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敦书，1934年生，福建福州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并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留为苏联专家的苏联史两年制研究生，两星期后遭辞退，分配到武昌建筑工程学校任教。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副博士研究生，师从雷海宗教授。后留校工作，直至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2005年退休。兼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长，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名誉所长。1993-2002年为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主要著述有：《李维〈罗马史〉选》（1962）、《希罗多德〈历史〉选》（1965）、《世界史》（古代史上，二主编之一，1994）、《西洋文化史纲要》（整理导读，2001）、《伯伦史学集》（主編，2002）、《贻书堂史集》（2003）、《雷海宗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雷海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主编，2005）。

采访人：王维江，复旦大学教授

【德】舒秦玉凤，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被采访人：王敦书，南开大学教授

采访时间：2007年1月18日下午4：00-6：30

采访地点：天津南开大学王先生寓所

节选自《中国历史评论》第九辑

壹

良好的家庭教育

问：您读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

王：是的，从1951年至1955年，我在大学念书，后三年在北大，但头一年，在清华历史系。之所以上清华，因为我有清华情结，而这又与我受的家庭教育有关。我一生的学术道路是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教育这个前提与大环境下，由家学、师承和自我努力三者交织而成。我没有什么大成就，构不成五十年代的学术史的内容，但也许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高校文科师生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建构新文科的一些情况。是不是让我从头讲起？

问：好，请先谈一下您的家世。

王：我1934年9月生于河南开封，因为当时父亲王世富是河南大学的教授。我的原籍是福州，我的家族可以说是当地的一个名门世家，称西清王氏。我的南开同事刘泽华教授曾半开玩笑地称我为系里“最后的贵族”，虽是调侃，也有一定道理。我的祖先原居江西清水县，明嘉靖年间迁福州，故称西清王氏。初经商，至第十世王庆云亦即我的太高祖时，始发达。他是1829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读学士、户部侍郎、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工部尚书等职，谥文勤。精财政，所著《石渠余纪》为重要的清代财政经济史籍。其孙亦即我的伯曾祖王仁堪为1877年状元，任翰林院修撰、国史馆协修，先后两次联合其他翰林上疏弹劾慈禧宠臣崇厚丧权辱国和反对为庆祝慈禧六十寿辰拨海军款修颐和园，因此触怒慈禧而外放镇江、苏州知府，去世后上谕宣付国史馆立传，以表循良。王仁堪之弟王仁东，即我的曾祖父，是1876年举人，任内阁中书、会典馆协修，至江苏提学史。

‍‍王敦书先生的祖父王继曾及其两位叔叔王世容、王世襄（怀抱者）。王敦书先生的父亲王世富为长子，母亲早逝，王继曾续弦金章。金章生二子即为王世容、王世襄。王世容早夭，王世襄后来回忆道：“那年得猩风热流行，我先得，又传给他了，结果我命大没事，我哥哥被我传染了，去世了。”

王世襄曾为王敦书写过一篇书序，文中勾勒了他叔侄二人之间的交往：“敦书是我大哥王世富之子，是我的亲侄儿。他1934年生于河南开封，小时候住在上海。当时，我在北京生活，一直没有和他见过面……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重庆回北京，乘飞机绕道上海停留数日，才第一次见到敦书。大哥让他用英语背诵关于拿破仑的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1951年，敦书考上清华大学历史系，来北京读书，我们开始接触稍多。但不久，我即罹祸。此后五十年间，彼此在人生的旅程上几度沉浮，经风雨，受考验，立新功，展宏图。(王敦书著:《贻书堂史集》，中华书局，2003年06月)

问：看来，你们王家是传统的所谓“学而优则仕”啊，后来怎么样呢？

王：随着西学东渐和洋务运动的展开，西清王氏家族开始向外学习和开放。我的祖父王继曾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1902年被清廷派赴法国留学七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并获学习优秀奖，任清政府驻法留学生总监，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东方学大会和布鲁塞尔国际高等教育会议。民国时期多年在外交部工作，任政务司司长、驻墨西哥兼古巴公使，并曾短期为国务院秘书长。其弟亦即我的叔公王孝缜则投笔从戎，1903年赴日成为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五期学员及同盟会最早会员，参加辛亥革命，为武昌起义军司令部副官长，最后任国民政府参军兼典礼局局长。至于我的叔叔王世襄是当代大文物家，大家都比较熟悉，就不用多介绍了。

问：那么，请谈谈您受的家庭教育和清华情结吧。

王：好，这就要谈我的父亲了。他1901年生于上海，因其父去法国，从小随其祖父在苏州家中念私塾，辛亥革命后去上海南洋模范小学就读，与邹韬奋同学。小学毕业后，1915年到北京考入清华学堂，与梁思成同学，雷海宗比他高一班。1923年清华毕业，公费留美在威斯康星大学政治系学习，偏重外交学、外交史、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获硕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1930年后为厦门大学、河南大学政治系教授。他对土耳其和近东国际关系较有研究，1935年任中国驻土耳其公使馆秘书。所以，我出生后不久，即随父母到土耳其去了。我要听汉语、英语、土耳其语三种语言；而汉语中母亲讲上海话，父亲讲普通话，保姆讲安徽话，所以我学讲话很困难，发音不清。父亲开始以为我很笨，脑子不好。他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从小就教比我大两岁的姐姐认字，保姆常抱我在旁边听。一次姐姐认错了字，我表示不对，父亲很奇怪，一查问我，发现我已认识若干个字了，当时我才十几个月，话也讲不清，是用手指头指字的。这样，父亲认为我很聪明，就加强对我各方面的教育。我四岁时已认识一千多个字，能背中国的各个朝代和二十八个行省以及一些大国与其首都的名字，还会打拳舞刀；十岁小学毕业时能背古文《大学》和《孝经》，以及英语的拿破仑故事。父亲虽然留美，研究外国的政治外交，却是根深蒂固的孔孟之道的信徒，这与他自幼随其祖父在苏州衙门和家里读私塾有关。他是清华学堂学生的孔教会会长，后来是上海孔圣学会的重要成员，1945年还为该学会写了本《从四书中探讨消弭世界大战之方案》的小册子。同年八月又写通俗短文《实行八德的司马光》，让我背了于八月八日八德节在该学会做儿童讲演。他强调孝道，从小就反复教训我说，《孝经》云：“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我们西清王氏又称王贻书堂，以书为传家宝，所以我名叫敦书，敦是第十五代人的排行，书就是要你好好读书，像父亲、祖父一样上清华大学，出国留美，将来当教授与外交官，扬名声，显父母。这就是我的清华情结的由来。

问：你们不是在土耳其吗？什么时候去上海的？

王：我们在土耳其只停留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后来因为蒋介石要求驻外人员都是国民党员，父亲不是，就离开了土耳其。他一直教我说，子曰：“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我们回到当时的首都南京，父亲任国立编译馆特约编审。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事发展，国立编译馆准备内迁。在兵荒马乱之际，我们一家五口人，有三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姐姐、弟弟和我）行动不便。母亲是上海人，圣玛利亚女子书院毕业，而上海租界比较安全，所以全家就先逃难到上海租界，结果定居下来。父亲找到工作，在上海通讯社任英文电讯编译和夜班主任，一直到日本投降。因为上夜班，清晨回来睡觉，下午三四点钟起来，正好我放学回来，就抓紧教我中英文和各种知识。抗战胜利后，父亲应聘回厦门大学历史系任教，家人留在上海。当时厦大校址还在长汀，内地的工资无法维持物价飞涨的上海的五口之家（我又有了一个妹妹）生活。因此，一年后父亲离开厦大，改行任外资企业天津颐中烟草公司（原为英美烟草公司）顾问，1946年底全家迁往天津，我转入天津著名的耀华中学上初中二年级。

问：原来您是这样来天津的，那以后怎么上的清华历史系？

王：父亲不会经商，不懂经济，顾问属高级职员，但比较清闲，是英美资方请社会地位较高、英语及学问较好的华人来装点门面的。由于工作不忙，他一下班就回家教我念书。1948年我初中三年级时，父亲坚持每天教我逐字逐句朗读并口译美国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海斯、穆恩著的Modern History。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我把全书908页从头到尾全部读译完毕，英语水平大大提高，也打下了扎实的世界史基础。

世界历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World History。该书由美国历史学家海斯和穆恩、韦兰等合著，完成于20世纪上半叶，自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我国于1946、1948 年两次翻译此书，1975 年又出版了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译本。

这时，清华已从昆明迁回北平，1947和1948两年都在四月末召开规模盛大的校庆大会，父亲两次都专门带我由天津去参加，见到了他的体育老师马约翰先生、武术老师李剑秋先生和老同学潘光旦先生等人，尤其是梅贻琦校长；又特别在大操场的会场上表演了父子对打的形意拳的五行相生相克对拳。于是，我的清华情结就更加深刻与牢固了。1949年1月，天津解放；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天津颐中烟草公司由天津政府接收，改名天津烟草公司，父亲被留用为总务科职员，后为职工子弟小学教员。他觉得以王家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西方教育，我已不适合再学政治外交，不可能当外交官，就决定让我高中毕业后报考清华历史系。1951年秋，我以第一志愿正式考取清华历史系。

贰

清华园求学

问：请谈谈您在清华历史系的学习情况吧。

王：1951年10月初，父亲送我到清华上学。报到时，系主任周一良先生接见我，最后看着我的表格问，令尊是否曾在燕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过？我说：是。周先生1932年为燕京历史系学生，当时父亲离开燕京不久，所以他知道父亲的名字。看到桌上有我的高考分数单，我就问周先生能否看一下，他说行，我发现英文竟考了95分，当时共考八门课，我的总分超过五百分，按这个成绩能考上清华的任何系。入学后不久，历史系师生大部分都离北京参加土改运动，我们新生不去。共上五门课，一门是中国历史文选，由周一良先生教，也有哲学系新生选此课，李学勤是其中之一。他的国学根底很好，对中国史颇感兴趣，后来我们又一起上冯友兰先生讲的历史唯物论课，可谓大学一年级的同窗。最主要的课程是中国通史（三），即宋辽金元史，是基础课，由丁则良先生教，丁先生学问渊博，课讲得很好。

问：我们对丁先生不太熟悉，能介绍一下吗？

王：丁先生1938年前后毕业于清华历史系，与中国在美国的著名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同学，同为雷海宗先生最喜欢的学生。抗战胜利后，二人都出国留学，何先生留美未归，丁先生留英，新中国成立后，回清华任教。何先生在回忆录中非常佩服丁先生的学问，称他是自己的“畏友”。丁先生对我们说，他的宋史是跟清华另一位名教授张荫麟先生学的。第一节课开列的参考书，除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外，都是重要的古文史籍，如《宋史》、《宋史纪事本末》、《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篇》和《廿二史札记》等。他重视马列主义的理论，让我们读王亚南先生的专著《中国经济原论》，特别是其附录论中国封建经济的部分。王先生原是清华经济系教授，后任厦门大学校长，与郭大力合译马克思的《资本论》。丁先生还拿他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杯酒释兵权考》抽印本，借给我读。他讲课也很风趣，一次讲辽史，说契丹文的语序与汉语不同，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契丹文则成为：“池子里树上老鸦坐，月亮里和尚门子打。”大家都笑了起来。令我难忘的是，一次我单独向他请教宋史，谈起范仲淹。我说：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没想到，丁先生说：要注意，他少说了“地主”这两个字，应该是“先天下地主之忧而忧，后天下地主之乐而乐”。我觉得，先生的阶级觉悟真高，当时只有我和他二人，我也不是党团员，他说的应是真心话。

丁则良（1915—1957），祖籍福建闽侯（今福州），生于北京。于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期间曾担任杨振宁的古文老师；大学毕业后先后执教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清华大学和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曾任吉林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他的主要著作收入《丁则良文集》，另有译著《朝鲜近代史》、《东方各国近代史》等。

第三门课是中国历史地理，请燕京大学历史系的侯仁之教授兼课。侯先生口才好，学问高，我很钦佩。他高举马列主义红旗，第一课就开宗明义地讲要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学，说过去国内讲的历史地理只是沿革地理，不是科学的历史地理；又批评他留英时的老师英国学者达比的“交通带来城市”的观点是资产阶级的历史地理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是研究历史上生产力的配备状况。他先批判地理环境决定论，然后逐步讲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与黄土高原，历代关中之地的水利工程如郑国渠、白公渠，魏晋南北朝人口南迁与南方开发，以及北京的历史地理等。其余两门课是公共课，政治和外语。我免修英语，就选修俄语。

问：请讲一下政治课的情况好吗？

王：政治课是讲政治大课，是解放后新建立起来的课程。开头请一些名人来讲，有时势报告，也有关于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讲演，后来逐步定型下来。我入清华一年级第一学期听的政治大课是有关辩证唯物主义的，记得讲课的老师有哲学系的张岱年先生和任华先生。张先生现在很有名，有国学大师之誉。任华先生你们可能不清楚了。他是哈佛大学留学的，据周一良先生说，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中有“老三杰”和“新三杰”之称谓，老三杰是陈寅恪、汤用彤和吴宓，新三杰是吴于廑、杨联陞和任华。1952年高教改革和院系调整后，政治课正规化，一般四门课，一年级上中国革命史即中共党史，二年级讲马列主义基础即苏共党史，三年级读政治经济学，四年级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

问：请您把在清华学习的情况讲完。

王：1952年3月，高校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我开始上一年级下学期的课，主要课程为中国通史（四）即明清史以及历史唯物主义。明清史课由邵循正先生讲授，他非常有学问，尤其是蒙元史与中国近代史的大专家，后来在北大时他又教我中国近代史，所以准备留到后面再讲他的情况。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系的专门课程，由冯友兰先生讲授，历史系办公室让我们一年级同学专选此课，不再另上政治大课。冯先生是重要的哲学家和名教授，我很想听他的课，但觉得他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刚做完思想检查受到批判，能掌握马列主义、讲好历史唯物主义课吗？可是，一听课，顿时感到讲得真好。他概念准确，条理清楚，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原著，特别结合新出版的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语言学问题》和毛泽东的《实践论》与《矛盾论》，对历史唯物主义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使用的教材是刚翻译出版的苏联学者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专章亦即专题的单行本，如生产三个特点、阶级与阶级斗争、国家与革命等。对当时学界讨论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如生产力包含二要素还是三要素，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指各种不同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还是指同一种生产关系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阶级关系与分配关系的总和，基础是指生产方式还是生产关系等，都做了明确的解答。他的皮肤颜色较深，高度近视，留着大胡子，讲课稳重，不疾不徐，俨然名家大师风范。我获益匪浅，可以说我的唯物史观基本上是跟冯先生学的。别的课我就不多谈了。雷海宗先生给高年级同学开世界中古史课程，我曾旁听过几次，很受教益，但觉得以后还要专上此课，所以没有坚持听下去。没想到不久高校院系调整，雷先生调往南开，我为此感到很遗憾。

叁

燕园寻梦

问：那么，您到北大后就是按照新的教育体制来学习了，上哪些课？与以前有何不同？

王：的确，我到北大后是在新的教育体制下进行学习的，当然教育体制的整个转变有一个过程，要逐步改进与完善，而且这种根本转变与改造是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的。最大的不同就是由教授治校变为党委领导。北大的校长是马寅初先生，但他年纪大了，是民主人士，在中央国家机关还有职务，北大的实际工作是由校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来领导管理的。另一个不同，就是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教育。此外，取消学分制，考试采取口试与五分制，增加西明纳尔（Seminar）即课堂讨论这一教学环节。政治课前面已讲过，不再谈了。历史系最重要的课程是基础课，即中国通史、世界通史与亚洲通史三门课。通史的概念包括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与现代史，前两门课上三年半，亚洲史则上一年半。历史专业还必修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通论及考古学通论两门课，考古学专业则另有其他考古方面的课程。

问：请谈一下您在北大的学习与任课教师的情况好吗？

王：好，先谈中国通史课。我们清华的同学一年级学的是中国通史（三）、（四），所以二年级时必须与一年级新生一起学中国通史（一）、（二），即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为时一年，任课教师先后是张政烺、余逊两位先生。张先生属老教授，学问博大精深，精通甲骨文；余先生稍年轻一些，家学渊源，熟悉史籍，随口谈来，如数家珍。三年级时上中国近代史课一年，任课教师是邵循正先生。他清华出身，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中法越南关系始末》一书有高度学术价值，为本领域开拓创新之著。1934年赴法留学，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钻研蒙古史，精通英、法、德、俄、蒙古、波斯等多种语言文字，抗战胜利后曾去牛津大学讲授蒙古史一年。邵先生既重视掌握考订史料，更注意以理论驾驭史料解释历史，主张滚雪球的读书方法，要求学生精读一本好书，以其为核心再读他书，增加新知识，雪球愈滚愈大，知识学问也日益增多。我随他学习明清史与中国近代史一年半时间，受益良多。

再谈一下亚洲通史的学习情况。亚洲史是一门新课，苏联原有殖民地保护国史，其中包括亚洲国家的历史。中国是亚洲国家，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因此特别新设亚洲通史，由周一良先生讲授。周先生本是中国史学者，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家，但他精通日语与梵文，对日本历史文学、印度佛教文化都很有研究，所以就肩负起开设亚洲通史的重任。此课共三个学期，分别讲亚洲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历史，日本史是其中的重点。我在三年级全学年和四年级上学期上这门课。记得每学期举行一次课堂讨论，三次分别是关于日本大化革新、明治维新与日本法西斯专政等问题。周先生是大学问家，课讲得很好，后来出版了亚洲古代史的教科书。附带说一下，丁则良先生到东北师范大学后也开设亚洲史，写了好几篇很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主要在亚洲近代史方面。我记得在《历史研究》上看到他发表的关于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论文时，遥念师恩，为之神驰。

问：您的兴趣与专业是在世界史方面，是否讲一下您在北大学习世界史的情况？

王：对，当时我的兴趣与专长是偏重世界史与国际关系史。我们年级三校历史系的同学一年级时都没有上世界史课，因此合并后就与一年级新生一起上世界通史课，共七个学期。世界上古史上一学年，任课教师是胡钟达先生。当时，胡先生刚过而立之年，神采奕奕，声音洪亮，讲课很生动，一次讲荷马史诗，下课后同学都说讲得太精彩了。他重视马列主义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与认识历史，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则是指导我们学习整个世界古代史的经典著作。我现在的专业是世界古代史，可以说胡先生是我在此领域的启蒙老师。

第二学年即三年级时学世界中古史，任课教师是齐思和先生。他燕京大学出身，美国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由于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讲课甚为谨慎，以经典作家关于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德国农民战争的论述为根据，按照苏联学者谢苗诺夫的《世界中古史》教科书的观点与框架，加上丰富翔实的材料编出讲义，概念明确，条理清楚，后正式出版。两次课堂讨论是关于法兰克封建化的过程和德国的宗教改革与农民战争。齐先生讲话有时挺风趣，我的父亲1929年在燕京授课时，齐先生是班上的学生，因此他曾对我说：“敦书，我们两家的关系不一般，令尊是我的老师，而我是你的老师。”

第三学年即四年级时上世界近代史，第一学期学世界近代史（上），即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到1870年普法战争与德意志统一。任课的老师是杨人楩先生，他早已成名，留学英国，写过世界史教科书，对法国大革命最有研究，将法国重要史学家马迪厄的名著《法国大革命史》译成中文，四十年代前期在武汉大学任教，是胡钟达先生的老师，后为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主讲世界史。他也重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让我们读《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等书。他讲法国大革命讲得最好，非常生动，讲到得意时令我觉得似乎身临其境，在听当时的一个革命家演说。课堂讨论也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性质与人民群众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

四年级的第二学期上世界近代史（下），即从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起义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任课教师是张芝联先生，他英、法文都很好，看起来相当年轻，讲课稳重儒雅，风度翩翩，颇有绅士与文人气质。张先生同样重视对马克思和列宁著作的学习，国际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以至民族解放运动是其讲课的重要内容。课堂讨论是关于巴黎公社和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由于此时已是我们四年制本科生的最后一个学期，所以同时上世界现代史课，即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的世界历史，由王力先生任教。

顺便提一下，我们年级三校合并后所上的政治课《马列主义基础》（即《联共党史》）比较特别，是门两学年课，要念四个学期，前后有四个老师授课，三个比较年轻，一位年纪较大，是熊伟教授，听说曾留学德国研究西方哲学。他学问渊博，概念准确，条理清楚，分析透彻，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与三个组成部分的德国古典哲学、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联共（布）党史》的四章二节即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讲得很好。此外，我还上过中文系林庚教授开的中国文学史、历史系外请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的考古学通论和中央民族学院林耀华教授的原始社会史与人类学通论三门课程。

以上，就是从1952年10月至1955年6月我在北大历史系三年学习的基本情况。这一期间，虽有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适反动思想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以及忠诚老实等运动，但都没有停课，学习是比较系统、全面与稳定的，重点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学说与毛泽东思想，具体的来说要学习苏联。我们年级主要学通史基础课，没上史料学、目录学、史学史课，缺少专门化课与选修课，没有来得及写论文，这是不足之处。1953年入学的同学改为五年制，前三年学基础通史课，后两年学专门化课，并要写学年论文与毕业论文，改进了这些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