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黄宗智

今天国内，也许部分出于过去革命传统造成的思维习惯，在处理思想和学术理论问题上，同样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这当然也与古代长期一贯具有正统地位的思想传统有关（虽然儒家的中庸精神自始便比较能够包容其他思想）。无论如何，年轻一代的研究生对待新接触到的理论，相当普遍地带有寻找绝对、普适真理的倾向。借用一位研究生给我的来信说，他过去一直在寻找这样一种理论，企图用它来指导自己的研究。（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探寻，但因此感到十分困惑。）

同时，由于处于一个转型时期，今天的意识形态中矛盾重重。正如一位最近重新就读研究院的博士生的来信中说的那样，她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现在则已完全改学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当然，有的研究生完全跟随潮流，把舶来的新经济学当作真“科学”来学习（不过，也有则对新来的意识形态持保留意见的）。不少学生（和教员）则抛弃理论而寄一切希望于技术，把学问等同于计算，完全接受了简单的实证主义认识方法。

法学和社会学也有类似的西化倾向。今日国内法学院所教所学多以西方形式主义传统法学、理论和法典为主。至于中国自身的法学传统则只有很少数教员研究，不大吃香。虽然，法学院师生群体中，也有强烈的“本土资源”呼声和意识，但是真正系统地在中国自己的法律、法学历史中挖掘现代化资源的学术还比较少见。

《实践社会科学的方法、理论与前瞻》

作者: 黄宗智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9

至于今天的社会学院系，也基本都以西方文献为主。譬如，对研究生们“开题报告”的“文献”讨论部分的要求，主要是与当前西方学术研究“接轨”，而与之接轨的常常限于二、三流的复杂繁琐的当前学术著作，没有进一步考虑到基础性的经典源流。这样，学生们的视野难免陷于庸俗，提出的问题多是次级的问题，不能深入到根本性的层面。当然，也有“本土化”的呼声，这是可用的资源，并且可以走向费孝通先生那种建新鲜概念于踏实的经验研究，并付之于实践检验的优良传统。但是，这方面的文献尚嫌单薄。

史学则多偏向纯经验研究。与日益理论化（要么是新古典经济学类的理论，要么是其相反极端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西方史学相比，今天的中国史学则更多地倾向于简单的经验主义。这是一个对毛泽东时代高度意识形态化及今天全盘西化潮流的一种反应，也是一个延续清代以来考证史学传统的倾向。如果说西方史学越来越倾向于单一左手的使用，中国今天的史学则倾向于相反的单一右手的使用。在这样的偏向下，研究生们所得到的培训缺乏概念锻炼，结果等于使他们脑袋里的那块“肌肉”萎缩、退化，即使试图使用理论时，也多显得力不从心，不能精确有力地掌握、连接概念。客观地说，考证史学缺乏经验主义中用归纳方法的概念提升，更没有与演绎逻辑对话的概念创新，实质上等于是全盘拒绝现代科学的闭关自守。

考证史学的反面则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过去是由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主宰的史学，今天则是由其反面的原教旨市场主义主宰的史学。但我们需要的既不是意识形态化的史学，也不是简单的经验积累，而是经验与理论的双手并用，是紧密连接经验与理论、从新鲜的经验证据提升新鲜理论概念的历史学。

在今天转型期间无所不在的浮躁之风下，真正心向学术的青年学生当然会感到十分困惑。什么是真的学问？怎样去做？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怎样使用？在一次和某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们座谈的时候，我问了在座的十几位同学他们认为本系最大的长处是什么？最大的弱点是什么？他们说觉得自己在史料掌握上比较踏实，但作为新的一代，对老师们缺乏新概念和方法的研究觉得不太满意（据说，有的教授甚至积极抑制研究生们使用外来概念，排斥西方近几十年与社会科学结合的史学趋势），但又不知自己该怎样去做。在另一次与某大学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们的讨论中，我问了他们同样的问题。他们对前者的回答是学习自由，接触到许多不同理论和模式；对后者的回答则是，从老师们那里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指导或榜样，自己不知道该怎样去做。

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面对社会的众多诱惑与压力，有的年轻人难免追求速成，不能安心去做踏实严谨的学术研究。不少最聪明的学生选择轻浮炒卖时髦理论的“捷径”，要么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真理”（多见于经济系，也可见于社会学、法学和历史学），要么是后现代主义的自觉“反思”与“去西方中心化”（尤其多见于中文系，也可见于有的历史系）。另一种学生则完全依赖经验堆积，甚或自己的感性认识，自以为是，轻视任何外国的著作，但对本国的研究却缺乏真正的好奇和独立思考。这样，西化与本土化两大倾向同样陷于轻浮。难见到的是结合理论与经验的严谨研究以及有分量的学术交流。在近年学术制度官像化、形式化的大潮流下（譬如，不可思议地定下硕士、博士生发表论文的数量指标），只可能更加如此。

以上是我个人注意到的今日国内学术环境中的一些明显问题。但是，我这里要指出，今天中国的青年研究生们同时具有很多优点，这也是我自己愿意大老远来为他们开课的原因。

首先，优秀的学生之中，不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社会、文化责任感，其中包含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救国救民于苦难的精神。这种意识在美国学生中是看不到的。伴随这种意识的是某种“本土化”的学术倾向，虽然今日这种倾向多出于感情用事（例如自以为天生就懂中国而洋人则不可能达到同等认识），但它却不失一个可以用来纠正全盘西化趋势，建立独立自主学术的资源。再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历史感，哪怕是在西化的大潮流之下，许多研究生还是常常具有一种几乎是下意识的历史感，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认识自己本国的历史，就连偏重现实的社会科学的研究生也是如此。这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生中也比较少见。

另外，研究生们对本国的社会现实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他们之中又不乏农民子弟，对中国农村的现实与危机有一定的体会，面对不符合实际的理论，自然而然会感到有所保留。美国学生则相反。我们在美国执教的教授们，为学生讲授中国的时候，最难做到的是使在美国生活环境中长大的青年能够想象到中国的现实，包括农村的贫穷和危机。这可以说是我们教学中遇到的最大障碍。因此，更谈不上高层次的要求，譬如从实际中提炼新鲜概念，同时质疑美国主流思想等。

最后，根据我在国内与研究生接触的经验，哪怕是比较偏向理论的学生，许多还是具有一种中国长期以来偏重经验与实用的思维倾向，即便是在来势汹汹的西方形式主义理论潮流下，仍然不太会完全盲目地接受其理论，会要求验之于经验证据。而这样的态度，我认为正是连接经验与理论问题中最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