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统计局发布了和打工人相关的一些数据。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逐步上涨，2023年的49小时周平均工时为近二十年新高。
- 此外，工作时长增速也在加快：2015—2020年，周平均工时增幅为1.5小时，2020—2023年，增幅为2小时，以每年52个工作周计算，相当于2020—2023年个人工作时长增加了13天（8小时工作制）。
- 进入2024年，这一趋势并未得到缓解，甚至有进一步上扬的趋势。2024年6月周平均工时为48.6小时，为近6年同期次高，比2019年同期上涨2.9小时，超过“六天八小时”工作制。此外，今年1月、2月以及5月的周平均工时均为最近6年同期新高。
好家伙，平时一个个在网上高喊着躺平反内卷，现实里却加着最狠的班。
所以以后还请砖家们不要动不动就批评现在的年轻人躺平和不思进取了，这一届打工人早已卷出天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工时制度；
- 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
对照劳动法，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的平均劳动时间已经超出了法律规定的底线。
这要么是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不够准确，要么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多数的企业并未遵守劳动法规定的工作时间。
要是劳动监察部门根据社会平均水平来执行劳动法，那几乎所有企业都可能要接受处罚。
这又反映了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劳动违法的现象普遍存在却未受到应有的监管。
而又是什么造成这个现象的呢？
这里再列几组数据，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截至2017年，全国专职劳动监察员2.6万人，兼职劳动监察员3万人。在最新的机构改革中，劳动监察大队执法队伍全面撤销，执法权回归局机关，非行政人员不得执法。
- 2.截至2023年9月底，全国登记在册经营主体达1.81亿户。
- 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按照受侵害的劳动者每人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标准计算，处以罚款。
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一方面是劳动监察部门人手严重不足，劳动监察的存在感很弱。
另一方面是关于违反劳动法的处罚力度并不大，企业违法成本不高。
劳动部门只对能对违反劳动法的单位进行经济行政处罚，对于大企业来说，经济上的处罚往往不会放在眼里，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能更愿意接受经济处罚，以此换取劳动部门和法律的默许。
因为经济处罚的费用通过职工加班加点很快就能赚回来。
最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下整个社会经济下行，存在着大量的失业现象。
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求职者与用人单位之间并不是平等的关系，求职人员是被挑选的一方，在是否加班这个问题上无任何挑选的权利，也不能对加班现象说不。
于是乎，周平均工作时长屡创新高，同时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躺平只是打工人的谎言，
躺又躺不平，卷又卷不赢，仰卧起坐腰还不行，这才是当今打工人的真实写照！
短期内无解？
为什么劳动法严格执行不了？
曾参与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论证和起草工作的董保华专家表示:
劳动法已经实施30年，但目前严格执行劳动法依然很难。考虑到国内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也很难对加班行为进行强制约束，短期内劳动时间增长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也不允许我们慢下来。
- 董保华表示周平均工时不断上涨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很多情况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和劳动法严格执行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此，为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做权衡，这时就会出现大量的加班现象。
短期内劳动时间增长问题是个无解的难题？
我想专家说的也确实是实话，因为严格执行劳动法并不难，相反其实特别容易执行，容易到只要一纸公文，制定好相应惩罚措施，就可以了。
经过口罩三年之后，东大的执行力大家有目共睹，其他国家能做到，我们做不到，那一定是不想做而已。
所以不是没法改变的无解，而是没有动力改变的无解。
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如果对企业进行严格的管理，可能会导致企业倒闭，进而影响就业市场。
若放任不管，则可能导致无休止的竞争，又使得工作时间不断延长，但企业的利润却越来越微薄。
这样看来，企业有企业的难，劳动者有劳动者的难，监管有监管的难，好像谁也没有得利。
但是凡事肯定有个头，我们不禁要问，问题的源头在哪里？
不急，咱接着往下看。
仔细分析上面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这套逻辑认为，如果严格执行劳动法，要涨工资，要少加班，会让当前的经济更加困难，企业如果倒闭了，会造成工人大量失业。
所以鉴于当前的大环境，不能严格执行劳动法，然后在这个内卷的循环中，打工人的工作时间只会越来越长。
但按我的理解，这其实是本末颠倒了。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来看另外一个现象，那就是为什么一边是失业，一边却是工作时长变高？
那让加班的人分点活给失业的人干不就得了？
诶，你别说，你还真别说....但问题也恰好是出在这里。
我拿电子厂来举例，电子厂设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8小时内每小时20元，加班时增加到每小时30元，节假日或周末加班则为每小时40元。
难道节假日的生产力是平时的2倍吗？
并不是，这是因为公司在设计劳动力成本的时候早已经把劳动力加班的成本算进去了。
不管你再怎么加班，所能拿到的工资都只是他们设计好给你的那部分而已，如果不加班，其实相当于工资被倒扣了。
所以现阶段的现实是，很多工人只能靠加班来获取相对过得去的收入，而在加班和挨饿之间，只能选择加班，又或者，本就没得选择。
而流水线工人的日常工作非常繁重，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甚至是两班倒。每周工作6天，每月累计工作时间可达270至280小时。
这种流水线作业是停人不停工的，工人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不仅身体疲惫，精神和尊严也会受到了极大的压力。
而那些失业的，宁愿去送外卖也不愿意进厂打工，或许就是恰好读了几年书的底层打工人。
宁德时代和胖东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一直强劲，几乎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但这个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往往被经济增长的光环所掩盖。
问题本身并没有得到解决，而是在不断积累。当经济增长放缓，新常态到来，新的利益无法弥补问题带来的损失时，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让我们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即认为生产能力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有人相信通过超量生产能够战胜经济规律。
这种思想认为我们无需关注分配问题，只需不断生产并销售给全球市场。
然而，如果我们的生产量超出了全球需求的总和，我们是否还应继续这种生产模式？
今年5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不理解中国为什么不愿意给居民家庭发钱消费。
在过去，克鲁格曼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提出批评时，经常遭到中国学者的集体反驳。但今年，当克鲁格曼再次讨论中国经济时，这些学者却选择了沉默。
克鲁格曼说：
“中国经济面对目前的困境，最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是将更多收入转移到家庭，从刺激生产变为刺激消费，增加居民收入。但中国专家对此却显得不情不愿，我非常想让中国的专家来解释这种不情愿的原因，是因为地缘政治？还是因为担心中国人会变得懒惰？如果不这么做，中国目前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维持巨额贸易顺差，但是无论是拜登还是特朗普都会加征关税”。
再对比一下宁德时代和胖东来这两家公司，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所以是否要严格执行劳动法这件事的底层逻辑，那就是究竟要不要给人民让利，发展的成果要不要让人民共享，这两句看似正确的废话却掩盖着问题的本质。
这就要提到丁仲礼院士面对柴静的时候，提出了那个经典的问题。
中国人是不是人？中国人难道就不配享有逐步提高的劳工福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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