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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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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子贡是明朗的，更是分明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淹没在人堆里。”这是晏铌对子贡的评价。子贡师从孔子，随孔子周游列国，被孔子称为“瑚琏之器”。他善于雄辩，为人通达，曾任鲁国、卫国之相，是春秋时期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外交家和商业贸易家，也是儒商鼻祖。《天涯》2024年第4期晏铌的《有生如子贡》一文，提供认识子贡的新视角，“端木遗风”跃然纸上。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有生如子贡》一文，以飨读者。

有生如子贡

晏铌

子贡的愤然

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论语·子张》

印象中，能让子贡喜怒形于色，发而为言语的，常常是人们对孔子的不理解和诋毁。孔子的“超级迷弟”里，如果说颜回排第一，子贡则是当仁不让的第二。子贡在维护和宣扬老师上，不遗余力。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大概可以说，没有子贡的尽心尽力，在世人的心中，孔子的丰姿，未必如今日这般高大。

除了在维护老师的形象、声誉上，作为一个外交家和生意人，子贡还是比较平和的，至少，他很能藏得住自己的情绪，鲜能看见他的愤怒。可读到上面这一句话时，我眼前浮现出的，是一个剑眉横竖的子贡，又或者是一个心忧惧、色凄然的子贡。不，只可能是前者，定是某人某事让他拍案而起了。

周润发主演的电影《孔子》，我带着数届学生看过许多遍。电影不错，但每次看完又都有些如鲠在喉，原因是子贡。很想扒开导演的脑袋问问，那怎么可能是子贡，子贡怎么可能是那个形象？

子贡是明朗的，更是分明的，无论如何，都不会淹没在人堆里。

我对子贡的情感里，第一重要的成分是敬佩。一个敢于，甚而愤然为被历史和国人贴了“暴君”“恶人”等标签的历史人物发声的人，不仅有挑战权威的勇气，更有不人云亦云的清醒、洞彻世事的见识和无畏无惧的担当。鲁迅先生说“中国将来的脊梁”是“敢单身鏖战的武人”，是“敢抚哭叛徒的吊客”，我认为子路和子贡可以对号入座。

商纣王在我们的历史中，是和夏桀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差不多成了一个文化符号，残暴无情、荒淫无度是他们的代名词。《尚书》中虽列举了商纣王的六大罪名，他却实在称不上“坏得不可救药”。历史学家顾颉刚有一个“古史层累说”，犯罪学上有一个“破窗理论”，不管哪个说法，都在告诉我们，每一个历史人物都在历史的长河里滚过雪球，有的越滚越大越光滑晶莹；有的也越滚越大却是越沾染上了各种杂质，直至面目全非。前者如孔子、屈原，后者以商纣王为代表。

我无力，也无意探讨商朝灭亡的原因，我的狭隘的历史见识告诉我，历史总是胜利者的历史。朝代的更迭当然和末代君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汤武革命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更是一定要建立在商纣王的“残暴无道”等品性上。舆论总是从众的，你说我说大家说，说到后来，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言说的目的。我不知道子贡是在何种情况下为商纣王慷慨陈词的，历史的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很多时候都因为记录的不完全。话又说回来，即便亲临现场，谁又能保证自己看到的是全部，是真正的“真相”？

多数学者认为，子贡是以纣王为例，警告当权者或君子，要一直行好事，一直向上走，切莫“居下流”。李零却猜测，“孔子死后，不知怎么回事，有一股潮流，贬孔子而抬子贡。子贡是有感于此吧”。前者符合一贯的积极向上的正能量和“劝人行善”的社会主流，李教授的说法则有几分牵强。虽说孔子颠沛流离十数年，但说他“居下流”，说“天下之恶皆归焉”，到底是有些过了。他人如何抬子贡，也没把孔子往泥地里踩，不过是说了些“子贡贤于仲尼”之类的话。

我很遗憾我不能得知子贡情绪激昂的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对子贡的由衷敬佩。说真话，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子贡的地位，并没有到任何人都不可撼动的地步；他的财富，也并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但他还是说了，说得理直气壮。“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所归之处，所承受之人，是多大的一个背锅侠啊？这样的锅，会不会把人压扁、烫熟？口诛笔伐者、掷烂菜叶臭鸡蛋者是不大会去追究真相的，他们站在某个制高点上，群情激昂、同仇敌忾。当今，这类人有一个新名字，叫“吃瓜群众”，叫“键盘侠”；这种情绪，叫群体情绪，在万物互联的今天，因为传播途径的便捷，它们更容易演化成较为稳固的社会性群体情绪。

社会是复杂的，人是立体的，哪有坏就黑皮黑心黑肝，好则“高大全”的平面人呢？至圣先师孔子，不也差点去到叛军的阵营？“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召，子欲往”。若不是子路极力阻拦，孔子的人生，是不是也就因为急于实现“理想”而染上污点？一竿子把人打死不是明智的举动。

子贡的愤怒是一个未被裹挟者的愤怒，是一个正确认识和理解群体情绪者的愤怒，是对群体不良情绪的清醒认识和对抗。这种愤怒未必源于自身遭遇，却和身处的环境密切相关。子贡还有一些愤怒，应该是他的切身体会。

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

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曰：“赐也，亦有恶乎？”

“恶徼以为知者，恶不孙以为勇者，恶讦以为直者。”

（《论语·阳货》）

此时的子贡，恐怕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愤然。子贡是个追求上进的好学生，他一直希望能得到老师的承认，成为“孔子学院”的优秀学员——君子。子贡深谙老师的主张，他知道，在老师的眼中和心里，君子是坚强勇敢、忠诚正直、平和文雅、不忧不惧……一切言行都符合礼，都践行中庸之道的人。而憎恶，是一种强烈且略显极端的情感。但此时的子贡，怒火中烧，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问孔子：“君子也有憎恶、讨厌的人吗？”

孔子说，他讨厌喜欢传播别人缺点的人。端方君子，当“道人之善”，无聊小人，才整天“称人之恶”。孔子说这话似有敲打子贡的意味，因为子贡好像就有点这方面的毛病，他不但聪明善辩，而且“喜扬人之美，不能匿人之过”。老子曾经告诫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子认为聪明深刻的人有死亡的危险，因为他喜欢议论别人；学问渊博、口齿伶俐的人容易危及自身，因为他喜欢揭发别人的短处。老子洞彻人性，孔子也一样，他对聪慧过人的子贡，和对莽撞刚毅的子路一样，都有些许担心吧。

孔子讨厌的第二种人是“居下流而讪上者”。君子坦荡荡，领导有不当之处，当面指出；小人常戚戚，貌似忧国忧民，实则唯恐天下不乱，造谣中伤，无所不用其极。这话好像也有几分内涵子贡的嫌疑，《左传·定公十五年》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

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鲁定公十五年的春天，邾隐公前来鲁国朝见。子贡作为孔子的高徒，得到了一个观礼的机会。机会难得，所以子贡观察得很仔细。他清楚地看到，邾子脸向上仰着，把玉高高地举起，递给鲁定公，一副傲慢的样子。而鲁定公接受玉的时候则脸朝地下，谦卑不已。回去后，师兄们在一起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子贡认为两位国君都快差不多了。子贡如此判断的依据是周礼。他说：“礼，是死生存亡的主体，一举一动、或左或右，以及揖让、进退、俯仰，就从这里来选取它。朝会、祭礼、丧事、征战，也从这里来观察它。现在在正月互相朝见，而且举动都不合法度，两位国君的心里已经不存在礼了。朝会不符合礼仪，哪里能够长久?高和仰，是骄傲；低和俯，是衰颓。骄傲接近动乱，衰颓接近疾病。君王是国家的主人，恐怕会先死去吧!”

子贡的分析，可谓有理有据有节，而且切中要害。他依据的礼，是孔子穷其一生都在倡导的周礼，也是社会得以正常运行的保障，国君不循礼，国将何国？过于骄傲和过于低声下气，都不是为君之道。孔子说子贡喜欢“方人”。好议论别人，是长舌妇所为。但就事论事、依事察人，观察细致、分析有理、诉说有节，一语中的，不正是智慧的表现么？孔子素来是不喜善于言辞之人的，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子贡，他的要求似乎更高。

第三种是勇敢而无礼的人。这种人比较可怕，他们一向认为，拳头比嘴巴管用。而当人们“用拳头说话”时，脑子多半不在线。任何事情都该有个限定，否则容易泛滥。勇敢的前提是“义”，勇敢的边界是“礼”。这里，孔子似是在暗指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孔子喜欢的是有勇有谋的人。

一意孤行、顽固不化的人也让人头痛，谁说真理就一定掌握在你的手里呢？偏偏生活中到处是这种人，尤其是那些自诩“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的人，认为天下事尽在眼中，早已看透一切；更有甚者，会狂妄地认为，真理掌握在我手中，我就是真理本身，又怎可能听得进他人意见？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是很难说服的，他们叫油腻中年人。

不得不说孔子很高明，既表明了态度，又趁机教育了学生。他讨厌的这四种人，都是道德上有明显不足，或者说道德不够完善的人。

子贡到底是带着强烈的情绪来的，孔子不可能没觉察到，所以，他要提供机会让子贡纾解，表达完自己的意见之后，他顺着子贡的话问：“赐啊，你也有憎恶的人吗？”子贡的回答非常干脆，因为他就是想来老师这里求一个认同的，他不想运用他一向擅长而娴熟的语言技巧去拐弯抹角。

“徼以为知者”“不孙以为勇者”“讦以为直者”，子贡厌恶的，是剽窃别人成绩却认为自己特别聪明的人，是把不谦虚当做勇敢的人，是揭发别人的隐私而自以为直率的人。这三种人都有一定的欺骗性，表面上看起来有学问、自信、直率，实际上却是伪君子，不学无术、莽撞蛮干、蝇营狗苟、小肚鸡肠。可惜，今天我们已无法得知子贡所指何人、所怼何事，但这样的人，在哪样的社会里应该都不少见。这种人，为人处世均有明显的道德缺陷，却偏偏自以为高明，是智慧的化身，正义的代表。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子贡的愤然让我们窥视到一种真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真相。面对强大的秦国和强悍的秦王，唐雎挺剑而起，说：“若士必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今日是也。”唐雎的勇敢和愤怒为安陵国保全了土地及颜面。子贡的愤然虽没那么有威慑力，却让我尤为动容，他让我们重新知道了一些常识。

孔子说，“自吾得赐也，远方之士日至”。看来，子贡不仅打动了我，也打动了当时的诸多士人。

子贡的遗憾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论语·公冶长》

子贡姓端木，名赐。端木源于姬姓，是黄帝的后裔。子贡的父亲叫端木巨。端木巨虽为生意人（一说为卫国重臣），却深得卫灵公信任。子贡出生第九天的宴席上，卫灵公遣人送来贺礼——凤麟玉佩，所以端木家给这个孩子取名为“赐”，字子贡（赣）。这是“端木子贡年谱”中记录的事情，我分辨不出它的真假，只是觉得它颇有点“孔鲤”的味道。

孔鲤姓名的来历，见于《孔子家语》：“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鲤，而字伯鱼。”

大约，子贡出生时孔子的影响已遍及周边国家，端木巨有意向其学习。孔子的“个人简历”中，第二句就是“三十而立”。我曾经笑谈：“三十而立，意思是三十岁了，儿子应该站立起来，会走路了。”这当然当不得真，但里面还是包含了我的一点认识，我们常说成家立业，意思是已经结婚生子，事业也开始步入正轨。我所理解的“立”，是立足于社会，即凭借自己的才能、修养得到社会的认可。三十岁的孔子有一大创举，即创办私学，不拘一格，广收门徒。此举可谓空前。当时办私学的，虽不止孔子一人，如邓析就在郑国办了一所“法律培训学校”。但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把学生教成了玩弄法律的“讼棍”，不仅名声极差，还让自己因此而丧命。孔子则不然，孔子学院的办学理念是培养君子。不论学生的出身和财富，只要有一颗虔诚向学之心，均可入学。孔子也因此成了教育达人，备受人们推崇。在相同的境遇中，端木巨仿效一二，既可表达对卫灵公的感激与衷心，又可寄托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何乐不为？

子贡小孔子三十一岁，属于孔子的“第二期”学生。有资料说子贡是在十七岁那年在外公蘧伯玉的推荐下开始师从孔子的，也有资料说是二十四岁，此种官司，不打也罢。我们只需知道，子贡追随孔子时，孔子已近中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有了事业和声望，有了学术成就，更有了涵养，进退有度，是享誉天下的老师。

子贡是少年天才，蘧伯玉的谋士冉宏也算是个学富五车之人，却满足不了十多岁的子贡的学问需求。于是子贡出国求学，拜在孔氏门下。恃才难免傲物，更何况又年轻气盛。此时的子贡是骄傲的，他很想得到老师的认可，尤其是在老师频频夸奖仅大自己一岁的师兄颜回的情况下。人对自我的认知有一个过程，王充的《论衡·讲瑞》上记载：“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这与傅盛说的人的认知状态四境界“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不知道，知道自己知道,不知道自己知道”的前二者很吻合。这个时候的子贡，还太年轻，尚不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还需要从别人，尤其是老师那里得到肯定和鼓励。“然而在我看来，所有财富和权势累加在一起，也抵不过老师对我的一句肯定和夸奖。我努力修养自己的心性，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只是为了老师的一句话呢。”《孔曰》中的这段话，当是对子贡心理的高度还原。

孔子给过学生许多评价，对子贡，有“赐也达”“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赐也方人”等等正面负面的评价。“女，器也”“瑚琏也”算是一个较高的评价。

瑚琏是重器，是古代国家举行大典（如祭祀）时用来盛放黍稷的一种贵重而华美的玉制祭器，夏朝叫“瑚”，殷朝叫“琏”，平常供在庙堂，精美、洁净、庄严。可再怎么是祭祀之器，再怎么精美贵重，也还只是一个器。《易·系辞传》中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自己也有一句话，“君子不器”。朱熹对此有详细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也就是说，君子不能拘于一才一艺，而要通于艺，游于艺。孔子此说，大约磨砺和激励子贡的成分居多。只是不知道听在子贡年轻、急切的耳朵和心里，会产生怎样的物理甚或化学反应。

孔子对学生，尽心尽力，不求回报，交不起学费的，仅仅用十条干肉表示一二即可。孔子还对学生因材施教，为学生制定符合其个性发展的学习内容，也为学生提供符合其性格特征的职业规划。对子路，他常常打压，“先生于子路每下毒手”（李贽）。因为子路过于莽撞，有时候还显得有勇无谋。子贡也是挨批评的时候多。《论语·宪问》中提到，子贡好议论人，孔子批评他说：“赐啊，你很贤德吗？我就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钱穆先生发问：“一部《论语》，孔子方人之言多矣，何以曰夫我则不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兴许是子贡太过显山露水，不懂藏拙吧。再者，有时间盯着别人的不足，为何不多多自省呢？子贡的性格和行事，确实有一些不足之处。对颜回，孔子则是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夸赞，没办法，夫子就是喜欢颜家小子。这天上地下绝无仅有，又不事运作的好学生，孔子只好自己出马为他代言了。

但我们又不得不说孔子的因材施教，有时候也难免任性，多少带上了一些个人喜好。人和人的交往，眼缘很重要，首先是看得顺眼，其次是气味相投，聊得来，如此才可能互相欣赏，进而深交。这是人之常情，师生之间也不例外。师生关系是一种道德上的关系，我们经常说，教书是良心活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去说的。当然，师生关系有时候又像契约关系，你交学费给学校，学校发我工资，我传授你知识。就像前文提到的邓析，他的目的就是收受学费、获取钱财，至于他所教授的知识是否真能帮助学生谋生，是否对国家社稷有益，不在他的考虑之列。孔子是至圣先师，邓析之流自然不可与他同日而语，但我们又不得不说，孔子的“任性”，孔子对子贡的多维度批评，对子贡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

西汉韩婴在《韩诗外传》中记录了这么一段对话：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

从三子的发言可以看到，处理人际关系时，子路的原则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子贡是以德报德，以直报怨；颜回则是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按孔子的主张——“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子贡所言，恰恰是遵循孔子之道的。但我们来看孔子的评价：子路讲的是野蛮人的话，子贡说的是朋友之道，颜回说的是亲戚之道。子路总是很直率，不懂得隐藏自己，说话做事都很直接，不喜欢弯弯绕；处理事情时，快刀斩乱麻，所谓“片言可以折狱”。他的主张，其实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孔子说他野蛮，也没有错。但从现实生活来看，此法虽简单粗暴，未必全无道理，甚至可以省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倒是认为，子路的简单直接，是他最天然最可爱的地方。

表面上看，子贡和颜回在孔子的心目中没有高下，如果我们联系他的另一主张，“泛爱众而亲仁”，即把天下人都看做自己的亲人，对他们的不足之处宽容以待，就会知道，孔子的真实看法是：颜回比子贡更博爱、更宽容，境界更高。我们能轻易想到这一点，和孔子朝夕相处，且深谙孔子心理的子贡更是了然。子贡会不会很郁闷呢？

马未都有一句话我甚是赞同，他说：“亲人要生，生人要熟，熟人要亲。”马先生的意思是，对亲人要亲而有度，不能毫无原则，一味包容乃至纵容；对陌生人要保有善意，人和人总是从陌生到熟悉的，不能冷冰冰拒之千里之外；对熟人要多一份信任，不要因为一些细枝末节而全盘否定一个人。此种处世之道，说白了，就是要有原则性，更要灵活变通。子贡所言“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就是兼具原则和权变，是人际和谐的不二法门。但他却不被原本持同样观点的孔子认同。

《孔子家语·三恕》中还有这样一段记录：

子路见于孔子，孔子曰：“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对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子曰：“可谓士矣。”子路出，子贡入，问亦如之。子贡对曰：“智者知人，仁者爱人。”子曰：“可谓士矣。”子贡出，颜回入，问亦如之。对曰：“智者自知，仁者自爱。”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这不是随堂测验，更像是毕业考试。关于“智”和“仁”，在平时的授课中，孔子屡屡涉及，这是贯穿他教学始终的一个问题，是他学说的根本性问题。子路的回答，强调的是智和仁的实用价值，即让他人了解自己，爱戴自己。“酒香也怕巷子深”，现代人讲包装，古代其实也讲，陈子昂就曾经有过特别精彩的自我营销，买古琴摔古琴的神操作让他一举成名。陈子昂之举虽有些哗众取宠，但要想有一番作为，就必须让人们，尤其是当权者知道并且欣赏自己。子贡的回答又和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知人”“爱人”，是孔子一向耳提面命的，其着眼点是如何待人，体现君子仁爱的一面。颜回说的是自我要求，“自知”“自爱”是君子的自我修养准则。

孔子评价子路和子贡为“士”，说颜回是“士君子”，此三子的境界，在孔子的眼里，高下颇为分明。颜回确实很谦虚、很低调，但学习的目的何在，修身的目的又何在？不还是更好地与人交往，更好地服务社稷与人民吗？独善其身当然也是一种很不错的人生态度，但若有兼济天下的本领，为何又只是做好自己呢？既如此，自己一个人独居一隅，不给他人、社会添乱不就行了吗，干吗还要占据孔子学院中最好的学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只是起点。我倒是认为，子路很坦率，子贡很豁达，他们都是真实的，而颜回，太谨小慎微了。但孔子对子路、子贡，却总有百般不满意，或者说，他们师兄弟总是达不到孔子的要求。

子贡其实是个通才，他内外兼修，外交、政务、经济，哪个方面都成绩斐然。更为重要的是，他能言善辩，却不以此作为武器攻击他人；他面面俱到，却不把它当作资本谋取利益；他坚定地陪在孔子身边，解危济困，给他送终，执子礼为他办丧事。

我不应是一个国际间游走的外交家，不应是一个买卖东西运输南北的商贾，也不应去谋求公卿大夫的俸禄。我不想成为外交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工商巨子或学问家。我只想成为老师的一名学生，受老师的教诲，学老师的言行，追随老师一起周游列国，然后陪伴老师归隐山林。

《孔曰》中的这一段话，大概真的就是子贡的内心独白吧！孔子对子贡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子贡的成长，他成全了子贡。公元前498年，季康子问孔子：“子贡这个人怎么样啊，可以让他做官管理政事吗？”孔子回答说：“子贡通晓事理，管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不久，子贡被鲁国聘为大夫，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

孔子在子贡的心中，是师，亦为父。在孔子墓地结庐七年的，是子贡；在陈蔡被困时，找来粮食、搬来救兵的，是子贡；鲁国有难时，奔走列国、搅动局势的，是子贡；子贡交代回国的冉求，告诉他老师渴求回家的心愿；子贡向老师问友、问仁、问君子、问政、问士、问丧……他的问题五花八门，他提问又独具技巧，催生出孔子很多精彩的言论；他还不惜贬低自己以维护孔子的声誉，他用许多精彩的比喻来形容孔子，以消除世人对孔子的误解，重塑孔子的高大形象。

《韩诗外传·卷八》载：

子贡答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河之深乎？”

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

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于明矣。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把泰山，无损亦明矣。”

孔子在子贡的心里，是泰山，像江河，如日月。钱穆说，子贡善言圣人。“善”意味着精准、到位，这需要智慧，还得敏锐。子贡何止善言圣人呢？他评价人与事，总能一针见血。他那么明媚，那么鲜活，那么真实，那么灵动。但这样一个人才，却未能得到老师最真心的喜欢、最真诚的欣赏，也没能在我们洋洋浩浩的历史簿册上留下多少业绩。除了《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两千多字外，在其他典籍上，我们只能看到关于他的只言片语。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我的惶惑

如果说孔子的学生中，最有可能继承孔子衣钵的是颜回，那么，最有可能超越孔子的，我认为是子贡。只是，很可惜，子贡做得最好、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是为老师造势。幸乎？不幸乎？我们自古就重文轻武，重文轻理，重仕途轻产业。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士大夫，是学者，更是官员，他们机会不同，目标一致。我常常不着边际地设想，如果子贡能把商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不仅是贱买贵卖，而是建立集实业、销售于一体的商业帝国，让商品在各国有序流通，当会如何呢？这个被司马迁写入《史记》的商业奇才，这位儒商鼻祖，应该会改变传统中国的经济进程吧。又或者，就放开手脚去做个外交家，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时代，是不是会更早到来？是的，子贡原本该是光芒四射的，惜乎结局“泯然众人”。

我们一向太讲规矩，太喜欢拿一个既定的标准去“框”人。只是，标准是怎么来的呢？孰是孰非，由谁说了算呢？是子贡内省、对自身的批判不够吗？是他没能完全战胜自己的文化的惰性吗？我想，原因定然是多样的。太过宏大的东西我无力探讨，我也没办法还原子贡的生平和心理，但我很荣幸，我有一个和孔子相同的身份——老师，并且，我已从教二十六年。基于对教师这一职业和群体的了解，我想从老师这个维度来思考一二。我想试着揣摩孔子的心理，分析他对子贡的影响，多半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无伤大雅，我不过是想给自己、给一两位同行以警惕。

每位老师应该都在脑子里描摹过自己理想的学生的样子。在孔子的设想中，他最好的学生首先应该是好学的。好学是孔子对自己和学生的基本要求，他认为人的一生应该“学而不厌”；他自信且骄傲地宣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宰予在课堂上打瞌睡，孔子骂他“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子贡虽也好学，但努力程度不够，不像颜回，“语之而不惰”，学习起来“未见其止”，把学习当成了一种自然而然、无可替代的生活方式。“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人忧虑条件的艰苦，颜回只享受学习的快乐。汲汲以求，虽也能助人达成目标，但功利心太重，容易让人因外物而迷惑心魂，忘记为何出发。所谓“无招胜有招”“无用之用”“无心之心”均是这个意思。一个真正优秀的学生，他热爱和迷恋的是学习本身，而不是学习所能带来的各种名或利。

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导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则由无所施其勇，而赐无所用其辩矣。

（《孔子家语·致思》）

仅仅从这一段话，我们就不难看到，颜回的品行操守、境界思想，都长在孔子的心坎上。孔子由衷称颂他，“美哉！德也”；评价他，“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为他痛哭出声，痛心疾首，“天丧予！天丧予”；他甚至愿意做颜回的管家，“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因为，孔子打心眼里认为，颜回的志向、境界都高于自己。而子贡，显然不足，他实在太能说，“侃侃如”，还有些咄咄逼人，“利口巧辞，孔子常黜其辩”。凭你是谁，凭你再大度，你敢说，当你掉到学生为你特设的陷阱里时，你能没有一丝丝的恼火？

子贡个性中的许多特质和他行事的大多章法是与孔子的意愿背道而驰的。在陈蔡被围，弹尽粮绝，怨愤的情绪在学生们中间弥漫，但孔子坚信自己方向无误、信仰正确，不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道都不容亵渎。子贡却试图劝说老师不妨适时而动，稍稍降格以求：“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很是失望，他说：“赐，良农能稼，不必能穑；良工能巧，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不修其道而求其容。赐，尔志不广矣，思不远矣！”孔子数次说子贡的志向不够远大，他有点恨铁不成钢。

孔子提倡安贫乐道，子贡却看重财富，“好废举，与时转货赀”“家累千金”“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平心而论，除却遗传基因，焉知子贡不是在为老师和师兄弟们的“组团跨境游”提供财力的支持？孔子提倡节俭、低调；子贡却讲排场，有体面，“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能让楚王勾践到郊外迎接，能让四国君王言听计从的，寰宇之内，除却子贡，恐难找出第二人。相比之下，孔子在卫国时，虽受卫灵公礼遇，却只能和宦官同乘。周游的那些年里，不知道有多少次被人追着跑，米淘好了都只能和水带走，“累累若丧家之犬”。

子贡还不太听话，喜欢自作主张、自由发挥。他外交史上最牛的一次经历莫过于“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孔子对子贡这一壮举的评价是：“夫其乱齐存鲁，吾之始愿，若能强晋以弊吴，使吴亡而越霸者，赐之说也。美言伤信，慎言哉！”他老人家有所埋怨，也不大舒服，端木小子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就搅得天下风云变幻。要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到处兜售自己的主张，却一直没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啊。再者而言，社会运行的正常规则岂可如此随意就被打破？孔子对子贡，会不会有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成分呢？孔子在成全子贡的同时，是不是也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子贡的成长呢？

作者简介

晏铌，作家，现居杭州。已发表作品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