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徐匋：两位思想巨人的碰撞|儒家|夫子|子贡|孔子|庄子|徐匋|王景琳|老子

《庄子》寓言故事中出镜率最高的，大概非孔子与老子莫属。这两位生活在同一时期、思想主张截然对立的巨人在《庄子》中不仅有着各自独立的生活空间、交往的人群以及鲜明的人生态度，而且还曾多次见面，就两人所关心的诸多社会、人生、哲学话题展开交流讨论。

《覆宋本庄子注疏》

在思想史上，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寻常的事。司马迁说《庄子》大都是寓言，可《史记·老子列传》与《孔子世家》中都有关于孔子和老子交往的记载。

此外，《礼记·曾子问》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这都说明孔子与老子的相见虽只字不见于《论语》，却是大概率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庄子》中所记述的有关孔子与老子相见之事并非空穴来风，也不完全是庄子“荒唐之言”的产物。

儒道原本对立的两种思想是在后世经一代代文人士大夫的诠释实践才得以互补的。孟子提出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却并没有完成儒家“独善其身”的思想框架，这一部分是从庄子开始由道家逐步填补起来的。

当然这都是后话。事实上，在庄子那时节，儒道两家可真没少打架。《庄子》外杂篇中那些骂儒家的话，口气用词之狠很有些要挖祖坟的劲头，但在两家开山鼻祖老子与孔子那里，虽然两人所说的道理相差比从北冥到南冥还要远，但见了面彼此还算客气，理论起来还是很有一种讨论问题的氛围。

翻翻《庄子》，孔子一共拜见过老子八次。说“拜见”并不是有意要抬高老子一等，实在是因为老子比孔子大20岁左右。孔子初出茅庐时，老子早已名闻天下。所以在《庄子》中每逢孔子见老子总是毕恭毕敬，像个学生。庄子的这种写法不能算是太冒犯孔子，反倒更合乎儒家的礼仪。

当然了，《庄子》中的孔子肯定不完全是《论语》中的孔子，其中的老子也不完全是《道德经》中的老子。庄子寓言中的这两个人物与历史真实中的老子与孔子是很有些似是而非的。但他们之间讨论的话题却并不离谱。这两位思想巨匠在《庄子》中的相见，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

《庄子的世界》

说小一点，他们的会面代表了一南一北两位学者间的对话，对学术、人生相关的重大问题的切磋、探讨；说大一点，那就是在历史发展、思想发生巨变的时代，两大思想流派在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问题上发出的世纪碰撞。

一、脚印不能当鞋穿

孔子这一辈子虽然自己没有亲笔写过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却做了一件彪炳千古的大事，这就是他在检阅古籍时整理出了六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著作：《诗》《书》《礼》《乐》《易》《春秋》。

当然，孔子研究古籍并不像书虫那样只是钻“故纸堆”，而是有着明显的实用目的。他发扬光大了先人的政治思想理论，提出了以“仁”与“礼”为主旨的政治主张，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体系，并汲汲奔走于各国君主之间，试图以自己的政治理想拯救现实社会。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孔子像

不幸的是，当时没有任何一位君主接受孔子的主张。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不但孔子想找出其中的答案，就是来自其他思想流派的学者也在反思为什么孔子会处处碰壁这一历史现象。庄子也不例外。《天运》中就有这样一则寓言：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

孔子对老聃说，我研究《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为时已久，熟知其中的事理，藉此拜见过七十二位君主，向他们讲述先王治国的方略，阐释周公、召公治国的业绩，却没有一位君主采用我的建议。真是太难了！这是由于人们难以规劝，还是先王之道难以阐明呢？

如今我们看到“六经”这两个字并不觉得新鲜，不就是特指孔子整理编纂出来的六本古籍？但是这六本书名缀以“经”字，成为《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经》，并统称为“六经”，最早的记载还真就出自《庄子》。这大概也可以算作是庄子对孔子整理古籍功绩的一个贡献。

孔子的确熟知“六经”，对此，庄子倒是没有夸张。孔子以“六经”游说诸侯国也是事实。但说孔子拜见过七十二位君主，却是庄子的“无端崖之辞”了。孔子活着时压根儿也没有那么多的诸侯国。

这样说，应该是庄子一贯使用的障眼法，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看上去说的是孔子，可又不是一个真实的孔子。只是以寓言的方式，借孔子老子的对话，阐述道理，引起人们的思考罢了。

这则寓言记述了孔子向老子求教的经过。在孔子看来，先王们摸着石头过河，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而自己倾注了巨大心力，率领弟子总结出的先王治国之术，其全部精华都已汇聚在“六经”之中。

《逍遥人间：走进庄子的世界》

既然如此，当世君主无须再去费力探求,只要依循“六经”行事，再加上有自己从旁辅佐，重现黄帝及尧、舜之盛世应该轻而易举，然而，为何在现实中却始终行不通呢？孔子擅长“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却“一君无所钩用。”

无论孔子走到哪里，都处处受排挤、遭打压，有时甚至连饭也吃不上，饿得有气无力，多次处于穷途末路的困境，以至于连他的弟子都说：“夫子再逐于鲁，削迹于卫，伐树于宋，穷于商周，围于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无禁。弦歌鼓琴，未尝绝音，君子之无耻也若此乎？”（《让王》）

即便孔子有着海一样宽阔的胸怀，听到最亲近的弟子子路和子贡说出这样的话来，心里能好受吗？

戴敦邦绘《孔子问老图》

所以孔子对老子说的句句都是实情。特别是“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几句，满满都是心酸。在这里，应该说庄子是以写实的笔触记录下了孔子真实的心境，并没有丝毫的渲染夸大。在这样的现实处境下，孔子找到在周王室任守藏室史的老子，相当于国家图书馆官员，倾诉自己的困惑，共同探讨其中原因，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老子对先王们的研究并不比孔子差。所以他一听孔子的问题，马上就道出了症结之所在：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

没有碰到赏识你的君主，是你的幸运。说到“六经”，那是先王留下来的遗迹，过去了这么多年，哪里还能是原来的样子！如今你所说的道理，就如同先王留在地上的脚印。脚印，是鞋子踩过之后留下来的，但脚印又怎么能当鞋子用呢！

对于孔子的委屈，老子虽然流露出了同情，但也认为干谒了众多君主却得不到赏识，不但是孔子的幸事，也是国家、百姓的幸事。

试想，在现实社会中，假如真有某位君主处处照着“六经”去做，按照黄帝尧舜周公召公的法子治国，还不得处处碰壁，国家也难免不走到崩溃的边缘，那样一来，孔子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六经”是先王的东西，早已成为了过去。时代变了，那些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怎么可能还继续适用？这就像是脚印与鞋子的关系一样。人走过一个地方，会留下脚印。后来的人可以根据脚印知道鞋子的大小，猜出鞋的模样，但那毕竟只是脚印不是鞋，更不能拿来当鞋穿。

宋麻沙本老子《道德经》

老子的意思很清楚，社会环境改变了，治理天下的策略也需要与时俱进。先王之道用于先王时代可能会营造出一个太平盛世，可是照搬到今天来就等于是拿着脚印当鞋穿。这样的比喻，也就是老子，更确切地说只有庄子才能想象得出来。

不仅如此，庄子还充分发挥了他常年奔波在山林田野之间，对自然界观察得尤其细腻的特长，打了个十分有趣的比喻：

夫白鶂之相视，眸子不运而风化；虫，雄鸣于上风，雌应于下风而风化。类自为雌雄，故风化。

一对白鶂相互对视，眼睛一动也不动，是为了寻求感应，相互吸引；昆虫，雄的在上风鸣叫，雌的在下风应和，也是为了相互吸引。同类的虫鸟雌雄能够相互感应，相互吸引，这就是感应。

《庄子文学及思想研究》

雄鸟与雌鸟为了结成伴侣，首先要通过眼睛互相凝视，对上了眼，有了类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意思，才能进一步发展关系。昆虫也是如此，雌虫与雄虫相遇，先得对唱一阵子，有了共鸣才结为夫妻。

鸟虫求偶如此，推行政治主张又何尝不是同理？以《六经》干谒了七十二君，却没有一个肯接受孔子的主张，其实，不是孔子没有能耐，也不是“人之难说”，“道之难明”，而是像庄子在《逍遥游》中说的那个到越国贩卖帽子的宋人一样，越人断发文身，不戴帽子，最后帽子自然都砸在了宋人的手里。

同样，孔子根本就没搞清楚如今的君主究竟需要的是什么，也没弄明白先王的政治环境与今日的已大为不同，就盲目地拿“六经”去劝说君王，其结果自然难免“一君无所钩用”，把一切都砸在了自己手里了。据此，老子总结说：

性不可易，命不可变，时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于道，无自而不可；失焉者，无自而可。

人的本性和天命都不可能改变，时间永远不会停止，道总是在变化之中。假如能够得道，就会无往而不胜；假如失去了道，就无路可行。

在老子看来，是上天造就了孔子的性格，他命中注定一生处处碰壁。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代发展了，世界变化了，“六经”已经过时，成了陈迹，可是孔子还死死抱着古人的东西不放，并试图以此来应对变化的时代，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这又怎么可能不导致悲剧？

《孔子传》

由于不懂得变通，在“时不可止，道不可壅”的现实面前，孔子也就只能感叹“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可他却始终没有怀疑自己所坚守的“六经”之道是否真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道”。

不过，孔子还是个听得进“劝”的人，知道人要有“自省”的精神：

孔子不出三月，复见曰：“丘得之矣。乌鹊孺，鱼傅沫，细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与化为人！不与化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

孔子三个月闭门不出。后来再次见老子说，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乌鸦喜鹊孵卵而生，鱼类相濡以沫而生，蜂类化育而生；弟弟出生，哥哥为失去专爱而哭泣。

万物各有其属性。我为人做事固守旧道，很久没有与时俱进了！不能与时俱进，就不可能让自己适应变化。一个固守旧道的人，又怎么能改变他人呢？老子称赞他说，好啊，你终于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汉孔子见老子画像石

孔子思考了三个月，终于明白了任何理论都要与时俱进的道理，也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出在了因循守旧上。当然，这则寓言为孔子安排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这很可能只是庄子所寄寓的一个希望而已。

从此，孔子真的会幡然改变吗？凭着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性格，恐怕他是不会放弃“六经”，也不会放弃先王之道的。只不过很可能是为现实所迫，那个历史真实的孔子将游说君主改为教授弟子，把希望寄托在了弟子的身上了。或许这也是孔子最好的归宿吧。

二、由收藏书引发的论战

“仁义”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自然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免不了要展开有关仁义的论战。《天道》中有这样一则寓言：

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

孔子想把书藏在周王室的藏书处。子路出主意说，我听说周王室掌管书籍的史官老聃已经退隐休闲在家，先生要想把书藏在周王室，可以试着请他帮忙。孔子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故事的起因是孔子打算把自己花费多年心血、辛辛苦苦整理出来的书籍藏于国家图书馆，想必那时孔子就已经意识到保护古籍的重要。

《史记•孔子世家》

但是要想让国家图书馆收藏自己的书，在当时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那时孔子的名气已经很大，可他仍然没有十足的把握。在此背景下，子路建议去找藏书官老子帮忙。孔子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

原来，今人托“关系”找路子的传统由来已久，并不始于现代，至少在孔子老子时就已经开始流行了，难怪“关系”的观念会如此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之中。

于是，孔子去见老子。这一去，便引发了儒道两家领军人物的一场关于“仁义”的对话：

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繙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

梁占岩绘《孔子问道图》

孔子前去拜见老聃，可老聃竟不答应孔子的请求。于是孔子引用“十二经”反复解说以说服他。老聃忍不住打断孔子说，你讲得太繁琐了，我只想听其中的要点。孔子回答说，要点就在“仁义”。

老聃又问“仁义”是否是人的本性。孔子认为是，并解释说，如果君子没有“仁”就不成其为君子，没有“义”就无法立身于社会。离开“仁义”，君子就什么也做不成了。老聃又要孔子解释“仁义”这个概念。孔子说，内心中正，与物和谐相处，兼爱没有私心，这就是仁义的本质。

应该说孔子的概括相当精要。他认为“十二经”的核心就是“仁义”二字。仁义不但是人的本性，而且是君子之所以为君子的根本。仁义的基本内涵就是“中心物恺，兼爱无私”。就这一段话来看，《庄子》中的孔子与《论语》中的孔子对“仁义”的解释是大致相符的。

孔子有关仁义的主张，其实并不失为拯救日益混乱的社会现实的一剂良药。问题是推行“仁义”靠的是人心的道德修养。在人心躁动、人人都盯着眼前之利的时代，让仁义真正融入人心、在人心中扎根简直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即便是君主亲自执掌起仁义的大旗，就真的可能以强力让人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接受仁义，推行仁义吗？老子一眼就看出仁义在这个世界没有可行性，禁不住叹了口气说：

《北大汉简老子译注》

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夫！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

唉，你说的几乎都是些肤浅之言。什么兼爱，不是太迂腐了吗？标榜无私，其实就是最大的自私。先生难道不想使天下人人都养育其自然的本性吗？天地原本就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日月原本就是光明的，星辰原本就有自己的序列，禽兽原本就群居，树木原本就是站立着的。先生也应当按照人的本性去做事，依顺自然规律而前行，这样才会达到最高的境界！你又何必费尽心力地标榜仁义！这就像是打着鼓去追捕逃亡的人一样。唉，先生这是在扰乱人的本性啊。

人的本性是什么？孔子与老子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孔子看来，“仁义”就是人的本性，人原本就是“中心物恺，兼爱无私”。

《孔子言行录》

可在老子看来，这不是人的本性，而是尧舜以来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枷锁，是扭曲人性的作法。所谓“兼爱无私”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是由于“爱”的出现，才有了“恨”，有了“私”，也才有了是非。“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无私其实就是大私。

为了说明孔子的仁义不是人的本性，老子举了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例子加以说明。世间万物，包括日月的光辉，星辰的排列，兽类的群居，树木的矗立等等，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并不需要人来推行或提倡。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让王》）这才是人的本性。

而孔子从“十二经”中归纳出来的所谓的精要“仁义”，非但不是人的本性，反而是“乱人之性”，束缚人自然本性的枷锁。老子告诫孔子，人的本性出于自然，如果要治理天下，就应当顺应自然而不是推行什么仁义。

老子的这番话，显然并没有奏效，至少没有让孔子心悦诚服，反倒促使孔子要再去向老子解说清楚。于是，在《天运》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则孔子见老子的寓言：

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播穅眯目，则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肤，则通昔不寐矣。夫仁义惨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又奚杰然若负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

吴道子绘《孔子行教像》

这一次，孔子开门见山，一见面就大讲起所谓“仁义”来。老子说，簸起的米糠眯住了眼睛，看天地四方的位置都是颠倒的；被蚊虻叮咬了皮肤，通宵都睡不安稳。对人心的毒害，没有比仁义更能造成混乱的了。

假如你想让天下人都不丧失纯朴的本性，就应该象风一样行事，事事顺从自然，何必一定要竭力去宣扬仁义呢！这样做就如同是敲着大鼓追捕逃犯一样！天鹅不用天天洗浴，羽毛自然洁白；乌鸦不用天天染色，羽毛自然乌黑。黑与白作为自然的颜色，用不着去分辨哪个白哪个黑。

名誉不过是些给人看的外在的东西，不值得到处张扬。泉水干涸了，鱼被困在陆地上，它们相互吐着湿气，用吐沫相互湿润。与其这样艰难地活着，不如回到江湖之中，相互忘掉。

尽管孔子如此锲而不舍地宣讲仁义，可是老子依然不买账，而且还一点面子都不给，直接讥讽孔子是被米糠迷住了眼，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帛书老子通解》

老子还说孔子是用一种颠倒了的眼光看世界，结果一切都本末倒置。对于仁义的危害，老子的比喻又风趣又形象，还带着几分的恶毒。

他说，仁义是个让人讨厌的东西。沾上了仁义，就像是人被蚊虻叮咬了一样，虽然要不了命，造不成什么大的伤害，却能让人浑身难受不自在，连觉都睡不好。仁义就是这么个让人丢不掉，还时时骚扰人的东西。

老子也知道孔子身体力行地游说各国，倡导仁义，用心还是好的，但客观上却在扭曲着人的自然本性。假如真的为人着想，那就应该像风一样行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用不着大张旗鼓地宣传，也用不着强迫人们去接受。

所以他说孔子幻想以“仁义”恢复人的自然本性，这就像是敲着锣打着鼓追捕逃犯一样，早把逃犯吓跑了，怎么可能达到目的？“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为辩；名誉之观，不足以为广。”一切都应该因任自然，白的就是白的，黑的就是黑的。白的黑不了，黑的也白不了。

仁义之路必定行不通，就像黑白那样分明，为什么还要整天费力不讨好地去宣扬游说呢？这里庄子再一次提出，人们与其像陆地上失了水的鱼，相互张着嘴吐着湿气苟延残喘，不如索性忘掉一切，回到江河湖泊中自由自在、顺着人的自然本性活着。

孔子老子讨论仁义与人性的寓言，真实反映了当时思想界中有关究竟是释放人的自然本性还是按照仁义去规范人性的世纪之争。

清杨沂孙书《孔子家语》

三、“内卷”从舜就开始了

每次孔子去见老子，几乎都没有得到过可以洋洋洒洒大肆发挥一番的机会，而总是被老子抢白，搞得灰头土脸的。即便如此，孔子对老子非但毫无怨言，反而还崇敬有加，将老子比喻为“合而成体，散而成章”的龙。

这与其说是突显了老子的魅力，倒不如说是展现了孔子的了不起。可见孔子从来不以个人好恶、个人遭际来臧否人物，是个胸襟博大的人。那么，“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

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予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 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发动如天地者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

孔子见老聃回来后三天对此只字未提。弟子问孔子，先生见老聃，是如何教诲他的？孔子回答，我如今算是真的见到龙了。龙，合起来是一个整体，舒展开便是一片片彩纹。它乘着云气飞翔，受着阴阳二气的养育。

孔子纪念邮票

在老聃面前，我惊奇得嘴都合不拢，还能用什么去教诲他呢？子贡说，难道人间真有安然不动却神游如龙，静如深渊却蕴涵惊雷，行动起来又像天地一样变幻莫测的人吗？我真想去见识一下。于是子贡凭借着孔子的名声前去拜见老聃。

孔子见过老子竟然被震惊得三天沉默不语，还把老子比作变化莫测的龙，比《逍遥游》中的神人还要神奇几分，由此可见老子在孔子眼中是多么的不寻常，不同凡响。顺便提一下，孔子将老子比作龙的记述并不仅仅见于《庄子》，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也有类似的记载。看来历史上的孔子的确曾这么称赞过老子。

孔子对老子的评价如此之高，却让他的弟子很是不甘。对孔子极其崇拜的子贡更不相信天下竟会有如此的牛人。他表面上说是想去见识一下老子“龙”的真面貌，大概率是想为师门扳回一局：

老聃方将倨堂而应，微曰：“予年运而往矣，子将何以戒我乎？”子贡曰：“夫三王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系声名一也。而先生独以为非圣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进！子何以谓不同？”对曰：“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故曰不同。”

《帛书老子校注》

老聃正伸着腿坐在堂上，轻声说，我已经老了，你有什么想告诫我的吗？子贡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虽然不同，却享有同样的盛名。唯独先生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这是为什么呢？

老聃说，年轻人，请你稍往前些。你根据什么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方法不同呢？子贡回答道，尧传位给舜，舜传位给禹，禹用力治水，商汤以武力征伐，周文王顺从商纣而不敢违逆，周武王违抗商纣而不肯顺从，所以说他们不同。

孔子与老子大谈仁义，结果铩羽而归，子贡自然不会再与老子争辩仁义是非了。在子贡看来，孔子输在了论辩技巧上而不在所谈论的先王之道上。

针对老子提出的“时不可止，道不可壅”（《天运》）的变化论，子贡首先指出，三皇五帝治国并非一成不变，彼此间也是有发展，有变化的，而老子却没有看到其中的不同；其次，既然天下绝大多数人皆尊三五帝为“圣人”，其“声名”一以贯之，唯独老子不以为然，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子贡对老子的质问可谓是言之凿凿，步步紧逼，说得底气十足。

阎立本绘《孔子弟子像》局部

子贡所论说的有关三皇五帝治国之道的变化，的确是历史事实。自从黄帝希冀建成以人道的“礼义”与天道相融合的“大清”之世的理想破灭之后，“仁义礼乐”在维系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历代圣王也都顺应时代的变化而相应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尧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汤用兵，文王顺纣而不敢逆，武王逆纣而不肯顺”。

在子贡看来，无论是尧舜禹的禅让还是文王顺从商纣，抑或商汤与周武王的暴力革命，都体现了“仁义”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的变化。面对子贡的挑战，作为道家开山祖的老子又会怎样应对？

小子少进，余语汝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黄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尧之治天下，使民心亲。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竞。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是以天下大骇，儒墨皆起。其作始有伦，而今乎妇女，何言哉！

小子再过来些！我来跟你谈谈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时，能使民心淳朴专一，有人死了父母不哭泣，也不会受到他人的非议；尧治理天下时，使人相亲相爱，有人因爱父母而杀了该杀的人，别人也不去责难。舜治理天下时，使人们相与竞争，十月怀胎，孩子生下来五个月大就想让他说话，孩子还没到年龄就想让他分辨人与我，于是有人短命夭折。

禹治理天下，民心大变，人人有了机诈之心，可以随意携带凶器，杀了人就说是杀了盗贼而不是杀人。人们拉帮结伙，各自为政，大大惊扰了天下，儒墨两家也因此兴起。儒墨初起时还讲求伦理，现在却只取悦于他人，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

老子的逻辑是（当然，也是庄子的逻辑）你用三皇五帝说事，那我就顺着你也说三皇五帝。不过，你眼中的三皇五帝与我眼中的却大有差异。从黄帝到大禹，庄子历数了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如何一代不如一代，造成世风日下的“政绩”，特别描述了民心是如何由起初的纯朴专一，一步步变得人心叵测，以致于“天下大骇”的历史过程。

在庄子看来，黄帝与尧的时代还正处于人类社会的转折期。黄帝时，人们多少还保留着“至德之世”的古朴民风与纯真的人际关系。黄帝的治理主要体现在如何使民心专一上。但当时人们的道德观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据“民有其亲死不哭而民不非也”一句可以看出，在黄帝的时代，除了少数人，绝大多数人在父母去世时都会伤心哭泣，但不哭的人也不至招惹非议。由此透露出在黄帝之前，父母去世而人不哭才是普遍的现象，只是黄帝时，因父母去世而哭才成为了风气。

《庄子说说庄子》

这是由于在这个时代人们开始有了“爱心”。正所谓“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齐物论》）这样的“爱”心恰恰成为了“古之人”时代结束的酵母。人有了“爱”也就有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随之而来的就有了与“爱”相对的“恨”，也就有了“是”与“非”。

到了尧的时代，“爱”被大大地发扬光大了。尧的治理主要体现在把这种“爱”从爱父母，爱家人，推及到全社会，倡导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

然而，这并不是一种无差别的爱，而是“民有为其亲杀其杀而民不非也”的“爱”，意思是出于对父母的爱，就算是杀死杀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受到任何谴责或惩罚。

从黄帝时代的父母亡而有人不哭到尧时代为了父母而杀人，反映了人类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与改变，意味着人们开始有了道德的意识，有了对人的行为的是非判断，而评判是非的标准也开始形成了。

这种改变象征着社会的进步与人们道德观念的完善；而在老子或庄子的视角中，这却意味着人们在“有为”的治理下，逐渐背离淳朴自然的本性，成为人心蜕变的先兆。

不过，在老子或者庄子看来，真正将人类社会引向万劫不复深渊是从舜开始的，是舜开启了人类的“竞争”机制。

自从舜“使民心竞”，激发起人们心底隐藏着的竞争之心，人类的堕落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人们开始热衷于排座次、争名次，事事处处争抢第一，占领各种各样的道德、利益高地。

《庄子集释》

“内卷”从此也拉开了序幕。而序幕一经拉开，就再也无法关上，继之而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内卷”高潮：“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齐物论》）一个尤为荒诞的例子便是“民孕妇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谁，则人始有夭矣。”

不但成人“卷”，孩子也被迫跟着“卷”。五个月大的孩子，父母就期盼着可以说话；还没有到年龄的孩子，父母就要他可以辨别你我他的不同，以至于孩子还在童年就因为“内卷”而早夭。这种“揠苗助长”的悲剧，彻底摧毁了人淳朴专一的自然本性。

从黄帝到舜，社会的主要问题是人心的不同、社会风气的改变，而到了禹的时代，由于竞争的刺激导致了人心向恶的转变，人心不再纯朴专一，人们彼此不再相爱，人与人之间只剩下了赤裸裸的竞争，并由竞争导致人心向恶：欺诈、罪恶、残忍、暴力盛行：“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

在禹的治理下，现实社会呈现出三个明显的不同。

首先，人们为了赢得最大的利益、最多的财富开始了欺诈。而当欺诈行不通时，暴力便应运而生。禹时人人可携带兵器，欺诈不成则抢劫，以强凌弱，以大欺小。

《庄子补正》

其三是公开杀人。不但杀人，还要占据道德制高点，给被杀的人安上一个“盗贼”的罪名。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胠箧》）

人类社会就这样一步步沦陷，一步步堕落。到如今，人们只知道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各自为政，把天下搞得混乱不堪，儒墨两家也因此兴起。儒墨初起时还讲求伦理，到现在却只知道取悦于人，对此，你们儒家还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

老子这一连串不容反驳的论说，充分说明被视为“圣人”的三皇五帝名义上是治理天下，实际上却把人类社会推进了自我毁灭的深渊，而已经成为显学的儒墨，更是随着世道的沦丧，早已蜕变为只知一味取悦君主而残害人心的帮凶：

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乱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堕四时之施。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其无耻也！

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名义上是治理天下，实际上是祸乱天下。三皇的所谓智慧，于上，遮蔽了日月的光辉；于下，损害了自然山川的精粹；于中，破坏了四时的运行。他们所谓的智慧比蝎子尾巴更毒，比猛兽还狠，民众已经不能依照自己的性命之情安定地生活了，可这些人还自以为是圣人，难道不可耻吗？实在是太无耻了！

老子的抨击火力，如同连珠炮般地发射出来，直接揭开了三皇五帝的真面目。他们非但不是什么圣人，而是人类的罪人，他们的所谓治理天下实际上只是导致了天下大乱。面对老子这一番火药味十足的猛攻，子贡是彻底输了，输得比孔子更惨。孔子最后还只是沉默不语，而子贡当场就惊得目瞪口呆，“蹵蹵然立不安”，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集唐字老子道德经注》

这，就是老子的历史观，更准确地说是庄子的历史观。

这则寓言真实记述了儒道两家不同历史观的撞击。尽管尧舜禹以及儒家一直以来都试图以仁义礼乐等来改造人的自然本性，但道家思想的出现以及道家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批判，却是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发出了回复人类纯朴自然本性的呼喊，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人类命运的更深层次的思索。

四、对人的本性的追溯

人的本性究竟是仁义还是自然，三皇五帝究竟是推动了人类社会的进步还是残害了人的本性，这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与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之间的最大分歧。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本身，标志着儒道两种思想经过长期发展在春秋战国这个特殊历史时期已经趋向成熟。对孔子思想，记录最为完整、阐述最为详尽的著作自然是《论语》；而老子思想则集中记述于《道德经》中。

赵孟頫书老子道德经

尽管孔子与老子在历史上很可能曾有过交流，但这两部书却只是分别记载了两位哲人各自对历史、现实种种问题的思考而已，并不曾对彼此的思想学说有所提及，更不要说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主张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评介了。而庄子的寓言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田子方》中有这样一则寓言故事：

孔子见老聃，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干，慹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见，曰：“丘也眩与？其信然与？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老聃曰：“吾游心于物之初。”

孔子去见老聃，老聃刚洗完头，正披散着头发等着晾干，他凝神不动的样子简直就像个木头人。于是孔子找了个合适的地方静静地等候。

之后不久，他见到老聃说，是我眼花了还是果真如此？刚才先生直直地站在那里就像是一截枯木，您的神态如同忘记了万物，离开了人世而独自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样。老聃说，我刚才漫游在宇宙初始、万物萌发的境界。

孔子以往每次见老子，谈论的都是治国之策，有关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或者是诸如“道”的意义这样形而上的大问题。

两人讨论问题时，老子多以常人面目示人。可是这一次孔子却见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老子。老子“慹然似非人”、“形体掘若槁木”的形象无疑深深震撼了孔子。

其实，老聃的这个样子，我们并不陌生。这不就是《齐物论》中那个“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号称“吾丧我”的南郭子綦吗？

《庄子今注今译》

为了烘托出老聃所进入境界的高深，他人难以企及，庄子特意说孔子见状便悄悄地躲在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等着。见到老子时，孔子还特别谦卑地说自己是不是真的看清楚了老子的形象。这样的开场白，就很自然地引出了两人间一场有关“游心”的对话。

刚才老聃一动不动、凝神寂志地究竟在做什么呢？原来他是在“游心于物之初”。所谓“物之初”指的是宇宙刚刚形成、万物产生的那个时刻。

庄子在《齐物论》中探讨宇宙万物的起源时说了一段很绕的话。他说时间有一个开始，但在时间开始之前有一个没有开始的时间，在时间没有开始之前的时间之前还有一个时间。

另外还有一个万物开始的时间，在万物开始之前还有一个没有万物的时间，在万物开始以前的一个没有万物的时间之前还有一个时间。然后，突然间在时间中产生了“无”，而万物的“有”，就是在“无”的孕育中产生的。

《老子道德经注校释》

这里老子所说的“物之初”，也就是庄子所说的“无”中生“有”、万物诞生的那个时刻。

于是，孔子好奇地问老子“游心于物之初”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老子说：

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尝为汝议乎其将。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

其实我心中也困惑而不能理解，张开口却无法用语言表达。

不过，我可以尝试着给你说说大致的情形。至阴是地最寒冷的地方，至阳是天最炎热的地方。阴的肃肃寒冷出自于天，而阳的赫赫炎热萌发于地。

阴阳相互交合生成了万物，有一个支配天地万物的“东西”存在，却又看不见它的形体。消逝萌生，盈满亏损，时而晦暗时而明亮，日日不同，月月变化，它每天都有所作为却从不显示功绩。生有生的开端，死有死的归宿。所有对立的两方都在相反相成地循环往复，而不知其穷尽。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又是谁在主宰着这一切呢？

老子所进入的境界是一种极为独特的个人的心理体验，难以用语言表述清楚，“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而且不同的人进入到这种境界之后的感受又由于各人的人生经历不同而有所不同。庄子曾多次描述过这种体验。

在《齐物论》中，当颜成子游问起南郭子綦“吾丧我”的具体感受的时候，南郭子綦以“人籁”与“地籁”的声音作为陪衬，形容自己“吾丧我”之后心境如同无声的“天籁”般的宁静悄然。

《庄子浅说》

在《人间世》中，颜回通过“心斋”体验到的是内心一片光明，吉祥呈现于胸中，心与自然天地万物融为一体，没有了一“己”，也没有了自我，到处是一片虚空。而老子探求的是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的是人至美至乐的境地，所以他“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的时候，感受到的是“游心于物之初”，处于宇宙初始、万物萌发时刻的一种自然状态。

按照老子对“物之初”的解说，万物的产生是阴阳交合的结果。但老子为孔子描述这个“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的“物之初”的情景，目的并不在于解释万物是如何产生的，而在于阐发什么是道：“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

就是说，万物兴衰既不是“阴”的功，也不是“阳”的功，更不是人的功，一切都是道的体现。物有兴衰，人也就有死生。“物之初”时，人生生死死都顺从自然，人不求生，也不恶死。

明铜鎏金老子坐像

但从“物之初”的时代到如今，万物依然以自然的状态存在，顺着四时的变化而枯荣，与“物之初”时并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而人世社会却由于仁义礼乐等道德观念的出现而改变、扭曲了人的自然本性。

人世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出现这样混乱的局面，其根源就在于仁义礼乐的出现。仁义礼乐改变了人，而人又改变了社会。因此说，孔子所尊奉的“六经”，只会扰乱社会，损害人心，完全起不到救治社会、救治人心的作用。

老子之所以要向孔子描述“物之初”的情景，其目的就是要孔子去体验没有仁义礼乐时人与自然的本来状态。

五、人生境界的撞击

孔子将一生的心血全部放在了研究三皇五帝的治国之术上，归纳总结出“仁义礼乐”作为道德规范、治国之策，并以之游说诸侯，试图挽救天下于混乱。他孜孜不倦地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剧英雄精神奔波于天下，即便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也很少考虑自己，更不要说像老子这样有时间体验“物之初”时的心境了。

老子之所以以“形体掘若槁木，似遗物离人而立于独也”的样子与孔子相见，初衷大概也是要将孔子从仁义是非之途引进“至人”的“至美至乐”的心灵世界。这一次，似乎是真的奏效了。

孔子听罢老子对“游心于物之初”的描述之后，表示很想了解漫游在宇宙初始、万物萌发境界的所谓“游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老子今注今译》

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乐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谓之至人。”

老聃告诉孔子，进入这样的境界是至美至乐的。达到至美的境界而漫游于至乐之中的人就叫作至人。

“至人”是庄子在《逍遥游》中树立起的三种人的标杆之一，“无己”是至人最鲜明的个性特征。庄子在大量的寓言故事中描述了至人的风采以及他们所可达到的人生境界。

除了在《齐物论》中庄子借“吾丧我”的南郭子綦解说什么是“无己”之外，他还特意描述至人所具有的“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的内心的宁寂。

《庄子内篇读本》

意思是说人如果能达到这样的人生境界，无时无刻不在与万物同在同游，又怎么会被外在世界的荣辱是非扰乱心境呢？所以老子说这就是人生的至美至乐之境。对此，终日汲汲奔走于天下的孔子是体会不到，但他还是渴望得到更多的了解。老子说：

草食之兽不疾易薮；水生之虫不疾易水。行小变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将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已为道者解乎此。

食草的兽类，不怕更换草泽地；水生的虫类，不怕更换水域。这是因为小小的变化并没有让它们失去最基本的生活环境，这样，喜怒哀乐就不会侵入内心。

天下，是万物共同生息的地方。既然生活的地方相同，那么万物就有相同之处，就可以混同为一。人的肢体以及其他生灵的躯体最终都将变为泥土，死生终始就像是白天黑夜一样不停地更替，没有谁可以扰乱这个自然规律，又何必去介意得失祸福呢！放弃那些隶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像抛弃尘垢一样，懂得自身性命远远贵于身外之物。

以自身为贵，就不会因外在的变化而损伤自身。外在世界千变万化，没有终结，为什么要为这些变化忧心忡忡呢？得道的人都理解其中的道理。

庄子在这里再次显示了他对大自然的细致入微的了解，并以此重申了他“万物一齐”“道通为一”的思想。

他从陆生水生的兽虫说起，说到人类的死生，说到天地日月星辰雨雪四时的变化，认为人兽虫具体生存的环境与方式虽然有所不同，有所变化，但物是物，人也是物，人兽虫的本性与生活环境从本质上来说是相同的，也是相通的。“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

《庄子通义》

这里所说的“同”，指的就是万物包括人的自然本性。理解了这个“同”，那就可以像舍弃尘垢一样，舍弃一切外在的东西，什么功名利禄，什么生老病死，什么得失祸福就统统不会放在心上，更不会为此而忧虑。

这段话还特别强调了死生一体的问题。庄子说万物在四时有着不同的形态，人的死生就像四时的更替一样，循环往复，无止无息：“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

与老子相比，孔子显然还放不下死生，也不愿意谈论死生。在《庄子》中，孔子与老子探讨过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但对生死，他却连一次也没有提到。

这一点倒是和《论语》中的孔子颇为一致。当孔子的弟子子路问“死”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孔子直接把他怼了回去：“未知生，焉知死？”（《先进》）意思是活着的事都还没有搞明白，哪里还有时间去研究死后之事。

《论语集释》

重视人事的孔子首先思考的是天下大事，而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更不是游于个人的“至美至乐”之境了。在老子看来，这实在是孔子的人生缺憾。

因此，老子要为孔子补上这一课。他说，人死之后会化为尘土，但“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养生主》）这时的“我”虽然化为了尘土，但另一个“我”却以其他的形式出现了。

人的死生犹如四时的更替、昼夜的变化，永远处在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甚至无法断定死与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此时此刻的人究竟是死还是生。既然如此，又何必在乎一时的祸福得失呢？

虽然孔子与老子对人生的看法、所走的道路截然不同，但老子劝说起孔子来却极为中肯耐心。老子大谈死生之论是希望孔子能看明白人生，放下心上那长久以来一直割舍不下的沉重负担：“弃隶者若弃泥涂，知身贵于隶也。贵在于我而不失于变。且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夫孰足以患心！”同时建议孔子做一回至人，也去游一趟“得至美而游乎至乐”之境。

老子的话，孔子听是听进去了，可是却误解了：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犹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脱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于汋也，无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不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