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秋5000

编辑||杨伦清

林彪打仗那是没得说，与四人帮一样，犯了很多错误，林彪自己可能没有腐化，但他周边的人可是腐化的不要不要，也因为这些人，让林彪走向不归之路，特别是571工程

1970年的庐山会议，林彪一伙发起了“集团进攻”。结果是败下山来。

然而他们并没有善罢甘休。在叶群的指使下，黄、吴、李、邱销毁材料，研究对策，统一口径，订立攻守同盟。

叶群对正在写检查的吴法宪说：“沉着一些……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只要不牵涉他们两人。

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黄、吴、李、邱深知自己与林彪之间那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下山时，他们相约到机场为林彪送行，在机场照“政治像”，表示永远和林彪抱成一团。

在批陈整风运动中，黄、吴、叶、李、邱继续捂盖子，批陈不力。九届二中全会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一再督促下，黄、吴、叶、李、邱才都勉强写出检讨，他们把庐山会议上表现出来的重大原则立场问题以及军委办事组成立三年以来的错误仅仅解释为“抓日常工作多”；“思想水平不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够”；

对毛泽东强调进行路线教育“没有真正理解”；作风上“蹲机关多，下部队少”；“工作中忙忙碌碌，限于事务”。利用军委座谈会的简报，他们继续吹嘘自己“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

自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一直保持沉默，称病不出，拒不批陈，也不检讨。这一时期，林彪在公开场合就很少露面了。

“五一”晚间在天安门城楼看放焰火，他告了病假，但周恩来坚持请他去。林彪去后，同毛泽东、西哈努克夫妇、董必武坐在一起，毛、林二人谁也没有主动打招呼，几分钟后，林彪不告而退。

6月中旬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罗马尼亚外宾，林彪和周恩来作陪，但林彪只在会场坐了几分钟就退场，在湖南厅外的大厅枯坐。

林彪一伙虽受到打击，却并不甘心失败。他们开始重新考虑夺取最高权力的方式。

1971年8月8日晚，叶群与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林彪家里密谈。据吴法宪、邱会作在“九一三”事件后交代，这次密谈重点议论“四届人大”过关问题，叶群说，不是那么容易过关，事情无法预料，那么多代表，你们不端林彪，别人也要端，要追问下去怎么办。

叶群还说：不是只保林彪的问题，林彪和你们分不开，黄、吴、李、邱都要保，你们靠林彪，林彪也靠你们，就是这么几个“老战友”，死也死在一起，不能再受损伤了。

叶群还说：办法总会有的，“天无绝人之路”活（豁）出来。吴法宪顺着叶群的话说：我们这些人搞文的不行，搞武的行。

吴法宪后来交代：“我这个话是响应林彪、叶群搞反革命政变的话。这句话来源于林彪。”

林彪一伙总结失败教训，阴谋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林彪集团凶恶的一翼——“联合舰队”，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跃跃欲试。林立果对九届二中全会有个分析：

“这是一次未来斗争的总预演，演习，拉练。双方阵容都亮了相，陈是斗争中的英雄，吴是狗熊，我方此次，上下好，中间脱节，三是没有一个好的参谋长。

这些老总们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个谈话要点，反映了林彪集团对庐山这场斗争的估量，表达了他们的政治野心和反革命阴谋。同时透露出以林立果为头子的“联合舰队”将要走上第一线，欲图用武力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

1970年11月，林彪对其子林立果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

1971年，林彪在苏州对林立果说：

“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

1971年3月，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定了谋杀毛泽东，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详细计划——《“571工程”纪要》（571为“武起义”三个字的谐音，指“武装起义”）。

有人认为林彪是要早日结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林彪集团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起家的，林彪当上国防部长后，就大整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排挤其他老帅，伙同“四人帮”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军队中高级干部，整死贺龙、傅连暲等数百人，这些账都不能只算在他人头上。

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都是依靠“文化大革命”整人起家的，林立果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几乎都是造反派的头头，是“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

“听其言更要观其行”，生活的骄奢淫逸、大搞特权是林彪集团的一大特点。且从毛家湾的选美活动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久，手段之卑劣，在古今中外都属少见。

叶群爱好游泳，在毛家湾的西院，不惜挥霍国家重金，由空军某工厂特制，修了一座几百平方米、冬夏保持30来度的高级室内游泳池，还专门找了一个会游泳的“教员”，游泳后，内勤服侍按摩，过着“封建贵族加现代特权”的生活。

叶群采取各种手段从国家博物馆和北京文物管理处索要文物、图书，建了一间古玩室，珍藏着3000多件国宝古玩字画。

仅举一例，1970年5月2日，康生、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到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库房，将库存的珍贵文物，几乎洗劫一空。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对林家的衣、食、住、行全力保证。1970年元月，胡敏（邱会作之妻）根据叶群、林彪的旨意，在总后企业部、生产技术研究所设立了一个“特殊供应点”，摆设各种高级用品，专供林彪、叶群一伙选用。胡敏派人在上海、杭州、苏州等地采

购高级用品一百四十八种，价值四万三千七百多元，林彪、叶群几乎无代价地白拿白用，还动用大量的外币为叶群进口两部高级轿车、摄像机等。

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萍对林家交办的事情惟命是从，不仅对他们坐飞机给予特殊关照，对林彪、叶群日常吃的、用的都竭力筹办。为了讨好叶群，他动用公款，花几千元港币托人从香港给叶群买了防止肥胖和脱发的药。

王维国还指使专人用公款为林家采购珍贵文物和生活奢侈品。仅从1969年12月到1971年9月，经王维国批准用于给林家送礼和供林立果挥霍的公款就有两万多元。

林彪的干将，原空5军政委、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励耘，在杭州为林彪兴建行宫，对外称704工程，历时将近一年，耗资三千万元，用去木材八千立方米、钢材三千吨、黄铜一百八十吨。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在林立果的手中，进口的高级名牌货不可胜数，有进口照相机、电视机、磁带录像机、电热水器、空气除湿器、电子防盗器等等。

他的亲信巧立名目，采用欺骗手法，弄来大量公款甚至外汇，以供挥霍。情报部部长贺德全以“技术革新”为名，从广州搞来三万美元外汇，供林立果使用。贺德全还以“卫星侦察站需要”为名，向国家申请外汇六万八千美元，为林立果进口电器及生活用品。

从1970年9月到1971年9月，贺德全为林立果提供超短波接受机、抛物面天线等九千多件器材，以及多架照相机、录音机，建照相暗室，花去人民币五十余万元。

不难想象，一旦这群人的阴谋得逞，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决不是他们打出的招牌所标榜的“国富民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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