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金雄白出席了日本人和汪精卫的签约仪式，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汪精卫站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凄婉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地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水浸满了面部，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金雄白

对这段回忆，很多人认为是汪精卫在现实和理想发生激烈碰撞时的痛苦表现，也有人认为他是以一己之力背负“千古骂名”的悲壮表演，到底是不是如此呢？

蒋介石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事实并非如此！

1938年11月，当蒋介石还在为陈诚和川军的矛盾头疼不已时，一个颠覆他抗日大计的危机正悄悄袭来。

汪精卫，这个曾经“不负少年头”的青年正在密谋一场巨大的风暴！

1938年10月，蒋介石还在武汉前线组织抗日，汪精卫秘密和日本特务开始了接触，希望和日本媾和。当时，日本计划扶持新政权的想法早已流露外界，这和汪精卫的野心不谋而合，双方很快就商定了建立伪政权的构想。

双方的密谋是这样的：

日本方面遵循其天皇的指导，需要找一个在国民政府中有威望或名气的人，由其代理新政权，答应日本的一切条件，以达到“孤立蒋介石政权、在名义上征服国民政府”的目的。而汪精卫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又和蒋介石不和，是最佳人选。

汪精卫方面则认为现在武力和日本抗衡看不到出路，不如向日本求和，走曲线救国的路子。而且，在国民政府中他也没有左右政策的力量，更实现不了自己的野心，所以才和日本一拍即合，甘心做了卖国贼。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陈壁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趁蒋介石到陕西武功召开军事会议之机，从重庆乘飞机，经成都到达昆明，在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帮助下，包租一架飞机逃往越南河内。

而且，在这之前，汪精卫已经秘密答应了日本提出的种种卖国条款：

  • 汪伪政权承认被日本切割走的“满洲国”；
  • 汪伪政权与日本分治合作；
  • 双方把华北、蒙古定位为日华军事合作特区；
  • 双方同意长江中下游地域和华南沿海为日华经济合作特区；
  • 汪伪政权同意赔偿“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国民所蒙受的损失。

无论是哪个条款，汪精卫都和“割地求和”的晚清政府没什么区别，真让人怀疑他年轻时刺杀醇亲王载沣是为了什么？

但不管怎么说，这民族的血性和骨气，在汪的身上是看不到一丁点儿了。

1938年12月21日，蒋介石正在开会，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长张群发来的电报：汪精卫已飞往河内与日本商谈求和。

蒋介石心急如焚。

哪怕汪精卫现在已没有左右大局的能力，但他曾经追随过孙中山先生的身份，都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很有分量的“傀儡政权代表”！

作为一个书生，一个没有了骨气的书生，一个德不配其才位的书生，蒋介石深知这样的汪精卫一旦和日本人勾结，将会给整个中国带来多大的危害！

他连忙指示龙云等人联系汪精卫，劝他回国，不要被日本人利用了。可汪精卫已经吃了秤砣铁了心，拒绝回国。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蒋介石认为应该维护国民政府的面子，直接出了一个昏招：封锁汪精卫出走的消息，继续劝说汪精卫回国。

后人评价蒋介石“小事紧抓，大局不足”，这句话真的没说错。

他当时的正确做法应是马上全国通报汪的卖国行为，并除去他在国内的一切合法身份，在民意上和法理上让汪精卫站不住脚，失去根基。

可是，他这么一封锁，不仅给了汪精卫与日本人合作的机会，还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摇摆势力认为两人只是闹内讧，是一种势均力敌的派别斗争。所以，后期汪伪政权得以迅速发展，这里面也有蒋介石格局太低的“功劳”。

12月22日，日本宣布汪精卫为有识之士，为汉奸势力找到“代言人”。

12月24日，蒋介石向外界声明“绝不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蒋介石公开向日本政府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

12月31日，汪精卫发表对日通和的《艳电》，彻底倒向日本。

在这10天内，蒋介石一直心存侥幸能把汪精卫劝回来，尽管1939年1月1日开除了他的一切公职，但还是保留了汪精卫的“公民”身份，就是为了再次说服汪精卫。

1939年1月，蒋介石“慈悲心”发作，再次派人去河内把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的护照、经费送过去，希望让他们去欧洲旅游，中止和日本人的合作。

汪精卫破口大骂，认为蒋口蜜腹剑，想把他赶去欧洲，为了把他们边缘化以便独裁。

至此，蒋介石才彻底死心。

1939年3月初，蒋介石下令戴笠除掉汪精卫。3月20日，军统派人到河内，却误杀了和汪精卫换了房间的曾仲鸣夫妇，功亏一篑。

打草惊蛇的戴笠被蒋介石大骂一顿，而汪精卫已如惊弓之鸟，在日本人刺刀的保护下，去了上海南京。

1939年6月，蒋介石正式宣布通缉汪精卫等人。

1940年3月，汪伪政权在南京宣布正式成立。

从汪精卫出走，一直到汪伪政权建立，蒋介石至少做了3次努力，试图劝说汪精卫放弃叛逃卖国的行为。可是，汪精卫却坚持认为武力抗日没有出路，认为蒋介石不让他和日本人求和是为了独裁统治，拒绝回头。

显然，汪对自己的叛国是有认真衡量的。

因此，他在汪伪政权成立那一刻的表现，估计不是最后一次良心发现，就是一场“影帝级”的深情告白。

在汪伪政权期间，汪精卫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立了7个集团军和一些绥靖部队，合计80万人。这些部队的直接指挥权虽然不在日本人手中，但却在各地大汉奸的掌控之下，名义上仍属于汪伪政权。他们不仅残害忠良，助纣为虐，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抗日战争的进程。

1944年汪精卫病死日本，蒋介石听说后讲了四个字：“罪有应得！”

此时的蒋介石，对待汪精卫不仅没了怀柔之情，反而更多冷酷之意。显然，他当初笼络汪精卫回来的目的只是出于私心。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认为，蒋介石应对汪的叛逃太过于迟钝。该下手时不下手，当心硬时又优柔寡断，导致抗日大业在后期遭遇较大挫折。

陈诚在回忆录中则说，蒋对汪的仁义是出于感化的目的，仁至义尽后不得不壮士断腕。

但历史却表明，蒋本人没有足够的大局观，战术把控精湛，战略眼光太差。汪精卫出逃，他为了所谓的面子一拖再拖，最后酿成了大错，更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的灾难。

汪伪政权的成立，为此后日本更快捷地搜刮中国的财富、打击抗日力量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没有实现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的目的，更没有体现国与国的平等和尊重。

因此，金雄白的那一幕记忆，很多人都倾向于认为是汪的精湛表演。

从1931到1945年，这是一段义愤填膺且可歌可泣的历史。国民政府在前期开展了一系列的大决战，虽然没给日寇最沉痛打击，但却把他们引入无法自拔的泥沼，为其灭亡敲响了丧钟。

到了1940年，随着汪伪政权的成立，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人民新生的希望也如黎明之光，开始照耀中华大地。

历史尽管消逝，但余烟未散，让我们一起继续回顾这段历史

本文参考《中日大决战》、《中国抗日战争全记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