的思想和文化。这一时期，全盘西化的思想在知识界和青年中间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1949年以后，全盘西化的争议又有了新的变化。此时的路线是社会主义道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苏联模式，而非全面西化。尽管如此，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中国仍然学习和借鉴了大量西方的科技和管理经验。

改革开放至今，随着时间推移，全盘西化在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变得敏感，开始逐渐由能讨论变得不能讨论。反对者担心全盘西化会导致民族文化的丧失和国家认同的危机。

以上就是中国对全盘西化的百余年争议，其反映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平衡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复杂挑战。

但是在我看来，是时候抛弃这个话题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思潮之底色，其实只汇聚于一点，就是民族屈辱叙事。这一叙事自鸦片战争以来直到现在，其实从未停歇。

与其说中国人是在追求发展进步，不如说其潜意识里都是在追求对明清以后走向衰败的命运之挽回，尤其是要洗刷鸦片战争以后饱受侵略和殖民的屈辱感。

所以“全盘西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它必定会因为混合掺杂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而导致民众深深的心理抵触。

实际上，文明本来也不应只属于西方，而是人类的共识，所以“西方化”这个词本来也应当被抛弃。

当我们谈论“文明”的时候，它究竟是指什么？归结下来有这么几点：

1、人的尊严和个人权利。这是“文明”的核心，意味着每个人，无论其国籍、种族、性别、宗教或任何其他身份，都应享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包括迁移和身份自由、私有财产权、思想和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其具体内涵，看看《世界人权宣言》便知。

2、平等。所有人在法律和道德上应享有同等的地位和机会。无论性别、种族、宗教、社会阶层等方面的差异，人人都应得到平等的对待和尊重。如果社会还存在一个法律完全无法影响到的阶层，或者禁止人们谈论的阶层，那就是不行的。

3、正义。要求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合理、程序公正、结果公平。正义包括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前者确保法律和制度的公平执行，后者关注资源和机会的公正分配。这一点我认为尤其重要，程序正义指的是一切按照法律的既定程序执行，而不是依靠个人的意志和行政命令；分配正义指的是社会资源（比如财政）必须均匀分配给全部国民，不能造就一批特殊人群（比如养老金和福利区别对待）。

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基础和民族特性，我们可以就许多问题争议，但以上几条，我相信不应当存在任何争议。

如果以上几条，有人说其中哪一部分是错的，那一定都是违背了近现代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共识，一定是历史的逆流。

作为人类共同的道德和伦理基础，文明标准不仅是全球治理的基本原则，也是人类社会共同进步和发展的理想目标。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其为“文明”。

文明的基本理念虽然最早兴起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它们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且在实践中也早已运用于西方世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