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的这一天，北京的东郊民巷中，充斥着反动警察和奉系士兵的猖狂凶狠的叫声。将近300名反动派将东郊民巷的各个路口围堵的水泄不通。
而这一切，除了为抓捕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人士，还为逮捕一人，李大钊。
由于敌人早有准备，面对天罗地网，他最终没能逃脱。
被捕入狱后，面对严刑逼供，李大钊受尽折磨，受刑时间更是长达40分钟，但他没有丝毫退缩，至死没有泄露出我党的任何机密。
而在当时，这些人便是在张作霖的授意下，残忍杀害了李大钊先生。
但实际上，张作霖的这一意图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就连他身边的官僚谋臣亦劝他三思。
最终，他又为何不顾众人反对，执意处死李大钊呢？
事实究竟是如何？这背后，又暗藏哪些玄机？我们共同来探秘。
策反冯郭有妙计
1925年11月22日，郭松龄在滦州发动兵变，举起反奉大旗。
众所周知，郭松龄反奉的起因，是由于张作霖“赏罚不公”导致。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中，张学良和郭松龄率领的第三军团可以说是厥功至伟，但最终张作霖却将本应属于“郭鬼子”的安徽督办一职给了姜登选。
事后，老郭表示不服，便去询问他。结果大帅却不耐烦地敷衍道：
“你还是安心在我手下练兵吧。”
郭松龄无话可说，只能憋着一肚子气，随后便作为奉军代表前往日本参观“秋操”演习。
也是在这个间隙，他意外得知张作霖正在秘密筹备，与日本签订密约，内容即“承认‘二十一条’，换取军火。”
当时，冯玉祥已经起兵倒戈，成立国民军，加入攻伐张作霖和吴佩孚的队伍中。
而大帅的这批军火，其实正是拿来对付冯玉祥。
郭松龄对此坚决反对，斥责张作霖此等行径，实则是为自身利益，舍弃家国，背叛人民：
“我是一个军人，以身许国，不是个人的走狗。他若打国民军，我就打他。”
郭鬼子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回国后，见到张作霖完全没有要收手的意思，反而让形势愈演愈烈。
此时的大帅显然被战争迷失心智，一心只想着胜利。不承想，南方战场的奉军却被孙传芳抓住弱点，最终丢盔卸甲，四处逃窜，只得撤离苏、皖两省。
郭松龄观察到奉军有衰颓之势，于是紧接着发动兵变。
这确实是郭松龄起兵反奉的大致过程，但其中，亦尚有隐情。
殊不知，冯玉祥和郭松龄起兵反奉，还和李大钊的策反发动有关。
当时，张作霖勾结段祺瑞，成为北京政府的实际操纵者，并将孙传芳排斥在外，这自然引得军阀之间更加动荡。
浙奉战争后，全国反奉运动高涨，中共中央发表《对反奉战争宣言》，呼吁社会各界，几乎全体国民参与到反奉斗争中来。
李大钊则利用自己当年和冯玉祥在辛亥革命中并肩作战的交情，成功撮合他和郭松龄联手，签订联合反奉密约，起兵反奉。
基于此，张作霖亦会对李大钊怀恨在心，杀他的原因自然也就有迹可循。
背后冤家竟是它
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变爆发，大帅被炸身死。因此，少帅和日本结下“家仇国恨”。
日本作为谋杀者，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关于这起案件，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和日本共同沾染鲜血的，还有苏联。
其实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沙俄便趁火打劫，强占了我国东北大部分领土。
虽然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中争夺了东北大多数领土，但东北和俄国的梁子，算是就此结下了。
后来，日本扶持张作霖，成就一方东北王，但归根结底，无非就是为给自己寻得一位听话的代理人罢了。
二十年来，东北始终处于日本和苏联的双重压力下，张作霖的圆滑为他赢得生存的缝隙，却也致其一步步走向灭亡。
日俄战争后，中东铁路南北两段便分别由日本和沙俄瓜分。
北段由中苏共同控制，如若一方使用铁路，就应支付给对方相应的报酬。
虽然事后签订合作协议，但大帅显然没有履行，单单亏欠苏联的账目就达1400万卢布。
苏联方面要求他还钱，结果他不但不还，反倒出动军队把苏联局长万诺夫抓了起来。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做出妥协，但苏联还是失去了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
李大钊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和苏联自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张作霖通过此次事件，发觉到苏联原来“不过如此”，自然也就不在乎所谓的国外舆论压力，这也给他胆敢杀害李大钊同志的契机。
1926年4月，苏联秘密出台“喘息”政策，提出：
“某些日本人士同意用另一个缓冲将领取代张作霖。”
从这里就足以见得，日本和苏联对于东北的态度都有所改观，张作霖不再是他们合作的唯一选项。
而据苏联相关档案中记载：
“皇姑屯事变当天，在张作霖身边工作的线人，要不失时机地密报张作霖行踪。”
由此看来，大帅的身死绝非偶然，其中，必然有苏联和日本双方共同的暗箱操作。
足以推测，在此之前，张作霖就已经和苏联的关系有所紧缩，那对于杀害李大钊，他自然也就无所顾忌，还能除掉自己的一个“敌人”。
而在大帅去世后，张学良紧接着便查封了苏联在东北的报纸《议论》，查封多处苏联领事馆。
但对于以上的举动，苏联方面竟然不敢提出抗议，这不禁引得人们深思。
许多人猜测，这是张学良替父报仇，苏联作贼心虚。
结语
张作霖一直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有人说：
“有他在，日本人不敢明面上进攻东北，他维护我国利益。”
但亦有声音反对：
“他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人民和国家利益，只不过是自己作为军阀，生存在那个世间的手段罢了。”
但功过分明，张作霖杀害李大钊和其他革命人士的可悲行径，令人唾弃，令人生厌。
他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损失，又有谁能来弥补？
“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这是李大钊先生生前的慷慨陈词，亦是其红色精神恰如星星之火，永不熄灭的生动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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