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蒙古族人民对中华民族做过重大贡献，元朝是中国的大一统王朝，那作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部分，那么元朝有没有在当时诸如外交、对外战争等的对外活动中称不称自己是“中国”呢？
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中国”的概念，最早指西周京畿地区，后演变为黄河流域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中国以外则称为四夷，所谓“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实际上就是代表了一种先进文明，是正统和天命。
在汉文化圈，元朝对藩属国的外交，基本都以“中国”自居
在东亚，元朝与周边的对外交往，基本上以正统“中国”王朝自居。如元朝与高丽（现朝鲜）的交往，忽必烈赐高丽国王王禃（高丽元宗）手诏有言：“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王恽：《中堂事记》）。
又赐高丽王禃玺书曰：“今尔国人赵彝来告，日本与尔国为近邻，典章文物有足嘉者。汉唐而下，亦或通使中国。”这里面均是以“中国”宗主国的口吻来与藩属国交往。
又如与日本的交往过程中，十二月，诏谕禃送使通好日本，曰：“朕惟日本自昔通好中国，实相密迩，今既辑宁尔家，遣少中大夫、秘书监赵良弼充国信使”（《元史列传》）。还有忽必烈给日本通使时的国书（节选）：
“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心，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
有趣的是，这封国书完全以宗主国的口气自居，说日本是“蕞尔小邦”，日本国君是“小国之君”，后面引发了元朝两次远征日本。
再比如元朝与安南（今越南）的交往，1290年元朝礼部尚书张立道奉使安南，致安南“世子”陈日燇（陈仁宗）的书信中说：“江南四百余州，不能当中国之一锋，安南与江南众寡何若，焉能拒上国乎?”（《安南志略》）。这哪是两国交往的国书，这完全是赤裸裸的威胁。
类似这些记录还很多，应该说，蒙古入主中原，建立元朝之后，以中原王朝自居，对四周的“夷狄”颐指气使，也是中央帝国的心态，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元朝是认可自己“中国”身份的。
在非汉文化圈，以“契丹国”自居，也就是西亚欧洲人眼中的“中国”
在非汉文化圈，由于在外语语境里并无“中国”这个词，只有“契丹国”。金灭辽时，辽国贵族耶律大石率部西奔，1124年在现外蒙古地带称帝，后又不断向西扩张，甚至击败了强大的塞尔柱帝国，威名远扬疆土大约是贝加尔湖到咸海之间，这个疆域维持了差不多两个世纪。
辽国后期其实已经汉化，并自称为中国，西辽的官方语言也是汉语，欧洲和西亚人误以为契丹国就是中国。后来蒙古人打到欧洲，自13世纪至15世纪长期占领欧洲，所以欧洲地区的民族均以契丹为中原政权的代名词，泛指中国。
至今俄罗斯、西亚和东欧（乌克兰、保加利亚等）仍有十几个国家将中国称为“契丹”。
元朝给欧洲教皇发的国书中，自称“大元大契丹国皇帝”。东欧、西亚与元朝的交往的历史文献里，基本上都将元朝称作“契丹国”，当然他们也把明朝称作“契丹国”，汉人称作“契丹人”，实际上从地理角度讲“契丹国”就是中国。
综上，在汉文化圈里，元朝在对外活动中，大都是以“中国”自居，这样有利于树立中央帝国和宗主国的合法性，在对西亚和欧洲国家时，也是以“契丹国”自称，这些都是对自己“中国”身份认同。蒙古族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她也是为中国的进步和繁荣，贡献出了她的力量。以元朝的疆域之广袤，超过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是值得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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