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恩琴带一群乌合之众，如何从外蒙中国驻军手中夺取库伦？|中国|乌兰巴托|外蒙|察哈尔|库伦|恩琴|蒙古|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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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9月中下旬，吉林督军鲍贵卿、中东铁路督办宋小濂等纷纷致电中央，报告侦查员得到的消息：

外蒙古王公的代表来到哈尔滨，与驻哈日军当局接洽借款及订购军械事宜；日本军官多田骏大佐等原在中国边防军中担任教官，因边防军改编，该教官等被解聘，驻哈日军当局拟派他们赴蒙，运动外蒙古王公恢复“自治”。

9月14、15两日，库伦代理总务厅长桑宝、驻库部队旅长褚其祥分别电告北京政府：

讯问参与恢复“自治”密谋的达木丁苏伦得知，此次密谋“肇自活佛亲信之王公喇嘛，因前徐使遇事强迫，众怨实深，日求左右，佛汗许之。共开会四次，与会者当即派员分往乞助乌金斯克红党及谢军，得复赞许，该党又求得为后援，一俟事机成熟，由佛汗正式通告英美日及中央，要求赞成此举，继用武力驱逐驻蒙华官兵，以泄积忿”。

10月初，代理库乌科唐镇抚使桑宝、帮办陈问策电告北京：

“据吉克米特及扎木彦公供称，外蒙谋复独立，曾以公文请美、俄红白党暨驻库俄领协力赞助，此项公文系盖用藏文铅质旧印。”“外患尚未泯除，其北去勾结之人，往返行踪，极觉诡秘，不易破获。”

1、粉碎外蒙再次“自治”的图谋

面对外蒙古险象环生的政治局势，北京政府及其派驻外蒙古的官吏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

当时陈毅为外蒙古驻军的军械饷需问题，日与中央有关部门交涉，因而久久未能到达任所，对外蒙古政务只能通过电报信件进行遥控。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9月10日前为西北筹边使公署)的具体事务由桑宝代理。驻军旅长褚其祥也承担着重要的领导责任。

褚其祥于8月26日致电陈毅，报告了他们拟定的救急办法：

库伦形势紧张，恰克图形势相对缓和，拟调驻恰军队来库，以资防守；“拟于危机时招库恰善射华工，编成一团，防守市面，腾出正式军队，专资御敌”；请速汇巨款，或令中国银行库伦分行、边业银行随时接济；旧俄领事乃罪魁祸首，“拟以保护为名，严行监视”；对哲布尊丹巴及策划恢复“自治”的王公拟相机监视；对谢苗诺夫匪军的活动拟加派侦探；“库地军权不一，请示施行”；使署无主，请筹边使速来库伦坐镇。

陈毅批准了褚其祥等人拟定的措施，任命褚其祥为驻库部队总司令，骑四团团长高在田为副司令，同意驻在恰克图的褚其祥旅和高在田团的部队调回库伦。

9月中旬，桑宝等查明莽赖王、哈丹巴格图尔王（即达木丁苏伦和玛克苏尔札布)二人为恢复“自治”阴谋活动的主谋，即设法将他们诱至褚其祥旅的旅部，“软禁优待”，询问密谋原委。

在此前后，又逮捕参与叛乱密谋的王公数人，追查密谋活动的详细情况。

2、无奈的控制

针对外蒙古分裂分子以矿路利权为抵押向外国借款购械的阴谋，北京政府外交部于10月5日照会各国驻华使馆：

“外蒙取消自治后，所有一切矿路主权，均由中央主持办理，无论外国官商人等，非经中央政府承认，不得与外蒙王公私订借款合同，以矿产路权并各项利权为押。倘有上项情事发生，其私订条件一概作为无效。”

为了避免在国内外人心目中引起不必要的震动，安定外蒙古人心，堵塞外国报纸造谣之口，打消某些国家窥伺侵略之心，陈毅指示桑宝等劝告哲布尊丹巴向中央政府递交声明书。

10月中旬，哲布尊丹巴令商卓特巴达什扎布等向镇抚使公署递交下述呈文，请求转呈中央：

“近查外蒙有不肖之徒，假借王公名义，私造伪印，图谋不轨，擅敢暗派多人，密赴哈埠，商与外人借款，并议将外蒙某地森林矿产作抵等不法行为。查外蒙自治取消，尺寸之土，莫非国有。该不肖等何得目无法纪，妄肆胡为。且此次暗图复治，实不知情，所有发生各项印文，即系左右无知之人私行伪造，作为无效。应请通伤严密按名查拿，务获惩治，并恳即日通电各国。理合据情呈请，伏乞钩署鉴核，准予转呈大总统钧鉴施行。”

外蒙古王公派人赴哈尔滨向日方借款时，答应以图拉河一带森林矿产作为抵押品，此地属土谢图汗部额尔德尼王管辖，桑宝等行文该王提出质询。

额尔德尼王复文说：图拉河一带地方“虽系本旗所辖之地，并未闻有何人潜赴他埠，胆敢造此重大事端，以自招祸，为此据情呈复钧署鉴核，请速查明，果系何人假借王公名义在外招摇，迅请侦察确实，严缉惩办，实为公便”。

这两份声明书被用电报发送至陈毅处，陈毅将其转呈总统，请求中央政府“酌予宣布，声明上开各种情形，预防将来对外发生别项枝节，以塞乱源”。

1911年夏秋和1920年夏秋，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先后两次进行分裂密谋活动，外蒙古上层集团在这两次活动中都曾与俄国势力联系，寻求外援。

这两次活动发生之时，中国中央政府都对外蒙古实行着有效管辖，但统治力量都很薄弱。中国中央政府在发觉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的分裂密谋活动后采取的对策也是相同的，即要求外蒙古封建上层集团声明分裂密谋活动只是少数人图谋私利的行为，不是外蒙古人争取独立的政治运动。

同时，由驻扎外蒙古的官员、军队采取一点限制、监视行动，没有更有力的措施。这一着在1911年已被证明是扬汤止沸，此次也不会有别样的结果。

3、恩琴白匪军的攻击库伦

1920年秋，旧俄恩琴匪帮成为外蒙古地区中国政权的最大威胁。恩琴原是谢苗诺夫的部下。

1920年夏，谢苗诺夫匪军在赤塔一带遭到苏俄红军重创，残匪分股东窜，其中由恩琴率领的一股窜向外蒙古东部。恩琴企图将外蒙古变成他的栖身之所和反攻苏俄红军的根据地。他得到了日本人的暗中支持，又伪装成外蒙古“独立”的帮助者，骗取了外蒙古不少王公喇嘛的支持。恩琴决心从中国驻军手中夺取库伦。

进入10月下旬，恩琴白匪军分路接近了库伦。白匪军共约5000余人，其中除了旧俄白党官兵外，更多的则是布里雅特蒙古人及内外蒙古人。1920年10月25日，中国驻军在库伦东面距库伦城60余华里的布龙地方与恩琴白匪军侦察部队发生了小型遭遇战。

与此同时，库伦西面三四百里地方，发现有千余名蒙古兵正在集结，这部分军队显然是附和俄国白匪的外蒙古王公招集而来准备配合恩琴进攻库伦的。

库伦驻军已处于敌人夹击之中，褚其祥等人对依靠自己力量守住库伦没有信心，幻想通过哲布尊丹巴劝告恩琴放弃进攻库伦，他们强迫哲布尊丹巴派人去见恩琴白匪军首领，“劝其退兵”。

这种幼稚的做法自然不会收到什么成效。

当时，褚其祥旅有1个步兵团、1个炮兵连、1个机枪连驻在恰克图；高在田团有6个骑兵连驻在恰克图。褚旅驻库部队只有1个步兵团，约1000余人，高团驻库部队只有300余人。此外还有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卫队200人。

鉴于恩琴白匪军来自东方，褚其祥、高在田的军事部署是，褚旅步兵防守库伦东面，高在田团骑兵防守库伦城东部——东营子以及北面的大山。

1920年10月26日凌晨2时，恩琴白匪军趁夜发动了进攻。高在田团骑兵部队与敌人发生肉搏战，经数小时战斗，击退了进攻之敌，敌军向库伦东北山林退却。高团夺获敌人大炮二门及一些枪马弹药，该团官兵亦伤亡70余名。当天夜里，高团抽出部分兵力向库伦城南毛笃庆进攻，袭击了敌人后路。褚其祥旅也击退了来犯之敌。

库伦战事爆发之后，褚其祥、高在田电请陈毅批准，调各自在恰克图的部队赶回库伦。11月3日，驻恰部队抵达库伦。褚其祥、高在田指挥部队在11月4日凌晨发动反攻。

中国反攻部队兵分三路，“敌死力抵御，激战终日”，至午后5时，中国军队左翼占领了后庙沟西方高地及后庙一带，中路占领二里半滩北方一带高地。恩琴白匪军向中国政府军右翼发动进攻，被击退，遂趁暗夜分两路退向库伦北方及东北方向。

11月5日，恩琴白匪军在库伦西北面山顶上架起大炮，向库伦城轰击，但攻城匪军仍被击退，再次退往库伦东北方向。库伦城东南大毛笃庆尚有少数敌人，库伦西南已无敌踪。

恩琴白匪军并未走远。他们分股盘踞在山深林密之处，时出侵扰，截断库伦与内蒙的交通通信，与库伦派出的巡逻队交火，外蒙古车臣汗部和土谢图汗部的东部地区全被其控制。在恩琴白匪军控制地区，“杂居汉民被杀害者，不可胜纪”。

车臣汗部桑贝子旗位于克鲁伦河流域，东距满洲里500余华里。1920年12月10日，恩琴白匪军溃兵五六十人来至该旗，先后将两个居民点的内地商民200多人分别赶至两个大屋内，“锁门钉窗”，不准一人外出；然后对各商家挨户搜掠；临走时对被押商民开枪轰击，半数以上汉族商民被杀，其余多受伤倒地。

陈毅就任库乌科唐镇抚使后，没有立即前往库伦，而是滞留北京，与北京政府各部洽商派遣援军、筹办饷需各事。10月下旬，恩琴白匪军进攻库伦的警报传来，他于11月上旬乘汽车赶往库伦。

褚其祥旅长急电北京，诉说兵力单薄、弹尽粮绝、危在旦夕的处境，恳求中央政府迅速设法救援。

4、何以兵力单薄？

北京政府在陈毅、褚其祥等人强烈要求之下，决定派遣陆军第十三师骑兵一团、步兵二营、山炮一连、机枪八排增援库伦，并任命察哈尔都统张景惠为援库部队总司令、师长邹芬为副司令。

张景惠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下，张作霖根本不愿为保卫库伦损耗自己的实力，他在10月28日致电国务院说：

恩琴白匪军“兵力有限，我方原驻各队，力能了之，如至接仗以后始谋拨队，万里赴援，何济于事”。

张景惠则虚张声势，宣布将援军编为3个支队，陆续开往外蒙古，但实际上只有第一支队袁天顺团的两个营到达了库伦战场。

恩琴白匪和作乱的蒙古王公、上层喇嘛看到北京政府的援兵只是杯水车薪，更加无所顾忌，“各地匪势日益蔓延”，恩琴白匪军向库伦城日逼日紧。

至1921年1月下旬，“库伦东西南三面，已在匪徒包围之中”。

库乌科唐镇抚使陈毅于1920年11月中旬到达库伦。他几次召开军事会议，想“分兵出剿，以战为守”，但考虑到敌军出没无常，己方兵力太单，恐敌人乘虚而入；且天气严寒，“防兵守久力疲，冻伤者多，强令转战于冰天雪窖之中亦非逃则死耳”。

库伦驻军遂未敢分兵远出，继续困守于孤城之中，只是偶尔派出少量部队，对库伦恰克图之间的小股敌人进行搜剿。

当时库伦驻军有，陆军第25旅，旅长褚其祥，下辖两个团，共有官兵2000多人；绥远骑四团，团长高在田，所部约近1000人；察哈尔都统张景惠所部某团的两个营，团长袁天顺，兵力约400人；库乌科唐镇抚使公署卫队营，营长杨福魁，兵力200人。
除此之外，褚其祥等招募库伦当地汉民及部分蒙古族人组成一支轻骑队，编为3营，该部系民兵性质。库伦的中国政府军总兵力约4000人。

库伦驻军原来的军事部署是，褚其祥旅为守城之主力军；高在田骑兵团抽3个营驻扎在库伦以北通往恰克图的战略要地，保护粮道，该团其余部队协助褚旅守城；察哈尔袁天顺团的两个营驻在库伦城南的大毛笃庆，保护通往内蒙的大道；陈毅卫队杨营保卫城市治安；轻骑队的3营民兵为机动部队。

后来得到情报，说恩琴白匪计划分兵一路攻占库伦与恰克图之间的战略要地，阻断中国军队的粮道，高在田力主该团在库伦的部队调往库伦以北，陈毅恐库伦城内空虚，初未同意，只派轻骑队的3营民兵前去增援。

既而传来消息说高团在库伦以北的3个营遭到袭击，陈毅只得同意高团在库部队前往增援。高团到达库伦以北地区后，当地已无恩琴白匪踪迹，而白匪对库伦的猛烈进攻却开始了。

5、库伦沦陷

1921年2月1日凌晨，恩琴白匪军以重兵向库伦东北地区褚其祥旅主力发动进攻，“大炮轰声不断”，恩琴同时派遣千余人从库伦东南面发动进攻。

东南面的敌军分为两股，一股进攻大毛笃庆袁天顺团张营驻地，另一股绕过大毛笃庆，进攻小毛笃庆褚其祥旅翟营驻地。恩琴白匪使用诈术，以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为前导，当时天未大亮，驻守小毛笃庆的褚旅翟营误以为是前方的袁天顺团张营换防，疏于戒备，遭到突然袭击，机枪、小炮被敌夺去，部队死伤惨重，大毛笃庆随即失守。

白匪军300余人打败库伦南山口的镇抚使公署卫队骑兵连，窜入库伦城。陈毅身边只有一连步兵，仅能护卫公署。

白匪径直奔向哲布尊丹巴住所，歼灭驻守该处的陈毅卫队两个连，当日上午10时左右，哲布尊丹巴被劫出库伦，白匪留下匪军一部盘踞在哲布尊丹巴住所。恩琴白匪利用哲布尊丹巴的宗教权威号召外蒙民众，气势大增，中国政府军士气更加不振。

陈毅调兵300余名，一面攻击哲布尊丹巴住所的白匪，一面防守南山口。当天晚上，褚旅主力退守库伦城东部的商业区东营子。

2月2日拂晓，恩琴白匪军向东营子发动进攻，占领哲布尊丹巴住所的白匪也里应外合，夹击中国驻军。2月3日凌晨1时许，白匪军主力急攻库伦东北地区，在此前后，驻在库伦以北的高在田团两个营和轻骑队两个连赶到，加入了战斗。凌晨4时许，驻守库伦东部乌里雅苏台沟的褚旅某部防线不支，驻军向后溃退，高团的部队望风而逃。

当地汉族商民也随之而逃，秩序大乱，东营子当即失守。镇抚使陈毅在卫兵保护下乘汽车向西逃走。“是时炮声震天，兵民狂奔”。上午八九点钟，高在田团另外两个营和轻骑队一个营赶到，但已于事无济。陈毅出库伦后，由西转北，逃往恰克图。库伦驻军残部也向北溃，退。库伦城于是失陷。

1921年2月库伦之战中中国政府军的失败，是多种原因导致的。从军事上来看，起码有以下几点：

（1）中国政府军士气低落，将士缺乏勇敢作战精神，玩忽职守。防守大小毛笃庆的部队，袁团张营疏忽于前，褚旅翟营误会于后，致使要隘失守；2月3日凌晨库伦东营子战斗中，褚旅高团遇敌即溃，就是明证。

（2）中国政府军处于消极防守地位，被动挨打；恩琴白匪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任意选点进攻，逐步达到了他们的作战目标。

（3）当时中国内地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中国政府军各部队来自不同的系统，各部队各为己谋，不能很好配合。

1920年8月26日褚其祥致北京的电报中提出：“库地军权不一，请示施行。”

陈毅接报，电令褚其祥为总司令，高在田为副司令。陈毅本人于11月来到了库伦。直到1921年2月库伦之战前中国政府军内部仍未解决统一问题。库伦失陷后，高团自由行动，不参加恰克图守卫战。署名为“旅库商民”的呈文，攻击陈毅和褚其祥旅，把库伦失陷的原因归结于褚旅之兵怯战，同时大肆吹捧高团，为高团逃走辩护。此呈文说高团调驻库伦以北是陈毅故意排挤高在田，陈毅给北京政府的报告中却说是高在田坚决要求去防守库伦以北粮道。

（4）中国政府军后勤供应严重不足。李垣上北京政府总统的条陈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