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钧(1563年—1620年),号禹斋,明穆宗朱载坖的第三子,母为贵妃李氏。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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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钧在继位的前十年,奋发图强,使明王朝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繁荣,促使江南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继位之初,他按照内阁首辅张居正的建议,每天于太阳初出时就驾幸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然后少息片刻,复回讲席,再读史书。至午饭完毕时始返回宫内。只有每月逢三、六、九常朝之日,才暂免讲读。除此之外,即使是隆冬盛暑亦从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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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堆积如山,面对着这些重重的困难,这个万历帝没有畏缩不前,为了“皇图永固”,他以“少年天子”的气派,牢牢抓住“用人唯我”、生杀予夺在朝廷这根权柄,励精图治,推行新政,朱翊钧在位前十年中很有所作为。明朝万历朝的前十年,在幼年朱翊钧的支持下,张居正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政府面貌焕然一新,经济状况也大为改善。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一代名臣张居正病逝,朱翊钧从此开始亲政。这次改革,始于万历元年(1573年),至万历十年(1582年)基本结束。改革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扭转了正德、嘉靖两朝以来形成的颓势。
朱翊钧亲政后,主持了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先后在明王朝西北、西南边疆和朝鲜展开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分别为李如松(李成梁长子)平定蒙古人哱拜叛变的宁夏之役,李如松、麻贵抗击日本丰臣秀吉政权入侵的朝鲜之役,以及李化龙平定苗疆土司杨应龙叛变的播州之役,巩固了汉家疆土。后世有说明军虽均获胜,但军费消耗甚钜。而三大征实际军费则由内帑和太仓库银足额拨发,三大征结束后,内帑和太仓库仍有存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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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万历皇帝开始了近30年的“退隐”。
万历十四年(1586年)十一月,朱翊钧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身体虚弱,每况愈下。因此,朱翊钧执政中后期,几乎很少上朝。他处理政事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谕旨的形式向下面传递。“万历三大征”中边疆大事的处理,都是通过谕旨的形式,而不是大臣们所希望的“召对”形式。在三大征结束之后,朱翊钧对于大臣们的奏章的批复,似乎更不感兴趣了。同年,礼部主事卢洪春奏曰:朱翊钧“日夜纵饮作乐”。从同年起,为争立皇太子,演成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
明末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东林党、宣党、昆党、齐党、浙党,名目众多。在东林党争无休无止之时,由于明神宗私爱贵妃郑氏之子、福王朱常洵,坚持其王府庄田“务足四万顷之数”,才肯让其出京之国,于是在朝廷又掀起了一场长达七八年之久的福王庄田之争。福王之国洛阳刚刚过了一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初四日酉时,又发生了晚明历史上著名的梃击案,作案的是一个名叫张差的蓟州男子,史称“梃击案”。起初,皇太子也以为“必有主使”。是时,郑贵妃一再指天发誓,自明无他。朱翊钧见事涉郑氏,加上多年来人们一直议论他不善待皇太子,感到事情重大,怕火烧自己,很快就亲自定张差为“疯癫奸徒”,并命“毋得株连无辜,致伤天和”,只处决张差及与之有关的太监庞保、刘成二人。并特地为此于同月二十八日,一反常态,二十五年来第一次召见大臣,宣布他的命令,将此案草草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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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立太子之事与内阁争执长达十余年,最后索性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至于贪财一事,朱翊钧他在亲政以后,查抄了冯保、张居正的家产,就让太监张诚全部搬入宫中,归自己支配。为了掠夺钱财,他派出宦官担任矿监税使,四处搜括民财。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右副都御史谢杰批评朱翊钧荒于政事,亲政后政不如初:“陛下孝顺父母、尊祖、好学、勤政、敬天、爱民、节约开支、听取意见、亲人和贤人,都不能够像当初一样。”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于慎行、赵志皋、张位和沈一贯等四位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万历四十年(1612年),南京各道御史上疏:“中央机构空虚,各种事务荒废,皇上深居二十多年,从来没有一次接见大臣,天下将有陆沉之忧。”首辅叶向高却说皇帝一日可接见福王两次。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十一月,部、寺大官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几年,六科只剩下四个人,十三道只剩下五人。
万历中期后虽然不上朝,但是不上朝之后并没有宦官之乱,也没有外戚干政,也没有严嵩这样的奸臣,朝内党争也有所控制,万历对于日军攻打朝鲜、女真入侵和梃击案都有反应,表示虽然忽略一般朝政,还是关心国家大事,并透过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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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三月,朱翊钧因长期酒色无节,加上辽东惨败,国事困扰,终于病重不起。七月二十一日,神宗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安葬于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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