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朝期间发生的抗倭援朝战争，又称万历朝鲜之役。朝鲜称壬辰祖国战争，日本称文禄庆长之役，具体来说就是指1592年—1598年，大明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之间，中国与日本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

而在战争爆发之前，锦衣卫指挥使史世用秘密潜入日本，费时一年半之久，搜集了大量的日本的军事和经济情报，乃至于文化，社会和人文情况。回国之后，将情报进行汇集整理， 并将其刊刻成书，这就是大明朝关于日本最全面的情报书籍——《倭情备览》。《倭情备览》 流布于当时的朝鲜战场，成了明军将领必读的一本日本情报书。

当时的总指挥杨镐也常备此书，还将此书送给朝鲜官员，让其了解日本国情。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将《倭情备览》原本送到日本，在日本引起了巨大轰动。而史世用在书中最后那一句：“倭人乃中国第一大祸患”，至今让人警醒。

万历二十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在基本统一日本后，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侵入朝鲜，并妄图占领朝鲜后，进攻明朝，在占领中国之后，把日本天皇迁往北京，他则定都宁波永居中国。丰臣秀吉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内攻陷朝鲜王京汉城，朝鲜国王李昖北逃义州，向宗主国明朝求援。而中国高级特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他的潜伏生涯。

由于当时明朝对日本根本不了解，也没有任何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派人前往日本了解一下实际情况。为了摸清日本的情况，受兵部尚书石星福建巡抚许孚远的派遣 ，锦衣卫指挥使史世用和郑士元被派往日本搜集情报，但事后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史世用和郑士元记载，就像是他们从事的工作一样，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印记。留下的只有史世用写的《倭情备览》。

应该说万历东征前后明朝派往日本的锦衣卫间谍应该不会只有二人，而在史籍上留下名字的赴日锦衣卫间谍只有史世用和郑士元。而且关键史料主要来琉球和朝鲜记载，这才有了两位锦衣卫高级特工的传奇生涯。

史世用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万历二十二年福建巡抚许孚远《请计处倭酋疏》，其中说“名色指挥沈秉懿、史世用先后见臣， 俱称奉兵部石尚书密遣前往外国打探倭情”，这里只说二人的头衔是“名色指挥”，受兵部差遣前往国外刺探日本情报。

万历二十年，由史世用和郑士元二人六月从泉州出发，扮作商人乘坐海商许豫的船去日本萨摩州。七月四日驶入日本庄内国的内浦港，也就是今天的鹿儿岛，二人出生入死500余天，打赢了大明历史上唯一记录在案的情报战，改变明朝命运。

二人在日本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一个叫许仪的人，一个已经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中国人。正是此人向明朝政府提供的准确情报，大明才取得战争第一阶段的胜利。许仪后曾是一名随船医生，因出海时遭遇日本海盗，被绑到了日本九州的萨摩岛。而萨摩岛的首领岛津义久看中了他精湛的医术，将他留在身边做御医，并给他娶妻生子。可在许仪后心中，却从未停止对故乡的思念，也始终记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许仪在得知日本想入侵明朝的情报之后，就写了了一份足足五千多字的情报，涵盖经济、政 治、军事等各个方面，甚至还指出了日本军队的行军路线和战术特点。通过一个叫朱均旺中国商人将情报送出，这五千多字的情报成为明军战争抉择的重要参考，有着无法估量的价值和极大的贡献。而此时距离日本入侵朝鲜还有四十多天。

而当时史世用和郑士元二人“身服敝衣，科头跣足”，在日本吃了不少苦，但万幸的是与许仪取得了联系，作为一位优秀的情报工作者，史世用与线人许仪后进行了接头，随后以客商的身份，史世用和郑士元一起去见了萨摩藩大名岛津义弘和岛津义久兄弟，许议后为翻译。双方进行接触，史世用借用岛津义弘给予的合法身份开始搜集日本的情报，包括人口、船只类型、民生情况等信息，甚至他们还前往丰臣秀吉的城郭，也就是现在的大阪进行了侦查。在大阪见到了丰臣秀吉本人，为明朝搜集到了有关丰臣秀吉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回到萨摩藩领地内浦港以后，史世用就利用商人的身份公开同岛津家的家臣进行接触，还见到了家臣之首，家老伊集院忠栋，不过伊集院忠栋毕竟老奸巨猾，早就看出了史世用的真实身份，只是没有说破，还送给史世用一套日本武士铠甲。

而岛津家族的御用僧人玄龙也发现了史世用破绽，并将史世用的身份挑明。但史世用面对潜伏工作即将暴露时并不畏惧，相反他根据自己搜集到的资料，判定岛津家出于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政治野心，是反对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的。玄龙就代表岛津家族与史世用谈判。玄龙表示，岛津家愿意做内应协助明朝直捣京都活捉丰臣秀吉，史世用对此十分重视，回来之后将此事汇报给了福建巡抚许孚远。这证明史世用的情报工作取得成功。最终，他们将情报汇编成册，写成《倭情备览》。

史世用回国后奏报中强调邻接日本的琉球和朝鲜的地理重要性，史世用建议明朝拉拢琉球世子尚宁，迅速派遣使者册封其为国王，保障东南沿海的安全。另一方面则强调，明朝必须要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否则北京将面临最大的威胁。

次年正月，二人乘船返航。史世用乘坐的船在途中遇见大风，被原地吹回日本，由于身边失去了像许仪后一样的翻译，史世用竟然沦落到在日本街头乞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直到第二年八月遇见琉球国使臣，才在琉球国的帮助下重新回到明朝。而《倭情备览》成为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史世用对朝廷表示，日本的战争潜力已经打光，“彼时弓尽粮穷，人损粮决”，所以才力图讲和。正是这条情报分析，才让明朝坚定了继续和日军打下去的决心，并最终使得日本退兵。

1594年岛津家代表玄龙来到福建，表示岛津家愿意出兵4万，协助明朝在日本本土登陆，然后直捣京都，活捉丰臣秀吉。福建许孚远当即上奏万历皇帝，提意出兵二十万，集合大小战舰2000艘，进攻日本本土，从根上拔掉倭乱的隐患。正当准备实施这一宏大的征讨日本计划的时候，明朝与丰臣秀吉开始第一次议和，外加许孚远离任福建巡抚，导致这个方案最终胎死腹中，实在是中国最大的遗憾。

《朝鲜王朝实录》详细记载了整个过程，以及杨镐与朝鲜吏曹判书的对话，披露了史世用所得日本情报汇总成书《倭情备览》，其中收录了沈惟敬与丰臣秀吉之间的信件，甚至包括万历十八年朝鲜给日本的礼单目录，可见这份情报总汇的详细程度。史世用在史籍上的最后踪迹是归国前与朝鲜人鲁认的酬唱和诗，史世用诗云：“万里间关归故国，英材诗与字俱清。高谈韬略皆经济，始信胸中富甲兵”。颇为慷慨豪迈。

史世用，许议，朱均旺，郑士元等人在历史上籍籍无名，无人为他们修书立传，也没有专门记载他们的史书。但他们却拥有着最高尚的爱国情怀。我们不应该忘记有这么一群普通人，国难当头时，他们甘愿付出一切，哪怕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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