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上的事总是风起云涌，一天也安静不下来，有两件大事在影响着未来，而且具有长期性，第一件大事当然是七月会议，历史上同类的会议都是标志性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地方财政打出了一组非常厉害的组合拳。

第一件大事是对２０１８年后的经济政策以及方向，做出充分的肯定，未来的中心将是"人民经济“，而其深层的内涵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人民共享”，说明对民生越来重视了。

第二件大事不是什么理想目标，非常现实，要立刻、马上解决地方财政缺钱的问题；地方财政缺钱，企业、民生都会有影响。

地方财政在房地产量价齐跌的背景下，采取了一系列的积极政策，所有这些积极政策都指向一个中心点：化债。

水、电、煤、气、高铁在涨价，这可以说是行政性涨价，关于水费，广州虽然也走了一个民主化的程序，让市民参与意见，但水费涨价３０％显然是一个不太为市民所接受的“民主”。

光有民主不够，还加强法制。

针对三十年来，企业大量的偷逃税行为，税局早已经盯上了；前年去年各部门都在减少招工，只有税局在大比例扩招，他们太忙了，要开始一场合成的降维打击，人马先要配齐；今非昔比，有大数据支持，堪称税网恢恢。

总局立即表明没有倒查三十年意图，也没有任何正式的通告，大约是担心企业主们的小心脏在连环打击下承受不了。这倒也是，本来就是为了查出企业的税底，当然不用通知，事实上的税务的长剑已经刺出了，各地都在查税，并且成立了合成作战中心，这是事实，不需要谁去证明。以法律的名义，企业无话可说，老百姓则欢欣鼓舞。

但是，有两点要清楚，之所以在这个时间窗口突然倒查税，多少与财政紧张有关。这事本来挺好解决，大数据下好好查下贪污腐败，包括税务人员在内，做个财产公示，相信会大获丰收。一个银监会的蔡鄂生就５亿，估计一万家个体工商户年收入也没这么多。

另一方面，三十年的税收没执行，是谁的问题？

是不是放水养鱼？去年一位朋友，一套办公楼挨了五年的罚款，他根本不知道还有个房地产税，税局不通告，不催交，不划账；突然一个通知，按每天万分之五的滞纳金加罚。公司当然有错，犯的是技术性的非恶意错误，但税局犯的是渎职之错，也有可能本来就是套路。对企业来说是教训，如果有良好的法治环境，本来可以不发生。

更令人失去方向感的还是审计署公布的信息：农村学生营养餐专项资金，共发放补助231亿。结果相当一部分被各地方截下还修债了，一般人是干不出这种从孩子口中抢食的事，但有６６个县，１５３３所学校干出来了，更令人发指的，其中一部分居然用于发放公务员福利了。

靠上面的一连串的动作肯定只能解一时之困，对企业施加压力肯定不是拉弗曲线的最优选；虽然税法代表着正义，但也存在税率过高的问题，存在不规范执法的问题，所有这些一定会加剧收缩效应。

什么是最优选，还是要回到体制成本的问题上来。

现在的局面是成本优势减弱，体制成本上升。

中国踏上了全球化的征程，是因为有成本优势，因为人多且穷，产品成本低，东西品质又不差，这是王志文《天道》里的竞争方式，走不远。现在企业成本上来了，寻租经济在膨胀，体制成本也上来了，曹德旺在美国设厂就是典型的例子，说明中国市场已经不再是成本洼地。

改革开放初期是大幅降了低体制成本，现在在林毅夫的“有为政府”推动下，体制成本又开始加大了，中国的行政管理性开支在财政支出的占比高达６０％，美国是３．９１％，新加坡是５．４４％。

体制成本的扩张，也可以从财政收入上做一个比较：1995~2012年，GDP是增长是8.6倍，而税收更快，涨16.7倍，政府除税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险一金增长了28.7倍，这哪吃得消？可地方财政还是不够花，因为地方在企业税这一块只得到５５％，事权大，财权小，于是有了土地财政，向全民共有的土地要钱，独家供地获得的土地出让金，涨了64倍！大家骂地产开发商太黑，其实，房价的大头是土地出让金，占比６０％，房价涨了几倍，十几倍，主要原因还是土地出让金涨得太猛了。

那么，财政的困境就清楚了，为什么今年会如此紧张?

有两个方向上的原因，企业总体上不是在做扩表，而是自２０１８年后出现了收缩效应，这两年不再强调投资驱动经济，因不负债率已经不低了，要考虑避免出现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两头一夹，企业税基就到了边际；而随着企业大面积降薪，中产阶级开始返贫，个人所得税也下来；更直接的影响还是土地出让金，２０２１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８万亿，今年现在的节奏大约在３－４万多亿。地方财政的窘迫可以想象；政策又有一个新规，各地方如果去存量不达标，将停止土拍，这对很多城市来说很可能是致命的，地方财政和企业一样，也有正常生存的问题。

怎么办？专家们一致认为：降低体制成本。

很多网友会有一种焦虑，说戈多你总是说问题，为什么不说解决问题的方法？其实问题点透了，方法谁都知道，就说这个降低体制成本？可能吗？说了也白说，这已经不是经济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