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研究生毕业后留在历史所工作，此后有近十年，参与了历史所承担的大型集体合作项目，这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宽广而坚实的基础。你提出的“集体成就个人”这个说法很切合我在历史所几十年的实际，而且也是这段时间工作的准确写照。
历史所以集体项目培养人才的优良传统
历史所建所以后，有着一个很好的传统，那就是做大型的集体项目。齐心协力，全所几代学人都投入其中，老一辈起骨干作用，中年发挥中坚力量，年轻人就被带起来了。《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中国思想通史》等，就是如此。你看郭老、侯外老、胡厚宣先生等，尤其是郭老和侯外老，走在前面，带领一大批学者，最后也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历史所的甲骨学，现在知名的专家都是当时《甲骨文合集》带出来的，还不少，至少也有七八位。通过大型项目、集体合作，一方面出了成果，另一方面也培养了人。所以，集体项目培养人，这是一个成功经验。尽管大的东西出来的也并不多，也不是都很好，除了郭老的《中国史稿》、侯外老的《中国思想通史》以外，影响最大的还是《甲骨文合集》,但总的来说，影响很大的东西还是不多。历史所主要还是给国家或者中央有关部门发挥咨询作用，比如说“反修”、中苏关系、中美关系和中东问题等，历史所都提供了若干外交资料。
令人痛心的是，这个传统“文革”期间被破坏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来到历史所。历史所面临着学术复兴的问题。因此，国家大项目又被提上日程了。历史所又可以继续发挥他的传统优势了。
我参加的项目及其对我的培养
很快，到了1981年年底，1982年年初，国家级的大项目立项了。像我所在的清史研究室，我刚进去时，就有《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这两个国家级大项目，没有进入国家级项目的有杨向老的《清儒学案新编》等。
《清代全史》这个项目由历史所清史室的王戎笙先生主持。戎笙先生早年为郭老做过秘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农民战争史的著名专家。王先生不只是用历史所的力量——因为如果只用历史所的力量是完不成的——也动员了全国的力量。比如东北的李洵先生，明清史的大专家；薛虹先生也进来了；还有近代史所好几位做近代、做晚清的专家都进来了；还有做太平天国研究的专家也在其中。实际上是办公机构设在历史所，但学术成果是整个中国学术界贡献的。清代前期的学术思想部分主要就交给我来做。所以我研究生一毕业留在所里，就上马做研究了，就去接重担了。
《清代全史》这个书后来出版了。可惜我捐给贵大的书里面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所里来了一位博士，是贵州人，后来留在所里了，是做清史的，她的老师定宜庄先生是王钟翰先生的博士，所以她算王钟翰先生的再传弟子。我看这个年轻人很爱做学问，就把这套书送给她了。这个娃娃是贵阳人，好像她的祖父当过农学院院长，父亲是清华毕业的，现在已经是研究员了。
我还同时参加另外一个项目，也是国家级的大项目——《清代人物传稿》。这个项目是历史所清史室与人大清史所合作的，合作得很好，很成功。根据协议，两家交叉来编，一家编一三五七，一家编二四六八。一家编一卷，间隔开来编，各家写各家那一卷，合作很顺畅。分给历史所清史室的部分，关于学术人物的传记，大部分是我做的。进入“传稿”也好，还是进入“全史”也好，有关学术思想的怎么写，我还是很认真的。
所以我说，我这几十年，实际上就是在大项目里边，学会了老一辈怎么带人的。我们写的稿子，老一辈要认真看的，不像杨向老这些大家只是简单批两个字，而是认真改，确实是很负责任。好风气是老一辈传给我们的，是老一辈把我带起来的。我留所时已经38岁，虽然年纪不年轻，但在科研上还是一个新兵，通过参与项目，集体合作，我的科研实践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历史所这个经验是很成功的。历史所人才济济，像参加我们这个项目的，老一辈有七八十岁的，除了杨向老没有参加，比他年轻的差不了几岁的许多老先生都在里面。然后也有中坚力量，也就是五六十岁的人，像王戎笙先生这样的年纪；也有我这样当时算最年轻的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不仅进一步掌握了科研的方法，而且也感受到大家的风范，就把在历史所学习了三年的大家的风范，与研究室的工作结合起来。如果没有到历史所的这个经历，我不可能有今天。假如我当时留在云南民院了，那我可能早就退休养老了。
除了这两个大项目，还有《中国史稿》,按照我的资历和留所时间，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因为这是郭老遗留下来的项目，是“文革”前进所的人的事情，结果，思想史室的主任黄宣民先生，他是中山大学毕业，60年代初来所的老资格的研究员，他就把明清那一卷——《中国史稿》是把明清合成一卷的——中的学术思想部分交给我做。
另外，历史所思想史研究室在北师大开有一门课，就叫“中国思想史”。黄先生也叫我去讲清代思想史部分，所以我登上北京的大学讲台很早，1983年就开始了，我去讲时，是给大三、大四的高年级讲。所以现在一些知名的学者，比如说北大的赵世瑜教授、西南大学的陈宝良教授等，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还有杨向老叫我去做的《中国大百科全书》,那也是国家级的集体项目。那是老先生亲自带我做的，虽然他没有改我的稿子，只是把我写的“三皇五帝”否定了，没有送出去，送出去的全都是我执笔的。还有《中国历史大辞典》,这是整个中国史学会抓的大项目，其中的清代学术思想部分，我也写了很多条目。
在读研究生期间，我主要做顾亭林的研究，范围毕竟有限，基础也不是很宽。毕业后通过参加项目，因为我承担的主要是学术思想史，我就必须去了解整个清代的学术，有关的人物和思想都是我去梳理的，所以为学范围得以大幅度地拓展。从时间上来说，从顾亭林所在的晚明清初拓展到近三百年；从空间上来说，我不再局限于顾亭林，而是拓展到从晚明清初的学者到晚清的广大学人和广阔学术领域，整个近三百年的历史和人物都被纳入我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范围。
杨向老当初希望我有金字塔那样宽厚坚实的学术结构，也希望我为近三百年学术史的研究做出成绩。我以顾亭林为基础，通过参与项目，研究范围拓展到整个清代学术史。这就为实现他的愿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留所后前期，差不多有十年的时间，也就是从1981年到1990年，主要精力就在集体项目了。在这个过程中，孕育了我关于清初学术的好些想法，也就写成文章，所以基本上一待项目结束，我就结集出版了我的第一本著作《清初学术思辨录》,以后又先后出版《中国学案史》以及引起任继愈先生关注的《清儒学术拾零》、古籍整理《榕村语录》和《旷世大儒顾炎武》。
明眼人一看就可以看出，时间上我的第一本书主要在清初，以后则逐步延长，范围上也在扩大。有趣的是，我研究生期间专注研究的顾炎武的出版反而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亭林先生之学，博及四部，难度极大。本来我是打算学习老前辈大家赵俪生先生，晚年再去动笔。那样可能积累多一些了，少闹些笑话。殊不知硬被出版社推上马，跨上去就下不来。不到20年时间，出版5部习作，除了勤奋，也与参与集体项目给我打下的宽广和坚实的基础有关。如果你有兴趣，把我当初参与项目时所写的章节、辞条或者短文与我后期的学术文章做一个比照，或许你就更加明白。
老一辈的无私培养和提携
还有就是老一辈无私的培养。除了刚才我说的黄宣民先生、王戎笙先生，还有很多人。我在世界史学界，很多人早就知道我。为什么呢?这与老一辈的关爱、提携有关。1989年，在复旦大学召开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很多是一流的专家学者。国外来了一批专家，国内也是做世界史的大家，也请了戴逸先生、章开沅先生。王戎笙先生让我去。结果我的文章排在论文集的第一位。以至于世界史学界的许多人都以为我是年纪很大的老学者。所以社科基金评审时，许多搞世界史的人一见到我就说，陈先生，我们以为你是和戴先生他们一样是老辈学人呢。我说，我是后学了。
其中记忆很深刻的是，王戎笙先生站得很高，眼光很高。我写的稿子，王先生几乎没改，他认可了。所以王先生后来才会把应该由他出面做的两桩事交给我做。一个就是代他参加复旦大学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会；另外一个就是，山西当时有个杂志叫《晋阳学刊》,总编叫高增德还是高什么,我记不住了，高先生，后来我们还见了面。高先生当时在出面组织一套书。这套书有开风气的价值，叫《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好像叫这个名字，具体我忘了。先是在《晋阳学刊》上连载，然后成书。高先生约王先生写梁启超，王先生就让我写，也用我的名义发表。这个连载后来结集出版，所以外界也认为我是梁启超研究的所谓专家。实际上我不够格，只是老一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把研究成果拿出来了。
这个稿子当中关于梁任公先生对于三百年学术史的长时段的、较为完整的研究过程，那是我有所发现的。以往人论梁任公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只讲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这两部著作，不讲他早期的《近世之学术》,因为很多人没有通读过《饮冰室合集》。我是通读过的，因为通读过，所以我是把梁任公先生关于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作为一个长时段的研究来看的。应该说，我是较早把梁任公先生《近世之学术》与《清代学术概论》和《三百年学术史》连在一起来讨论梁先生的清代学术史贡献的。
这篇文章在《清史论丛》上发表。当时《清史论丛》的执行主编是何先生，何龄修先生。何先生也是一位高手，这位先生现在已经走了。何先生不仅是高手，也是实干家。王先生也是高手，两位都是眼界很高，又宽又高。何先生和王戎笙先生还不一样。何先生动手帮人改文章。他是《清史论丛》的执行主编，虽然杨向老挂个主编的名，实际上是他在执行。我的很多文章是经何先生亲手动手改的，我见过。他改了我就看。我是很感谢何先生的。但梁任公先生这篇文章他没有改，因为他知道我在这个问题上跟着杨向老学了很多东西。这就是很生动的例子。如果没有杨先生、没有王先生、没有何先生他们的培养，我也不可能成长得这么好。当然，关键自己也要敬业，要珍惜机会。
集体项目也要尊重个人的劳动。有些学人，所谓的出了名的“名人”不严格要求自己，贪天之功以为己有。以前《大百科全书》都署作者的名字，有一段时间一度取消了，把作者的名字全都统一挪到后边还是前边，具体我没看，是别人告诉我的，使读者根本不知道哪一条是谁写的。这是很恶劣的。《大百科全书》最近这一版，原来也约我去，这回是正式约我主持清代卷。结果我说我身体不好，来不了。我说，我给你们提一个建议。我听说上一版把作者的名字划去了，统一放到前后去。他们说“是如此”。我说建议你们往后要改回第一版那样，尊重作者的劳动，将作者名字放在相应的辞条后边。他说，我们已经发现这个问题了，这一版已经改了。
对历史所优良传统的继承
直到90年代中期，1993、1994年，我才基本结束集体项目。《清代全史》先结束，该书大概是1991年就出版了。《清代人物传稿》一直拖到1993、1994年才完成。经过这一历练，从此我就不仅独立了，而且也可以带人进行集体项目了。
后来我就带所里的年轻人进行乾嘉学派的研究。在乾嘉学派课题组里面，也成就了一些年轻人。比如现在中国社科院的党组副书记、副院长高翔同志，现在是正部级的干部。当时他在我们所清史室当主任，也在我的这个课题组。《乾嘉学术编年》中有几个人的学术资料是委托他提供初稿。《乾嘉学术编年》可以说是我的心血。绝大多数年轻人是提供基本资料，然后我再来认真审改，再编到相关的地方去，所以那个书我敢说是我的心血。高翔同志那时也写了几个人的学术资料，初稿就是他写的。现在他的副手，有个女同志叫杨艳秋，现在是社科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当时也是这个课题组的，而且还是主力。我写的东西都是手稿，《乾嘉学术编年》全都是我的手稿。我把各位年轻人送来的、我委托他们去找的材料，我一条一条地审定、改好，抄在稿子上，然后交给杨艳秋同志和另外一个年轻同志林存阳，由他们两个输入电脑，最后才送出版社。
这个手稿现在还在，但是这个手稿没有《清史稿儒林传校读记》好。《校读记》的稿子是商务印书馆专门给我做的，是宣纸纸张，后来我把这个手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了。《乾嘉学术编年》手稿用的是历史所的稿子，没有商务的好，并且是横排，不像《校读记》是竖排，尽管都是繁体。
我原来是在集体项目中，得到老一辈的培养成长起来的，现在我也在这个项目当中把他们年轻人带起来了。倒不是说他们都是我培养起来的，只能说历史所的这个好传统在我这里得以继承下来了。
从历史所的项目结束后，往后我就独立了。从《书品》那篇文章开始，我就不仅独立，而且开始成了中华书局长期的作者了。那一段时间—80年代末、90年代初——因为没有行政职务，我就专心做学问，写了很多文章给中华书局主办的《书品》《文史知识》《文史》等杂志，所以中华和我的关系也是八十年代以后建立起来的。
今天我们也有一些集体项目，但挂了集体的名，实际上是个人在做，不像历史所这样，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集体”项目，是真正发挥集体的人才优势才出得来的成果。据说有的同志在全国到处去抓一些名家来参加他的课题组，殊不知那些人根本不做的，这与历史所的基本路子不一样。
近三四十年来，我们的急功近利这种坏风气把“金钱至上”带到学术界了，所以学术界有些学人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没有把大型项目看作一个事业发展当中必须去解决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去解决重大问题，然后推进学术研究。一些人未必全是这个出发点。他没有学术的情怀，只是想通过这个项目去捞钱。拿下一大笔钱来，分头承包下去，坏就坏在这里。现在包括一些大型的图书编纂工程，也有这种问题。我们要端正态度，把项目作为一个“事业”来做，而不是谋生的手段。须知学术项目是事业，是学术发展的事业；是责任，是当代学人的责任。有了这个意识，我们做项目的态度就端正了。
主持人一定是要干实事的，不仅是指挥员，而且要当战斗员。我主持“乾嘉学派研究”项目时，《乾嘉学派研究》里收的每一篇文章，我都要认真改，有些我还大幅度地删。主编绝对不能挂虚名，要做实事，既是指挥员，又是战士，而且是领军的战士。只有这样，大家才会有个榜样，说，某某先生带我们做，他首先率先垂范，他严谨精勤、一丝不苟，我们也得如此啊。这是无言的身教。
来源：《恩重如山：陈祖武先生口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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