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岸英是毛主席与革命烈士杨开慧的长子，出生于上世纪20年代。

当时我党正值革命创业初期，毛主席为宣传革命四处奔走，杨开慧为了支持丈夫开展革命事业，常随左右。

一家人聚少离多，毛岸英从小就与弟弟相依为命，辗转多地，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1936年，毛主席将儿子送去苏联学习，可以说毛岸英整个少年时期都在国外度过，接受西方教育。

1946年，青年毛岸英学成归国，回到父亲身边，与党中央领导人交往时，竟开口称呼总司令为“朱德同志”，这让毛主席大为光火，开口痛批道：“朱德同志岂是你叫的，连我都要尊称一句朱老总。”

毛主席是缔造了新中国的伟人，为人民解放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作为领袖他当之为愧，可作为父亲，尤其是对毛岸英来说，他是有所亏欠的。

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毛岸英就被送到苏联，那年他仅14岁，少年这一走就是十年。

赴苏期间，毛岸英以父亲为榜样，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提升自己的革命素养，虽未抗击日寇，但在苏联卫国战争中，主动请缨开赴欧洲战场，作为一名英勇的红军战士与德国法西斯浴血奋战，得到苏共的表彰，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和所有战友一样称呼“斯大林同志”。

在苏联生活十年，再次回到祖国，见到儿子的毛主席有些不认识了。

此时的毛岸英一洗少年稚气，经过战争的洗礼，他的目光写满坚定，站在父亲面前是那样高大帅气、英俊挺拔，一身笔挺、合身的苏联军装，随时随地脱口而出的流利俄语，若非一声“父亲”把毛主席叫得热泪盈眶，和一个经历二战的苏联军人一般无二。

看到儿子归来，毛主席非常高兴，只是毛岸英从内到外过于西化，与中国革命有些格格不入，这让主席很担忧。

能有如此青年才俊加入中国革命，留洋归来的毛岸英让延安广大党员干部很是欣赏。

连人民军队总司令朱德都把战马借给毛岸英，交由其驰骋。

毛主席见儿子骑着朱老总的马，叫住毛岸英，问马从何处来，毛岸英按照苏共的习惯，称呼了一声“朱德同志”。

朱德与毛主席是生死与共、患难相交的革命战友，牢不可破的朱毛友谊在党内外更是传为佳话。

于公于理，毛岸英都应该称呼一声“朱老总”或“总司令”，于私于情，他是晚辈，朱德要比主席大几岁，叫一声“伯父”更是本分。

毛主席对“没大没小”的毛岸英很恼怒，出口训斥一番后，更加坚定了要把这个“洋儿子”拽下“高头大马”，踏踏实实扎根基层，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革命者的想法。

父亲的训斥，让毛岸英开始思考自己的不足之处，父子二人一次在槐树下的漫长谈话过后，毛岸英收起苏联军装，换上布衣布鞋，不再拿着纸笔端着枪，而是戴上草帽，扛起锄头。

毛岸英忘记了革命领袖儿子的身份，向延安广大农民学习，来到田间地头，冒着太阳除草插秧，与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仅仅几个月时间就彻底褪去了苏联青年的“洋习气”，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更是一个黑黢黢、又高又壮的庄稼好手。

看到儿子的变化，毛主席很高兴。

成了中国农民的毛岸英通过这段劳动经历，开始了解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以一个中国革命者的角度思考中国未来，在日后的土改工作和人民解放事业中勇于奉献、不怕牺牲，没有辜负主席的苦心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