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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炜:现任教于深圳大学,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兼职教授。

“学术腐败”一直是个热门话题。所谓“学术腐败”指的是学术造假、剽窃、抄袭一类事件。造假、剽窃、抄袭者一旦东窗事发,网络和媒体又会热闹一番。然而高校腐败何止于此!

实际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是一种比学术不端行为严重得多,危害大得多的腐败。大学教师中弄虚作假、抄袭他人成果者毕竟是少数,影响面也较小,一经爆料,会立即引来全社会关注,当事人会身败名裂,所以相对说来更容易得到惩戒。

相形之下,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却是一种行业性、结构性的现象,更是一种难以捉奸在床、绳之以法的灰色犯罪。大学不按大学的逻辑来办,所造成的导向必然是大学官场化、衙门化,必然会办出一所所伪大学,这就让人难免产生这一疑问:当今中国有没有真正的大学?

如此办大学,危害之大,绝不亚于少数人弄虚作假。纳税人把血汗钱交给大学,是让它好好教书育人,好好搞教学和研究,而不是让大学人整天削尖脑袋望官、媚官、跑官、争官。

不用说,大学的本分是学术,是教学与科研。但我们在大学看到了什么?一个教师以学术为志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做学问,最后发现多年来努力白费了。除了有少数真心向学者所承认的学问和成就,就只剩下一个教授空衔,从上到下几乎没人把你当回事。

你学问再好,不可能像有官衔者整日跑项目(“跑部钱进”)、跑基地(仍是“跑部钱进”)、坐主席台那么风光。如此这般,怎么可能不劣币驱逐良币?如此这般,人们怎么不说,教授是什么?不就是个教书匠?

首先分配在办公室上,组织部正式任命的院长副院长享受单间,似乃天经地义。教授嘛,无论你学问多大,声望多高,资历多老,年岁多大,只能两人或三人一间。你如果向本科生们介绍某老师是某方面的著名教授,他们通常面无表情,但一听说某人是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眼里立刻放出艳羡的光芒。

更严重的是,一个做了点“学问”混上教授者只要做了院或校领导,学问一夜之间自动成为第一,在拿项目、分房子、排坐次、成果署名、拿奖、当院士等方方面面,都当仁不让排在有学问而无头衔者之前。

这样的“大学”是什么大学?是伪大学,是以假作真的大学,是灰色犯罪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是不按大学的规律来办,不遵守大学游戏规则的“大学”,是官场化、行政化的“大学”。如此“大学”,会导致什么大学文化?会导致一种毫无学术自主性、独立性故奴性十足的大学文化,而学术之所以不能独立,之所以奴性十足,根本原因又在于官场权力压倒了学术权力,官场价值取代了学术价值。

在这样的大学文化中,既然有一官半职者垄断了大量物质资源和关键性的符号资源,其结果不是真正的学术被剥夺了应有的尊严和地位,是什么?很难想象有了如此大学氛围,要让年轻博士硕士们把生命奉献给学术,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用说,大学不好好搞学术,就不是好大学。如果大学的院长副院长、校长副校长(遑论书记副书记)们不把心思用在教学和研究上,而是整天开了大会开小会,这里视察那里作报告,就不可能没有后果:大学被办成了私人公司,或就是旧时的官场。

如果大学中本来有学术潜力的人不再用心搞教学和研究,而是一门心思要当官,最后不可能不出现这样的景象:官衔官位僭越了学术本有的位置,官有多大,学问就有多大。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然产生这样的导向作用:学而不优则仕。大学不按大学逻辑来办,结果必然是大学官僚化、衙门化。

如果一所“大学”少则八九个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多则一个排的校级干部,如果只有一个系、十来个教师的“学院”便设一个院长两个副院长、一个书记并一个副书记,有多大比例的教师会真心真意、全副生命地搞学术?

更有多大比例本可能以学术为志业的人心中不官欲涌动,眼巴巴地望官、媚官、跑官,一进校便立下不做学问要做官的雄心壮志?

大学不按大学逻辑而按官场逻辑来办,必产生这种导向作用:学院数量非理性膨胀,院级干部之多如过江之鲫,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头衔满天飞。

相比之下,国外大学包括哈佛、哥伦比亚、耶鲁大学、东京大学等名校在内,一般只有十来个学院(牛津、剑桥大学体制不同,另当别论),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干脆不设学院,几百个系科直属大学。

不妨比较一下我们某些百年老校,居然堕落到搞出六十几个院级单位,其中冠以“学院”之名者近四十个,院级干部有一个营之多!

百年老校这样也就算了,一些改革开放后才成立的大学不潜心学术以尽早自立,批量制造官位官衔却当仁不让,直追老校。

比如南方某大学所设官职之多之杂,已两倍于世界水平;历史不到三十年,竟已设有二十几个学院和院级单位,其中很多学院只有一两个系;有的学院竟只一个系,只二三十个学生。简直在争创吉尼斯纪录!麻省理工学院有上百个系,领导世界科技潮流,却仍只叫“学院”。

这么办大学,会给年轻讲师助教、博士硕士树立一个什么榜样?会给社会公众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不是腐败,一种远比学术造假严重的结构性腐败,是什么?

其实,只要一出国门就立马可以发现,那里大学校级和院级行政人员比中国内地少好几倍。根本原因在于:除了没有一个负责意识形态的准行政系统外,行政杂事都由秘书或助手们做了。

这是国际通例,是一种合情合理的安排,一种对纳税人负责的制度。这种安排之所以合情合理,是因为大学不是官场,而是传承知识和创造新知识的场所,三四个校级干部再加几个助手、秘书,再加若干院长和系主任,完全可以把工作做好,甚至远远好过设二十来个校级干部、三百多个院级干部、一千多个系主任。

之所以会有今天这样的情况,大政府主义和官本位就是重要原因。

说实在的,当今中国大学里除了校长或书记真正有实权以外,其他如副校长副书记、院长副院长、院党委书记副书记等并没有太多实权。

从总体上看,教师晋升职称主要是靠学术成果,而非看领导的意愿;新人要进入教师队伍,主要也是靠学术实力;甚至出国进修机会也主要是看业绩或工作需要,或干脆排队。

既然如此,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人望官、媚官、跑官、争官?这难道不因为官位在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荣誉,一种可以满足个人欲望的符号性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真正的学者已被边缘化(他们得不到也不屑于得到这荣誉,因为在他们看来学术的目的是学术本身,而非权力)?这难道不是因为假装搞学术或者搞假学术的人为数甚众,其梦寐以求的并不是知识,而是权位或利禄?

事实上,大学官场化、行政化已是一种中国式的灰色犯罪——在国民收入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仍有大量贫困人口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学”很大程度上却在假学术之名,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其所造成的危害,比通常所谓的学术造假、剽窃或抄袭不知要大多少倍!更可痛的是,大学中人不以为怪,反以为常。

举目望去,本来可能取得学术成就的读书人十有八九骨子眼里是官迷。放眼望去,大学中人真正对学问感兴趣、以学术为志业者凤毛麟角,几已成为受排挤、受压制的异类。

如果说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正在缩小,那么不幸的是,中国学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很可能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这种差距根本不是论文(包括造假论文)数量所能弥合的。

但更可笑、更荒谬的是,很多人竟乐此不疲侈谈得诺贝尔奖,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议论不绝于耳。

我们为什么不扪心自问,诺贝尔奖的设立,是为了奖励那些真正追求真理的人们。如果从一开始便南辕北辙,根本就不去追求什么真理,而是整天望官、媚官、跑官、争官,凭什么得诺贝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