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两座著名的金刚宝座塔。打个比方，碧云寺好比著名作家，而五塔寺好比尚未引人注意的作家。
至今还记得19年前深秋到五塔寺写生的情景。那天下午，在空旷的寺庙里，我把对沟通的向往通过画笔铺排在对银杏树的描摹中。雌雄异体，单独存在，人与银杏其实非常相近。个体生命必须与他人、与群体，同处于世。人们都渴望获得友情。那么，什么是友情？友情最浅白的定义是“谈得来”，尽管我们每天都身处他人、群体之中，但真的谈得来的，能有几个？
记得那是1996年初秋，我懒懒地散步于安定门外蒋宅口一带，发现街边有一家私营小书店，有一搭没一搭地迈进去，店面很窄，陈列的书不多，看来看去，发现有一格塞着些文学书，其中有一本是《黄金时代》。顺手抽出，随便一翻，作者署名王小波。书里是几篇中篇小说，头一篇即《黄金时代》。我试着读了一页，呀，竟欲罢不能，就那么站在书架前，一口气把它读完。
那天晚饭后，忽来兴致，打了一圈电话，接电话的人都很惊讶，因为我的主题是：“你能告诉我王小波的电话号码吗？”广种薄收的结果是，其中一位告诉了我一个号码：“不过我从没打过，你试试吧。”
我迫不及待地拨了那个得来不易的电话号码。那边是一个懒懒的声音：“谁啊？”我报上姓名，然后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跟你聊聊。”他居然还是懒洋洋的：“好吧。”语气虽然出乎我的意料，传递过来的信息却令我欣慰。
我就问他第二天下午有没有时间，他说有，我就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下午3点半希望他来。第二天下午，他准时到了我家。坦白地说，乍见到他，我被吓了一跳。我没想到他那么高，都站着，我得仰头跟他说话。
请他坐到沙发上后，面对着他，不客气地说，我觉得他丑，而且丑相中还带有些凶样。可是一开始对话，我就越来越感受到他的丰富多彩。开头，觉得他憨厚；再一会儿，感受到他的睿智；两杯茶过后，竟觉得他越看越顺眼，那也许是因为他逐步展示出了自己优美的灵魂。
我把在小书店立读《黄金时代》的情形讲给他听，并说：“你写得实在好。不可以这样好！你让我嫉妒！”从表情上看，他很重视我的嫉妒。
我已经不记得随后又聊了些什么。只记得渐渐地，从我说得多，到他说得多。确实投机。我真的有个新“谈伴”了。他也会把我当作“谈伴”吗？眼见天色转暗，到吃饭的时候了，我邀他到附近一家小餐馆吃饭，他允诺，于是我们一起下楼。
在餐馆，我选了里头一张靠犄角的餐桌，面对面坐下，要了一瓶二锅头，还有若干凉菜和热菜，一边乱侃一边对酌起来。我不知道王小波为什么能跟我聊得那么欢。我们之间的差异实在太大。那一年我54岁，他比我小10岁。我自己也很惊异，我跟他哪来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共同语言”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就交谈的实质而言，我们双方多半是在陈述完全不同的想法。
但我们双方偏都听得进对方的“不和谐音”，甚至还越听越感觉兴趣盎然。我们并没有多少争论。他的语速，近乎慢条斯理，但语言链非常坚韧。他的幽默全是软的、冷的，我忍不住笑，他不笑，但面容变得格外温和。我心中暗想，乍见他时所感到的那分凶猛，怎么竟被交谈化解为蔼然可亲了呢？
那一晚我们喝得吃得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地点。微醺中，我忽然发现熟悉的厨师站到我身边，弯下腰看着我。我才惊醒过来——原来是在饭馆里呀！我问：“几点了？”厨师指指墙上的挂钟，呀，过11点了！再环顾周围，其他顾客早无踪影，厅堂里一些桌椅已然被拼成临时床铺，有的上面已经铺上了被褥——人家早该打烊，困倦的小伙子们正耐着性子等待我们结束神侃离去好睡个痛快觉呢！我酒醒了一半，立刻道歉、付账，王小波也就站了起来。
出了餐厅，夜风吹到身上，凉意沁人。我望向王小波，问他：“你穿得够吗？你还赶得上末班车吗？”他淡淡地说：“这不是问题。我流浪惯了。”我又问：“我们还能一起喝酒吗？如果我再给你打电话？”他点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握手，他就转身离去了，步伐很慢，像是在享受秋凉。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又打电话约王小波来喝酒，他又来了。我们仍旧有聊不尽的话题。
1997年初春，大约下午两点，我照例打电话约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他回答说：“不行了，中午老同学聚会，喝高了，现在头还在疼，晚上没法跟你喝了。”我没太在意，嘱咐了一句：“你还是注意别喝高了好。”也就算了。
大约一周以后，忽然接到一个电话，声音很生，自称是“王小波的哥们儿”，直截了当地告诉我：“王小波去世了。”我本能的反应是：“玩笑可不能这样开呀！”但那竟是事实。他猝死于心肌梗死。
骤然失去王小波这样一个“谈伴”，我的悲痛难以用语言表达。
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面对着我在五塔寺的写生，那银杏树里仿佛浮现出王小波的面容，我忍不住轻轻呼唤：王小波，晚上能来喝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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