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去世，享年88岁。

这是一位现代学术写作规范的“离经叛道者”。他游走在艺术与科学之间，于“曲径通幽”处鞭辟入里。

斯科特的作品已经有多部被翻译为中文版，如《逃避统治的艺术》《弱者的武器》《六论自发性》《国家的视角》等，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广泛的回响。在一篇思想自传中，斯科特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料来源往往闪烁着我未曾想到的、引人注目的观察发现”，他还建议读者们在开始写一本书或文章前，“尽可能广撒网，看看在社会科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有益的洞见”。对历史、诗歌、民间文化等大量不同领域材料的利用，让斯科特的研究与写作风格独树一帜，难以在学科上归类，充满想象力。

斯科特的学术起点是经济学，转而研究政治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式具有人类学民族志色彩。他在高校既教授政治学也教授人类学。“融会贯通”的写作使他在多个学科都有忠实的读者。本版我们采访了人类学者赵旭东、历史学者王笛、作家西闪。

为什么斯科特如此受欢迎？我们也采访了斯科特的两位中文译者田雷和王佳鹏，他们分别从自己翻译的作品《作茧自缚》和《支配与抵抗艺术》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

本文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年7月26日专题《詹姆斯·C·斯科特：现代学术的异族人》中的B04-05版。

B01「主题」詹姆斯·C·斯科特：现代学术的异族人

B02-B03「主题」虚拟对话 漫步在艺术与科学之间

B04「主题」圆桌访谈 为什么斯科特的书受欢迎？

B05「主题」圆桌访谈 他对人文社科的理解是整体性的

B06-B07「历史」《游戏与人》 以游戏为棱镜，观照现代社会

B08「社科」《米克诺斯岛的月光》 跟随直觉的风

专题已推送文章：

采写｜刘亚光 李永博

圆桌访谈

他对人文社科的理解是整体性的

知行合一

赵旭东，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的表达》《费孝通与乡土社会研究》等。

新京报：作为一名乡土问题的研究学者，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詹姆斯·斯科特是如何与你产生交集的？

赵旭东：我开始关注斯科特是和自身的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当时他最有名的书就是《弱者的武器》，这本书从行动者角色的维度、而不是从国家的视角来看待农民，这种分析框架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关注农民自己的行动和表达的过程，能够让研究者把注意力真正拉回到田野的当事人角色的身上。这种从主体自身抗拒外部力量压制的模式去思考问题，与福柯的路径密不可分。我原先写关于民间纠纷解决的法律人类学的博士论文时，就曾经借鉴过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这类相关的研究。如今，斯科特在中国并不陌生，他的主要著作《弱者的武器》《国家的视角》等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斯科特本人也多次到访过中国，我也曾邀请他在中国进行了一次学术讲座和交流。

新京报：在这次近距离的交往中，斯科特给你留下什么样的印象？

赵旭东：大概是在十几年前，我邀请他到中国农业大学进行一次学术讲座，我也和他一起吃饭、聊天。斯科特是一位非常和蔼、睿智的老先生，他并不是特别善于言谈，只关注自己思考的问题。

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真的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的理论或想法。从“弱者的武器”到“文明不上山”，斯科特的学术已经强调一种不受国家规则控制的自治。而在生活中，作为一名耶鲁大学的教授，他不住在学校附近，而是选择在郊外买了一块地，自己盖房子、耕种、畜牧，过上一种接近于自给自足的生活。对于大多数研究者来说，当我的研究完成之后，我的客观性表述也就完成了，并不与我在生活中的行动发生联系，我也不一定要接受自己研究分析的那套东西。斯科特却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英文来说就是integration），他的学术与生活中的人格不是分裂的，而是一个整体。

新京报：人类学的视角给斯科特的研究带来了哪些传统政治学分析框架不具备的优势？

赵旭东：人类学的学科特点与斯科特的研究视角是不谋而合的。人类学更多的是反思的视角，研究者带着各种既存理论的假设开始田野，同时对这些理论的普遍性保持怀疑，并用各种实际的案例对我们习以为常的认识和理论进行挑战。

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越战之后，美国人类学研究的重镇就在东南亚，包括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内的大量美国人类学家都在东南亚做研究。另外，政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这个地方理论就是从东南亚发展出来的，当地的国家力量比较薄弱，家庭组织、社会团体的民间力量更强大。

当时，斯科特应该与一些研究东南亚的人类学家有过交流，但整体上他的研究仍然是政治人类学的角度。传统政治学研究强调国家的视角，表现在地方上就是“基层治理”。而斯科特的研究是以行动者为中心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类学视角。古典政治学认为支配与反抗是一个必然的模式，支配加强了，反抗就会减弱，所以只需要研究支配就行了。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反抗可以颠覆支配的逻辑，而且这些反抗并不需要采取暴力的手段，就像斯科特指出，农民可以用“磨洋工”、“开小差”等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来对抗，最后恰恰是这些“弱者的武器”瓦解了一些看似很严密的政策或规则。

新京报：你认为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对于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有什么启发？

赵旭东：斯科特研究东南亚的年代，我国的社会科学正好处于停滞的时期。实际上，斯科特的研究视角可以成为我们的补课的一个起点，重新认识现代国家和基层组织。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从基层的视角、真正老百姓的视角，可能会提供给我们理解文化和社会更广阔的材料。在文化转型、网络文化开始普遍的今天，我们会发现，斯科特强调的“弱者的武器”更为强烈。这些武器不一定是反抗性，民间的力量（比如小岗村）也可以是建设性的。在这方面，中国并不缺少土壤，缺少的可能只是观察的视角，那么斯科特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探照灯。

在多学科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王笛，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席教授。著有《茶馆》《历史的微声》等。

新京报：之前看有关你的采访，提到你曾经画过一幅斯科特的肖像。可不可以谈谈你接触斯科特作品的缘由以及整体的阅读感受？

王笛：是的，我在《历史的微声》那本书里，讨论了斯科特对我有影响的一些概念和研究，我画了他的头像作为插图，一方面是表达我对他的崇敬；另一方面也是通过对头像下面的一段说明，来概括我对他的认识。这段说明可以回答你问的阅读感受：“人类学家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和‘日常的反抗’是我经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的两个概念。”虽然他是一个政治学家，但正如他自己所表述的，他与政治学渐行渐远，走向了人类学和历史学。

新京报：你一直致力于微观史学、城市史的研究，强调“视角向下”，这些都和斯科特非常类似。他提出过很多影响深远、但也引发争议的概念，比如“弱者的武器”“日常反抗”“潜隐剧本”等。可否结合你具体的研究案例谈谈，你觉得他对你学术上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笛：最早接触斯科特著作是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写博士论文《街头文化》的时候，由于我关注的是下层民众，讨论精英阶层对他们的改造与限制，因此斯科特“弱者的武器”“弱者的反抗”“日常的反抗”这些概念，对我研究1870年至1930年成都街头上的普通人，对他们自己所处地位的不满以及反抗的描写和分析都有很大的启发。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并非只是依靠文献资料，而更多的是像人类学家那样进入到他所研究的农村去进行直接的田野考察，而且据发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结构，提炼出一些带普遍性的概念和理论。

例如，《街头文化》涉及城市改良的问题，由于所谓“现代化”的管理，普通人的生计就受到了影响，甚至像收容街头乞丐以及把他们关起来在工厂里面做工，以及在街头上轿夫小贩使用公共空间——街头的自由——被剥夺。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阅读《弱者的武器》——这是我读的第一本斯科特的著作——利用“日常的反抗”和“弱者的武器”来观察普通人。他们不像革命者，也不像农民起义以及暴力的反抗，是带有温和性质的潜在的一种反抗，没有明显的对立，没有流血，但是长期的、不间断的这样一个反抗过程。而这种过程，是我们很少观察和讨论的。

我在《茶馆》中描述了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如何成为普通人表达不满和进行隐形反抗的场所。茶馆不仅是社交和娱乐的地方，更是底层民众通过谈话、笑话和隐喻来表达对权力的不满和抗议的舞台。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反抗，与斯科特所描述的“弱者的反抗”有着高度的契合。

新京报：斯科特并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但是他对很多历史学者都产生了影响。他做学问的方式也很特别，比如他研究的“潜隐剧本”，并不是一个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非常情境化、经验化的。你觉得他做研究的方式对历史学者有哪些启发？

王笛：斯科特的工作在政治学、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促使学者们重新审视权力、反抗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方法上，他所看到的问题往往是我们忽视的。日常行为对许多学者来说，没有像突发事件那样更值得研究。而他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给我非常多的启发，比如我对袍哥的研究，《逃避统治的艺术》让我思考，如果不是这些逃进了深山老林的边缘人群保存了汉族的民族主义，也可能中国近代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番模样。

斯科特的“潜隐剧本”概念强调了权力关系中的动态性和情境性。在他的这个概念的启发下，我详细描述了袍哥这一秘密结社组织，如何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四川地区运作。袍哥成员在公开场合维持与官方权威的关系，但在私下里却通过秘密集会、仪式和象征符号来维持和传递他们的反抗精神和集体认同。这种公开与私下的双重剧本，正是“潜隐剧本”理论的生动体现。

写作总是充满生命力

西闪，作家，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著有随笔集《思想光谱》《人的展开》《巴黎综合征》等。

新京报：斯科特突然离世，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表达了哀悼和思念。我听闻当天你也转发了这条逝世的消息，这让我有些好奇，斯科特这样一位学者是如何进入你的视野的？

西闪：大约在17年前，我正在一家媒体上开设专栏，写一系列关于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的通识类文章，介绍罗尔斯、诺齐克等当时西方主流的思想家。在他们的政治哲学中，国家的作用是非常核心的内容，比如，罗尔斯很关注公平，关心分配正义问题背后（需要的是）国家的力量；诺齐克强调“最低限度的国家”，换言之，国家在他的哲学中仍然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这时候，我开始注意到另外一种不同的声音。詹姆斯·斯科特说，其实有些人类社会并不需要国家的存在也能过得很好，当时他正在研究东南亚农民的被人们忽略的反抗形式。这种强调不依赖国家能力、社会依靠自主自治的想法使得我开始关注这位学者。

新京报：这么说来，你可能是较早接触和阅读斯科特的中国读者了。作为一名斯科特的读者和资深的书评人，斯科特的作品最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西闪：斯科特最大的特点就是融通，他拥有跨越不同学科的广阔视野。当代社会科学的分类越来越专门、越来越琐碎，而斯科特恰好相反。现在很多人想把社会科学向自然科学靠拢，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开研究社会学或政治学，但斯科特显然不这么认为。

斯科特首先是一位政治学家，但同时是一位人类学家。而人类学家恰恰是在乎这种田野的个体，任何事情都有偶然例外，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存在放之四海皆准的规范或模式。他不喜欢用计量方法或者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也不喜欢还原论这种简化的思维方式。在他看来，一门研究人的学问，永远应该处在科学和艺术之间。

其实当我听闻斯科特逝世的时候，我还是有些震惊的。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一个正值盛年的学者。因为他的思维方式和写作总是充满生命力，让人感觉不到一丝老年人的暮气。一些学者年纪渐长之后，往往更愿意写一些概括性的、观念性的内容，但斯科特的写作总是有很多鲜活的内容，有考据有实证，逻辑之间的联系非常清晰。他的文字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位一直活跃在田野间的人类学家，似乎只有50、60岁的模样，没想到今年他已经是一位88岁的耄耋老人了。

新京报：你自身也是一位写作者，斯科特的叙事风格和说理方式有什么特点，是否也对你的写作产生了影响？

西闪：故事对斯科特而言非常重要，他喜欢把很多个体的故事嵌在整体的叙述之中。故事不只是用来简单地支撑论点的案例，也不是增加阅读趣味的噱头，我认为，斯科特想用这些个体的叙事规避一些结构性的东西。他认为系统化、板块式的结构会给人带来误解，他不喜欢这些东西，更看重每个具体行动者的故事，他认为这些个体叙事能够消解结构的僵化。

我在写作《人的展开》这本思想随笔时借鉴了斯科特的写法，其中穿插了大量的个体故事。我也认为主流结构给人一种既定事实的感觉，这不是我想写的东西，我要用个体的叙事来打破它。斯科特不会对他讲述的故事进行过多的评论，这是人类学的常态，更多的是呈现。我也是这样，在写作的时候单独拎出来一个故事，几乎不做什么评论。可以说，斯科特这种对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整体理解，即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观念，让我很受启发。

圆桌访谈

为什么斯科特的书受欢迎？

斯科特的作品已经有多部被翻译为中文版，如《逃避统治的艺术》《弱者的武器》《六论自发性》《国家的视角》等，在中国读者中引发了广泛的回响。在一篇思想自传中，斯科特曾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不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各种资料来源往往闪烁着我未曾想到的、引人注目的观察发现”，他还建议读者们在开始写一本书或文章前，“尽可能广撒网，看看在社会科学之外，是不是还有什么有益的洞见”。对历史、诗歌、民间文化等大量不同领域材料的利用，让斯科特的研究与写作风格独树一帜，难以在学科上归类，充满想象力。

为什么斯科特如此受欢迎？我们采访了斯科特的两位中文译者田雷和王佳鹏，他们分别从自己翻译的作品《作茧自缚》和《支配与抵抗艺术》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

活得通透的“偶像破坏者”

田雷，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译有《娇惯的心灵》《作茧自缚》等。“雅理”出版策划与主理人。

《作茧自缚》，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译者：田雷，版本：雅理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2年5月。

新京报：你翻译的《作茧自缚》（英文名：Against the Grain）是斯科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在他的学术脉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什么最后选择“作茧自缚”这样一个意译的书名，而不是更直接的译法？（比如，繁体中文版的书名就采用了直译的《反谷》）通过这个译名，你想向读者传达什么样的信息？

田雷：其实在整个翻译的过程中，一直到交稿给出版社、并看到某一版校样的时候，我一直把这本书译为《谷物立国》。因为原书名的“Against the Grain”在中文里有逆潮流而动的含义，而“谷物立国”也是斯科特在书中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

直到在校对某处脚注文本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人类历史中的早期国家不过是人类结的一个茧，它很容易就把我们自己困在里边了，由此凝练出了“作茧自缚”这样一个表述。此外，斯科特常被视为无政府主义者，“作茧自缚”也能体现他对国家这种制度的一贯态度。

我也就译名问题咨询和请教了多位同仁，“谷物立国”和“作茧自缚”这两个译名哪个更好，当时的意见可以说是“五五开”，双方相持不下。最后，我利用译者的身份拍板定下了现在的译名。

新京报：从译者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语言风格是怎么样的？为什么他的文字和叙事总是容易让读者产生共情呢？

田雷：从我的角度来看，斯科特的文字并不是特别好读，也不是很好翻译，阅读他的文字是有一些难度的。我也有不少翻译其他作品的经历，斯科特不是那种为大众市场而写作的人类学家。斯科特喜欢讲故事，但他也不是有意通过精心设计与优美表达，利用跌宕起伏的叙事来抓住读者的那类作家。另外，理解斯科特讨论的话题其实也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比如东南亚的某个小农村、两河流域的古文明，这些话题涉及的知识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不是很友好。

然而，斯科特在中国确实有相当一批忠实的读者和粉丝。某种意义上，他的影响力是“出圈”的，他的主要读者或许不是人类学或政治学的专业研究者，而是来自互不相干的领域，完全是因为他的作品而被吸引过来的。对他们来说，阅读斯科特需要进入作者的语境，只有真正读进去，才会有恍然大悟、会心一笑、拍案叫绝诸如此类的感觉。

就写作风格来说，我觉得有两种学者，一类是学术著作的写作风格，比如做某一个区域或国别的历史研究的学术写作，我简单地称之为“专家型”。斯科特则属于另一类学者。在外人看来，他的研究课题是非常冷门的，他完全可以把它们处理得相当枯燥，枯燥到除了这个领域中三五个同行专家之外没人愿意看。然而，斯科特有一种能力，尽管他研究的是千里之外的缅甸农民，却让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与自己生活相联系的部分。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斯科特？我曾在《作茧自缚》的译后记提到另一个原因：也许是他活得通透——一位研究人类政治的政治/人类学家在21世纪的那种通透。斯科特的作品随处可见一种豁达开朗的人生智慧。作者是悲天悯人的，他不断逼着我们去面对这种终极命题：人类从狩猎采集“进化”到春种秋收，到底获得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当人类驯化谷物、动物时，是否被驯化的对象也在驯化着人，说到底，究竟是谁在驯化谁呢？在一个绩效为王的社会中，那些因五谷不分而被我们嘲讽为愚昧未开化的先民，难道他们的四体不勤不是处处闪烁着质朴的生命智慧吗？在工作不息、内卷不止的竞争文化中，斯科特那种有事写作、无事放羊的生活节奏，难道不是活出了学者应该有的样子吗？

斯科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就像一个大厨，他用的是边角料的食材，却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能登大雅之堂的佳肴。斯科特把自己称为“偶像破坏者”，我认为这是非常恰当的，但这也说明，他这样的写作并不是容易模仿的。对于绝大部分人文社科领域的人而言，斯科特永远只能是一个例外。

从斯科特出发提炼新的理论与概念

王佳鹏，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播与社会理论、情感社会学。译有《支配与抵抗艺术》等。

《支配与抵抗艺术》，作者：[美]詹姆斯·C.斯科特，译者：王佳鹏，版本：三辉 |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

新京报：作为译者，你认为本书的核心概念“潜隐剧本”的提出具体有怎样的理论与现实价值？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是一个更为广泛使用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潜隐剧本”也是一种弱者的武器，这本作品与《弱者的武器》《逃避统治的艺术》等作品有怎样的联系？

王佳鹏：斯科特的著作很多，其研究也经历了从政治学到人类学、历史学的变化，但基本上都是从日常抵抗角度来理解或反思权力支配和国家政治，但他从事的不是典型的田野研究或历史研究，而总是试图提炼某种社会科学的理论或框架。《支配与抵抗艺术》是1990年出版的，在时间上在处于《弱者的武器》和《逃避统治的艺术》之间，在研究方式上处于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之前。这本书主要是从戏剧表演的角度，提炼有关日常抵抗的概念和框架，材料的使用也比较广泛，除了自己的田野资料外，还结合了历史文献、小说故事等其他材料。

新京报：你专攻的方向是社会学理论、情感社会学，之前也研究过互联网流行语。可否谈谈阅读斯科特对你学术或是认知上的影响？翻译本书，对你看待原有的研究课题有怎样的帮助？

王佳鹏：网络流行语是观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变迁的一面镜子，早期的网络流行语可能像是弱者的武器，但后来网络流行语的使用者和推动者，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只是弱者了，好像有越来越主流化的趋势。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这对概念不仅限于弱者，精英和强者也有其相应的潜隐剧本和公开剧本，因而可能比弱者的武器有更广泛的解释范围，或者说潜隐剧本也是强者的武器。网络流行语在流行之前，作为某个亚文化圈子（不仅限于弱者）的暗语时，可能像是“潜隐剧本”的一部分，但当其流行起来后，可以说是进入了不同群体或明或暗地展开互动或争斗的“公开剧本”，而不管在潜隐剧本还是公开剧本中，都可以看到很多群体的感受和苦乐、尊严与自由。尽管这样的套用在一定程度有助于我们认识特定现象，但同时这样的套用又有些过于简化的嫌疑，因此在看到斯科特这本书对于我认识网络流行语等现象的帮助时，我也在思考如何从网络流行语本身出发来提炼相应的概念和理论。

新京报：一些读者在阅读《支配与抵抗艺术》的时候，会联想到另一名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一位同样将社会行为以剧目类比的学者，你会怎么看这种联系？在行文风格上，本书对研究计划、研究的具体执行等部分的描述极为细致，这点也和戈夫曼的风格很类似。你在翻译的过程中感觉到斯科特有哪些写作特点？

王佳鹏：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斯科特明确指出了他深受影响的人物和对话的对象，比如深受巴林顿·摩尔的影响，要跟哈贝马斯、布迪厄、福柯、卢卡斯等进行对话。但有趣的是，戈夫曼并不在这个名单里。他只是在书中引用了戈夫曼2次，也主要是说明小的细节问题。我觉得他肯定深受戈夫曼的影响，不管是理论框架、还是写作风格和材料使用，似乎都与戈夫曼存在很大相似。以戈夫曼及其著作的知名度，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斯科特也不可能不熟悉戈夫曼。无论如何，他明显是从戏剧隐喻的角度来讨论日常抵抗的。所以，我将“hidden transcript”翻译为“潜隐剧本”，而不是“隐藏的文本”。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采写：刘亚光 李永博；编辑：李阳；校对：薛京宁 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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