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作为一位对抗战有功打满全场的名将，罗卓英却不被世人所熟知，固然他的名气没有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响亮，他的低调平和的性格，也是他不彰于后世的原因，但这无损于他消灭日寇捍卫中华的战功。

性格文气：原来书生宜点兵

罗卓英，卓英，字尤青，别号慈威，别字慈卫，陆军上将。1896年3月19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白侯乡渔洋坪村。幼年过嗣乃叔，遂迁居大埔县湖寮乡岭下村。养父业农，故罗自幼耕读并作。他七岁入乡塾读书，1914年毕业于该县官学，次年入大埔中学。

罗卓英从小喜欢读诗词和古文，在大埔中学读书时，与颇负声望的原韩山师范文史教员饶爱荃过从甚密。在饶的熏陶下，尤其喜欢研读历史、地理、军事、政治等书籍。中学毕业后，曾短期任教。

就在大家都认为，罗卓英将来会成为一名大文豪，但谁也没想到，眼前这位书生，日后会成为一代名将。

1918年，北上投考保定军校，名落孙山，乃留该地广东老乡开办的鸿文公寓中，继续攻读，并拟“素眉生”的笔名投稿北京报刊，以稿酬佐生计。次年考上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在该校中与陈诚结成莫逆之交，因而他后来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

1920年，保定军校因时局动乱而停课，罗卓英只得回乡，在大埔中学任教，翌年受聘为湖山官学校长。是年秋，军校复课，罗北上返校。

1922年6月，罗卓英毕业回到广州，先后在大埔中学任教务主任，在湖山官学任校长，并倡办湖山中学。在该校，他提倡文武合一教育，实施军事管理，对体育、国文、修身、史地及自然科学，尤为注重。1923年，罗卓英曾受邹鲁推荐，任潮梅军少校参

谋，但旋即辞职。1925年，东征军回师广州，进行大改编，罗卓英才正式参军，并参加了讨伐刘、杨之役。

第二次东征时，罗卓英任第一师炮兵连连长，在惠州攻城战中指挥炮兵准确地摧毁城楼，打开缺口，使持续两天、屡攻不下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随后率部队由河婆入揭阳、黄岗，升炮兵副营长，参加了1926年10月歼灭孙传芳、周荫人部的战役。接着随军由闽、浙入苏。

1927年，陈诚升第二十一师师长，罗卓英即归其麾下，任师参谋处长、参谋长。1928年春，陈诚任陆海空总司令部警卫司令，罗被委任浙江警备师上校团长，但不久即为何应钦裁撤。

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任命陈诚为副师长，罗随之任参谋长。1929年春，陈诚升师长，罗卓英被任命为第三十三旅旅长，旋即升副师长。

1929年秋，唐生智在郑州反蒋，第十一师与唐军激战于确山，罗卓英则下湖南，拉拢王东原等，分化唐的势力。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第十一师经徐州、砀山、杞县进击，与冯玉祥部激战于归德。7月奉令与蔡廷锴部共解曲阜之围，大败阎锡山的军队，并乘胜追击，占领了济南、郑州。

陈诚升第十八军军长兼第十四师师长，罗卓英也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性格宽厚平和：宽于治军成嫡系

罗卓英带兵很注重抓紧时间进行休整、训练，并对官兵灌输忠于蒋介石和陈诚的思想。据十八军最后一任军长杨伯涛回忆说：“陈诚对部属专断异常，而罗卓英则居间转圜，所以该部的人有事不直接报告陈诚，而先报告罗卓英，只有罗卓英出面，事情才有改变的可能。

罗卓英多谋寡断，最喜欢和部属攀谈、通信，常让部属畅所欲言，从不当面给人难堪。在作战时，罗往往过多考虑别人意见，因而动摇决心，对于不贯彻执行命令的也不追究。”

罗驻节总部或到部队巡阅时，常对各部队长说：你们身充部队长，应该以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之态度，来领导部下。如发现某人有过失时，更应该效法古人‘扬善公庭，规劝私室’之待人方法，使其知耻改过，徒以高压作风，以力服人，乃不智之举。”又说：“成功两句话，打仗不怕死，做事不贪财”；“军人事业在战场，军人功罪亦在战场。”

在他的整训之下，第十一师成了蒋氏嫡系主力部队。

1931年5月，第十一师与第十四师作为“围剿”红军的主力，从抚州、南城进犯中央苏区，企图找红军主力决战，却被红军声东击西的战术，弄得在黎川、南丰、广昌、宁都一带疲于奔命，士气低落。8月13、14两日，在空坑受到农民自卫队和项英一部的猛烈袭击，损失不小。罗卓英恼羞成怒，于18日在寒下一带包围了几个小山头，乘东南风起纵火烧山，把从山上逃出的老百姓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枪杀。

在进攻中央苏区的同时，罗卓英秉承陈诚的意旨，乘机吞并杂牌军。他首先将被红军歼灭的韩德勤第五十二师残部吞并。接着，乘与郭华宗的第四十三师一起开往吉安之机，突然包围郭部，将其缴械后收编。1932年秋，川军张英第五十九师被红军包围，第十一、十四两师以增援之机，重施故伎，将其吞并，然后把自己部队的干部调进该师，作为骨干，进行改编。罗卓英因“整军经武，屡建殊勋”，提升为第十八军副军长。此后，陈诚升第三路总指挥兼十八军军长，罗卓英则代陈诚指挥该军。

红军长征后，罗卓英任驻赣绥靖预备军代总指挥，代陈诚率领预备兵团、第三路军总指挥部、第十八军，对苏区人民进行屠杀。1935年，浙西南山岳地带红军活跃，罗又率部入浙，驻金华，对这一带的红军进行“围剿”。这一年，他晋衔陆军中将。

1936年，第十八军驻粤汉铁路南段。8月4日，蒋介石颁布平定桂军战斗序列，罗卓英被任为前敌总指挥，率军南下，陈兵西江，迫桂军就范。8月11日，蒋介石到广州设行营，任命罗卓英为行营办公厅厅长兼代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司令。次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特派员。

性格坚韧不拔：持久抗战整八年

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1日，罗卓英率第十八军的十一、十四、六十七、九十八四个师驰援上海的抗日部队。8月15日，罗部第九十八师赶到上海，其余各师亦陆续赶到，被派为左翼军，参加宝山、罗店、浏河一带的防守。8月23日凌晨，日军在小川沙、狮子林、炮台湾等地同时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猛烈进犯，其中又以罗店、嘉定方向作为重点，企图切断京沪线，包围上海的国民党野战部队。

8月25日，日军又从吴淞镇、蕴藻浜、张华浜开始登陆，重点仍是指向罗店。由于该地濒临长江口，离大场、闸北不远，日舰的炮火可以直接命中陆上的目标，又有制空权，便于海陆空协同作战。日军集中重兵，对这一带猛攻，其中罗店争夺战最为激烈。

罗军全部到达上海时，罗店已经失陷。罗卓英即令第十一师将其夺回。其后一个多月里，罗指挥部队与日军反复争夺罗店、浏河一带。白天，日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夺取阵地；夜晚，罗部将阵地夺回，战斗非常艰苦和激烈，官兵伤亡惨重。

在这次战役中，罗卓英先后升为第十六军团长、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不久改归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陈诚,由薛岳代),罗为副司令。9月6日，罗部奉命负责防守金家宅、罗店西南、南北的周宅、曹庄至朝王庙、双龙墩、沈家桥、浏河等地，与日军开展阵地战，大量歼灭日军，从而打破了敌人企图打通长江右岸，包围上海的计划。11月5日，日军从设防空虚的曹泾镇、金丝娘桥一带登陆，攻陷松江，上海防线动摇，守军不得不全线撤退。

13日，罗部向吴县、福山一线转移。15日，与日军激战于常熟、福山、兴隆桥，击沉日舰四艘。19日，向锡（无锡）、澄（江阴）线撤退。

此时正值冬寒，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士气低落。第十九集团军退到江苏、浙江、安徽交界处，开始了游击战时期。

11月19日，罗卓英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卫南京。月底，南京即告失守，罗重回苏、皖、浙边区，接替薛岳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归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指挥。

1938年6月至8月，罗部在彭湖战场上与日军激斗，于流澌桥一带歼灭了大批敌军，并多次挫败日军在湖口一带的登陆企图。

9月12日，罗卓英代替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之职。10月25日，

武汉沦陷后，罗的第十九集团军归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指挥，参加南昌会战，罗卓英任战区前敌总司令，负责直接指挥。部署防御时，曾几度变更调整战斗序列，直至3月17日，日军发起进攻时才最后确定下来。罗的十九集团军五个军配置在修水河南岸担任主要防御任务。

1939年3月，日军冈村宁次率四个师团的兵力进攻南昌，3月24日陷吴城镇，并强渡修水，与罗部激战于万家埠、安义一带。27日，奉新、南昌相继沦陷。罗卓英下令各部避开敌锋，逐渐建立起修水以南，赣江以北的抗日根据地，与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对峙。4月下旬，罗负责全面部署并指挥本集团、上官云相集团及高荫槐集团的一部，对南昌之日军反攻，试图夺回该市。21日晚，罗统率三军，以分兵合击之势对南昌进击，中路取高安，进占万寿宫至生米街一线；左路击奉新、靖安之敌，切断其与南昌的联系；右路渡抚河，进克市议街、武溪市之线，并以第三战区第七七九师、新五师组织便衣队，潜入南昌袭扰日军。

战斗打响后，各部进展迅速，左路歼靖安之敌，并一度克复奉新；中路越过万象埠，攻入牛行镇；右路越过武溪市，预第五师、二十六师一部攻至南昌市东。由于未能切断南浔铁路，使日军得以增援，加之在反攻南昌的关键时刻，遭日军反击的第七十九师师长段朗如违令畏缩，至误良机，使第一次反攻只得暂停。5月1日再次反攻时，日军借助其空炮火力支援，顽强扼守南昌外围阵地，并进行反击，罗军伤亡十分严重，无力攻坚。5月9日，全线停止反攻。

反攻南昌城后，罗卓英集团放弃了对城市的争夺战，改为消耗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游击战。此后罗指挥第十九集团军参加了1939年9月第一次长沙会战、1939年冬季扫荡战、1940年夏季配合第五战区的扫荡战，歼灭了大批敌军有生力量。

性格动如脱兔：上高雪耻造“最漂亮一战”

1940年2月，罗升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十九集团军总司令。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与薛岳、王陵基、杨森等联名通电讨汪。第一次长沙会战后，日军第一○一、一○六师团调走，改调第三十三、三十四师团驻赣北。

日军进攻长沙受挫之后，深感必须首先消灭或赶走赣江、抚河流域一带的国民党野战军，扫清障碍，才能直捣长沙右侧，打通粤汉铁路，便于1941年3月发动了鄱阳湖扫荡战。由日寇三十三、三十四师团、池田混成旅团，及远藤少将指挥的第三飞行团组成的扫荡部队，共出动了四万余人，飞机百余架，坦克四十余辆，分三路合击第十九集团军的指挥中心上高。

罗卓英指挥刘多荃的第四十九军、李觉的第七十九军、王耀武的第七十四军和赶来增

援的七十二军李良基师，共六万余人，采取两翼牵制敌军，使其不能形成合围之势，并大胆集中重兵，转移外线，诱敌从中路深入，在上高一带歼灭敌人的战略。

3月15日，敌北路军三十三师团首先发动攻势，南下攻陷奉新，入伍桥河。李觉军的一部节节抗击，将其引至下观童、苦竹坳一带，并与之纠缠。至19日，日军发觉中计，方仓卒回师奉新，蛰伏不动。南路之池田混成旅团于

15日渡锦河，与刘多荃军的一部在清高路、猪头山一带激战，遭重创，仅部分拼命突进，与第三十四师团会合。

中路大贺茂的三十四师团于16日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猛攻祥符观。17日，罗军主动放弃高安而将部队迂回外侧，与锦河之师会合，准备再兜击日军左翼。当时日军南北二路未能按计划行动，且北路军停止了进攻，但三十四师团求胜心切，麻痹轻敌，依旧轻装急攻。20日，采用锥形突击的方法，向官桥、泗溪猛扑。21日，罗卓英命令北翼部队以杨公圩、官桥、泗溪为目标兼程南下，南面锦河之部出击敌左侧，又抽调赣江东岸数团兵力急速参战，而王耀武军则全速赶到上高一带阻敌并设伏。

22日，罗军抢占华阳成功，确保了各部联系，逐渐形成了对三十四师团的包围。而大贺茂依然未发觉自己的危险境地，仍向下陂桥、石洪桥强攻，直至罗军北路之一部攻到其司令部附近，才发觉大势不

好，急电奉新之三十三师团南下增援。23日深夜，罗卓英拟订“当前胜利保障十则”，交各部执行，同时下令对敌展开全面围歼。李良基师向东南，王耀武军向东，刘多荃、李觉在南、北，把日军三十四师团包围在长三十里，宽五里的地带，予以痛歼。24日，第三十四师团残部向东北拼命突围，而驰援的三十三师团亦赶到。李军的两个师未能抵住敌方两面夹攻，擅自退却，使三十三、三十四师团合流逃出。但日军突围后，又暂驻官桥、南茶罗一带抢运尸体，被罗军赶上，形成第二次、第三次的包围。至4月2日，罗集团收复原有阵地，并占领战略要地万寿宫，及安义外围的长埠、安埠、午州、伏桶山等地。是役，敌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该师团步兵指挥官宕永少将因重伤至毙。

据当时战报说，日军毙伤二万四千余人，被俘七十二人。

上高会战，在兵力略占优势，武器装备，空军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罗卓英指挥打垮了日军第33，34师团和独立混成旅团，获得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声望达到顶峰。

性格厚积薄发：从战长沙到远征缅甸

12月中旬，罗卓英将该集团军司令部由上高迁到浏阳，指挥肖之楚第二十六军、夏楚中第七十九军及郭礼伯第一九四师，参加第三次长沙会战。罗将此两军一师布置于浏阳、醴陵、株州一带，与王陵基集团相配合，对长沙近郊成百里侧击之势。1942年1月1日，来势汹汹的日军渡过浏阳河，罗、王部静伏不动，待敌进入

长沙近郊，即全线出击。罗令二十六军出永安市，杨枫坝向梨市，七十九军及一九四师出马经营黄花市亦攻梨市，急速进军，与杨森、王陵基集团密切配合，形成对敌包围圈。

经过四天血战，挫败日军的攻势。随后，罗卓英任南方追击军总司令，率三军穷追猛赶，追至桃林忠场一带，与日军对峙。与此同时，赣北之敌亦全线出动，进犯高安、修水地区，配合长沙作战，罗卓英

在浏阳遥控指挥，粉碎了敌军的牵制计划。

这年4月2日，国民党最高军事委员会任罗卓英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归史迪威和英军太平洋战区司令指挥。4月5日，罗与蒋介石乘飞机到达腊戌与史迪威部署平满纳会战，打算将日军引到该线的有利地带歼灭。计划定下后，正准备施行，但英军决定撤往印度，已全部集中西线，原有防地均放弃。罗部接替防务，进行了皮尤河前哨战、同古战斗和斯瓦逐次抵抗战斗，掩护了英军的撤退。4月18日，因东西两路告急，棠吉、瓦城动摇，史、罗只得放弃平满纳会战，退守瓦城，重新计划瓦城会战，准备在瓦城附近与日军一决雌雄。但他们未重视把守通往腊戌的要道东枝等地，而是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日军来攻瓦城。

然而，日军却不采取正面强攻的战略，而是迂回出击，派一部佯攻瓦城，一部袭击东枝。占领东枝后，得悉罗部集兵瓦城，便以机械化部队急攻腊戌。当史、罗获悉腊戌危急时，已赴援不及。28日，腊戌失陷。瓦城处于被包围之中，史、罗这才如梦方醒。30日，急令各部向伊洛瓦底江后撤，急援莫八、密支那，

试图先固后方，再图进取。可是一切已为时太晚，日军占腊戌后，继续沿东线急进，5月3日，占领中缅边境重镇畹町，飞兵莫八，全速抢占密支那。5月8日，密支那失守。9日，腾冲亦沦敌手。至此，十万入缅军的归路被切断。

5月1日，史、罗下令放弃瓦城，开始了悲惨的大撤退。全军被迫丢掉车辆辎重，突破日军封锁线，进入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穿越原始森林。一部分于8月初回到滇西。杜聿明带领第二十二师等部经野人山，于8月初到印度。杜聿明随后返国，第二十二师只得留在印度。罗卓英的长官司令部及新三十八师则经巴曼克、曼坎、荷马林、泰南进入印度。入缅军十万人损失五万余，其中三分之二死于撤退途中。第二○○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得不到治疗，而壮烈牺牲。

罗卓英进入印度后，于6月11日率参谋长杨业孔及官兵四十余人到新德里，14日参加联合国庆祝大会，23日返重庆述职。10月，与史迪威、魏菲尔等会谈，决定将中国入印的第二十二、新三十八师在加尔各答西北设训练基地，取消中国远征军第一路长官司令部，成立中国驻印度总指挥部，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分任正、副指挥。为了保持中国军队的独立性，另设副总指挥部，由罗节制。

由于史迪威力图把中国驻军殖民化，要求营以上的军官由美国人担任，因而与罗产生了矛盾。史迪威便打电话给蒋介石，批评中国将领无用，说：“罗长官终日绕室徬徨，对于军队之教育训练毫无办法”，并列举了他的十大无能。蒋介石不同意史迪威的要求，为了解决纠纷，便以撤销副总指挥部，调回罗卓英为条件与史迪威妥协。是年冬，罗卓英离印返渝。

第一次入缅作战时，罗卓英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以其宽以待人性格，完全听信于史迪威，相信美国，结果却被史迪威出卖，替英国人当了炮灰，造成中国远征军惨败，伤亡过半。

1942年10月，他改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不久因与史迪威矛盾，被欲争军权的史迪威算计，撤职回国。

1943年5月，罗出任军令部次长，不久即调军事委员会桂林干训团教育长，“与驻华美军合作，首用轮带式教育法，训练反攻部队”。他还兼任军委会督训总处主任，将大批的美式装备武装陈诚的嫡系部队，使第十八军、五十四军的素质大为增强。次年11月中旬，陈诚接替何应钦为军政部长，立即派罗卓英充任全国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其后，罗设干训团于重庆大坪，指挥选拔、训练国民党后备骨干的工作。据《粤秀文垒》记述，罗卓英在编练工作中注重培养知识青年德、智、体、群全面发展，规定衡量的标准是“革命的信心，革命的热情，革命的勇气，革命的操守，革命的纪律”，并提出“任务中研究，乐观中奋斗，累积中成就”的口号。1945年5月，罗卓英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大会代表。

性格向海远虑：主政广东出南海

抗战胜利后，罗卓英于1945年 8月底被任命为广东省政府主席，1946年提升陆军上将。

罗卓英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初，曾鼓吹为乡梓建设尽力，因而上任后即连续发表广播词、演讲词，首先提出安定广东战后局面的几件大事：协助军队善后；抓紧救济抚辑；维护交通治安；平抑物价、安定金融等。接着提出建设广东的五大方针：选贤任能，树立廉正风气；扶植农工，改善人民生活；健全县政，巩固宪政基础；奖励科学，促进现代化；发展侨务，充实建设力量。

罗卓英着重抓吏治的整顿，提出以“勤、明、公”精神达“新、速、实”之效，扫除“怠、昏、私”，改变“顽旧、散漫、伪饰”等等。1947年初又提出广东建设的五年计划，其中有划定七大工业区，设立工厂七家，建电厂二十二个，设丝棉厂多间，扶持民营、吸收外资等。

罗卓英治粤一个功劳是三下南海，他率省府有关厅局数十名技术人员随舰出发，登岛居留、考察、勘测、查证、采集标本等。“并在海南岛崖县、榆林等处各征雇渔民及石工数十人同往。石工是在舰上凿石刻碑，预备登陆后竖立纪念；渔民则用为领海向导。”

罗卓英还成立“西南沙群岛志编纂委员会”，他兼任主委，组织一批专家学者论证南海主权，并为深入开发海南岛及西、南沙群岛拟订规划。编委会又在广州举办一场“西南沙群岛物产展览会”，披露极其珍贵的大量图片、实物标本、文献资料等，形象展现南海海域及其诸岛。展期5天，盛况空前，参观者达30万人次。此外，正式出版富有文献价值的《东西南沙群岛资料目录》，由他亲笔题写书名。

1946年8月底，陈诚接替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他把罗卓英请到沈阳，任行辕副主任之职。

罗卓英到东北后，协助陈诚整顿军队，裁并机关，控制金融等。然而，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向国民党军队反击，从而打破了他们的幻想。1948年2月，陈诚在一片责骂声中离职，罗也随之南下，任东南军政副长官，协助陈诚经营台湾，改编整训败逃的国民党军队。不久，长官公署撤销，罗卓英改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防研究院副主任等职。旋即自请退为预备役养闲。

1961年11月6日，罗卓英因糖尿病在台北去世，蒋介石授予他“忠贞为国，殊堪旌扬”的旌忠状。

罗卓英平生爱读书和作诗文，即使在戎马倥偬的年月，也不废吟作，已出版的主要有《抗战言论集》、《从政言论集》、《赣行吟草》、《呼江吸海楼诗集》等。

据统计过，在八年抗战时期，以十项重要指标为依据，即集团军总司令、副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大型会战总指挥、副总指挥、单位集团军参与会战次数、殉国将领、授衔上将、青天白日勋章，这十项指标累计来计算，罗卓英以21次排名第一，接下来是孙连仲的19次，薛岳等4人的14次，陈诚、王陵基的13次……

罗卓英的21次具体如下：集团军总司令2次、副总司令1次、战区司令长官1次、副司令长官2次、会战总指挥1次、副总指挥4次、亲率集团军参与会战次数8次、授衔上将1次、青天白日勋章1次。

民国元老于右任曾盛赞罗卓英“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看看罗卓英参与过的战役，确实如此，单以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参与过的大型会战，就多达8次，转战于全国5个战区，甚至远征国外，“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并不夸张。1961年11月6日，抗战名将罗卓英于台北去世，享年65岁。

性格与命运实乃硬币的两面，二者互为决定，互为表里。可以说，全面抗战八年几乎所有的大型会战，任劳任怨、宽以待兵的罗卓英都有参与，在国军高级将领中，其功劳不属第一，但苦劳可当第一。致敬罗卓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