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喻国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传播创新与未来媒体实验平台主任，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长，本刊学术顾问）
来源：《青年记者》2024年第8期
导 读：
以知识的多寡来判断学术价值的“向后整合”型标准已不再适用，面向未来的学术逻辑必须是“向前探索”，即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
一、“革命”是定义当下时代转型特征的最为恰切的关键词
人类经历了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现在正处在向着数字文明时代发展的深刻而巨大的转型中。所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是对当今这个时代特征的描述。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约瑟夫·熊彼特对于这种“大变局”用了两个关键词来加以定义：“断裂式发展”和“破坏式创新”。所谓“断裂式发展”，是指传统理论、发展模式及底层逻辑已经难以为继，其效用正在中断和终结，新的发展可能必须建立在创新的发展逻辑和模式的基础之上。而熊彼特给这种创新加上了“破坏式”这样一个彻底否定式的定语，足以说明在他看来，新时代的发展与创新绝非是对于旧时代遗存的小修小补，以及某些环节、要素的技能的改善与效率的提升，而是一种凤凰涅槃式的重构。因此，“革命”便成为这一转型时期的第一主题词——“革命”发生在转型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环节和每一个过程当中。
就新闻传播的学科发展现状而言，总体上是一种用大众传播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来认识和把握今天互联网时代的发展现实，并试图让人们以此去面对智能数字时代的未来。尽管其中有不少研究的精华在“点”的意义和某些过程性的环节中仍然具有真理的力量，但在其总体结构和基础底座的意义上已经千疮百孔、乏善可陈了。
在这种革命性改变之下，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学科发展的“面向”的改变以及与此相应的价值评判标准的改变。
比如，直到今天，人们常常因为自己的所知甚多而备受赞誉。所有与学问相关的荣誉都与“学到”的东西关联在一起：学士、硕士、博士……似乎才华及其程度都是以知识的多寡来度量的。人们为一个极有才华的智者加冕的形容词通常冠之以“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读书破万卷”之类。但是当生成式AI崛起之后，知识便分为“向后整合”和“向前探索”两大类知识，大语言模型（LLMs）主要解决的是“向后整合”的知识，而人类之智主要用于“向前探索”。于是，对于经典滚瓜烂熟式的知识能力在集人类知识、信息于一体的大语言模型面前就不值一提了：它岂止是“学富五车”，学富五亿车也不算夸张啊。因此，在生成式AI面前，我们人类的所知——饱读经典、名人名言张口就来——已经不那么重要，至少已经不那么值得炫耀了。
二、向“未知领域”前进：获得“未知的力量”加持与赋能
记得在我读博期间，我的导师甘惜分教授曾经对我说，历史不仅仅是关于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故事，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那些隐藏在历史书写背后的人和事才是更值得关注的。所谓学术研究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去寻找那些缺乏答案的、遮蔽空白的，和我们不知道但对于我们解释历史、把握现实和面对未来非常重要的未知的、空白的和缺乏的知识、信息以及贯穿于其中的事实、逻辑和理论范式。因此，满腹经纶已不再是学术的光亮之所在，重要的是：你的贡献在哪里？哪些未知是经由你的努力转化为已知的？哪些混乱的东西是经过你的处理而变得条分缕析、洞若观火的？哪些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是由于你的研究而创立了新的研究基础、研究视角和研究进路的？这就是今天乃至面向未来的学术逻辑的全新定位：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
本质上，对于未知的提问能力一直都是理论和学术发展的关键。尤其是在时代发生深刻转型的今天，这种面向未知所产生的力量与能力极为重要。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一刹那接着一刹那不断变动的世界，这是一个由无限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交织的混沌态，从“未知”的新发生中学习，从现实数量庞杂的元素“动态的群体选择”所生成的自由秩序中学习，是AI时代人类不得不面对的过程。在这种不确定的时刻，当我们在与时代的对话中不假设自己拥有所有答案（如某些批判学者用旧标准评判一切，其动能只是拉历史的倒车）时，一种重要的研究就会发生。事实上，正是那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以及对如何应对它的思考，将在未来使我们对于文明的发展有所贡献。概言之，“未知”世界，常常就横亘在每个人面前。胆怯的人止步了，守旧的人困住了，创新的人超越了。如何向“未知领域”前进？如何获得“未知的力量”加持与赋能呢？在我和我的团队的研究中，我们常常寻找理论和经验缺失的部分，深刻地体会到，“空白”不仅很少是虚空的，而且往往是充满力量和新知的。我们“不知道”的部分，恰恰经常能够讲述最有力的故事和最为深刻的道理。
三、传播学学科重构的几个关键词
传播：社会的全面媒介化已成现实，深度媒介化即将拉开序幕。研究和把握“连接一切”的传播方式、传播机制、传播法则，乃至于传播范式，将是我们的使命担当。
创新：意味着我们的学术探索是不走寻常路，不囿于陈规陋习，是坚持问题导向的。
未来：在一系列深刻的传播革命的“裂解”下，传统的学科发展逻辑已经“中断”和“终结”，按照传统学科发展逻辑的惯性延伸已经难以为继，着眼未来才是把握现实的最好参照系。
实验：意味着学术探索是从先描述和弄清现实发展状况的“形而下”的基础上展开的，然后才是“形而上”的解释与理论的建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平台：今天的学术创新，已经不是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的时代了，我们致力于建设开放、多元、普适的超范式、跨学科的学术平台；致力于合作共赢：推动时代赢、社会赢、学科赢，最后才是我们赢。
四、传播学的学科危机及其破局之道
传播学的学科危机来自内外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学科理论的内生危机，表现为学科研究及其成果的碎片化、复杂化，不同范式之间难以沟通，无法整合。二是来自媒介实践的外部危机，既有的传播理论和学术框架难以有效解释元宇宙、深度媒介化、生成式AI等重要的传播现象。究其原因，我们认为，既有的传播学理论学科缺乏一个基点、一个理论体系的最大公约数，以能够对不断涌现的新传播现象予以锚定，能够对传播学离散的研究议题、方法、逻辑进行有效聚合，形成理论的聚变效应。如何找到这个基点是未来传播研究至关重要的命题。
因此，聚焦以人为本的“行为”或是传播理论走出学科困境的关键要义：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由行为实践构成；历史的逻辑从行为实践开始，理论的逻辑也应从行为实践开始。这就是我们开创“行为传播学”研究的初衷。简言之，行为是人类与全部环境产生关系的根本性中介，是洞悉人类生存样态和社会文明变迁的本源性窗口。面向未来媒介时代，传播学研究必须给予行为要素更高关注，并通过与行为科学等多学科要素整合，形成更适宜未来传播研究的学术体系。
行为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元范畴为何重要？因为它是透视人类与环境全局要素的根本性视点。从传播发展的现实看，传播对行为的影响越来越大，在宏观社会系统的视域下，传播的模式、媒介的中介使得人类的行为模式和生存状态发生巨变。随着社会进入微粒化和网络化，个体的力量得到空前彰显，在人工智能等算法型媒介中介下，可以实现对个体行为的捕捉，并通过个体力量的汇聚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因此，“行为”有必要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并成为未来传播理论与实践的重要基点。
在学科危机的背景下，行为传播学有两项使命。一是革新传播学科的研究范式。当下的传播研究主要驻留于人的心智层面，而非将传播视作一种外化的社会实践，这种认识上的缺位导致传播研究长期倚重难以外化和预测的心智效果，进而难以作为一种显学得以应用，这也是传播效果研究或社会科学范式难以继续取得突破性创新的根本性原因之一。行为范式可以网罗人类社会传播动态过程中的全要素的链接形态，将传播效果更多倚重行为，我们才能在越来越复杂的媒介技术场景中把握关键要义。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摒弃对传播心智性影响的关注，而要认识到传播的信息有限性和不确定性，并通过分析行为实践来补偿这种不确定性，使传播可感、可知、可控。二是为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范式和诠释范式搭建桥梁，构建超模式。诠释范式对行为的讨论比较普遍，诸多诠释性理论中都不乏对行为的关注。将传播学科研究范式的关注对象从信息、心智转向到行为，某种程度上能够实现克雷格对于学科“超模式”的愿景，即形成不同范式可以共同争论的话题，并在这个基点研究的基础上去进一步阐明其他模式，实现传播学内在的理论聚合。
本文引用格式参考：
喻国明.传播学的学科危机及其破局之道——学术逻辑的全新定位：打开未知的力量与能力[J].青年记者，2024(08):5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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