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苏迅

泾里（原无锡县张泾镇）顾氏义庄自明代万历四十年（1612年）由顾宪成（1550—1612年）及其子侄合力创建以后，迭经明清两朝数番兴废，却始终绵延不绝，职能和位置概未更替，直到解放之后实行土地改革，方才退出历史舞台。像这样一个于原地延续300余年的家族义庄，在江南地区实属少见。

无锡地区最具知名度的荡口华氏义庄，建成年代要早于泾里顾氏义庄。荡口华氏第一个义庄由华辉弟兄创建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留下的记载不多，因此今人不能知晓其具体田亩数量及延续时间。将华氏义庄带上规模的是明代后期华麟祥、华云父子，他们所创办的义庄至清代虽由后人再次添置田亩，但终究未能恢复初期规模，该义庄在延续了百年之后终于荒废，消失在历史长河里。

明清两朝荡口华氏各支裔创办义庄多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老义庄”和“新义庄”。华氏兴办义庄的高峰出现在清代，乾隆年间富商华进思以良田一千亩作为建庄义田，世称“老义庄”，一直延续到近代。至清末，“老义庄”拥有义田超过3000亩。“老义庄”庄屋原坐落于甘露镇东北之茅庄，后迁至荡口镇北仓河北侧，现存房屋4进。“新义庄”的创立，源于道光、咸丰年间的华清莲、华存宽父子，庄屋坐落在荡口镇，有房舍60余楹。至清末华鸿模、华绎之祖孙继续扩建，“新义庄”的田产达到4000余亩。

荡口华氏义庄由其各支裔分别创办，往往多个义庄同时并存，兴废更迭，此起彼伏。各义庄的福泽，主要施诸本支裔族人。从荡口华氏全族来看，400余年间兴办义庄之举不绝如缕，但是从单个义庄来看，持续时间最久者为创办于乾隆年间的“老义庄”，延续时间约200年。

在江南各地的义庄之中，荡口华氏族人所创系列义庄，无论在数量和规模均居前列，这些义庄被后世统称为“华氏义庄”，甚至被赞誉为“江南第一义庄”。

泾里顾氏义庄的存在状态和发展历史，跟荡口华氏义庄有所不同。

（一）顾氏义庄的创设

泾里顾氏义庄设立于万历四十年。该年四月，立义庄碑于宗祠，五月顾宪成即去世。而在此前的万历三十九年正月，顾宪成在泾里“建宗祠，作 <家训> ”，“公一生不问田宅，惟建祠之举，与泾白公（顾宪成次兄顾自成）经营位置，卜地当泾西之正中，祠前为堂，以设义塾；堂左右为仓，以贮义租”。①顾宪成在该年还集平生文稿，详加删订，手自编次，整理出《泾皋藏稿》22卷，并于年底刻印。因此可以看出，顾宪成在去世之前的一年半时间里，似乎已经有了某种预感，将他认为最为紧要的几件事情：兴建祠堂、刻印文集、设立义庄，都一一处理完成。

顾氏义庄的设立，源于顾宪成之父顾学（1516—1576年）的初衷，后经顾宪成弟兄4房合力玉成。根据顾枢、顾贞观等编撰《顾端文公年谱》记载：

先严居陋茹菲，而志意甚阔，时时慕说范文正公之为人。比即世，有遗租二百石，先伯兄请于先慈钱太安人曰：“儿兄弟各自经其生，此田留之，以成吾父之志，何如？”先慈大喜，许之。自是又稍加综理，渐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每岁出以周宗人之贫者，盖二十春秋于兹矣。而食指渐众，渐不能给，则先仲兄又时时捐廪而佐之，因曰：“此须别有措置，乃为可久。”又曰：“吾邑粮役烦重，亦当与同区分忧，须并置役田。”又曰：“吾兄弟俱仅足支吾，况伯兄、季弟俱已奄逝，诸姪中尚有自给不充者，吾赖有天幸，节啬之余，不无一二可备推解，此举固当任之。”正在拟议，而疾作矣。且病且革，谓不肖曰：“吾未了心事，是在吾弟。吾弟勉之，亦须上紧，岁月不待人也。”不肖为之流涕，无何，竟不起矣。于是先仲兄子与浃日夕哀痛，亟图所以慰之者，首愿捐租五百石，不肖亦愿捐一百石，先伯兄子与涤亦愿捐租五十石，先季弟子与溉、与演亦愿共捐租五十石，并现在三百石，合为一千石。②

顾氏义庄的发端此处记载甚详。由于顾学毕生仰慕宋代伟人范仲淹，而范氏一生除了身居庙堂政绩显赫之外，敦亲睦族的义举也被世人颂扬，其中他首创家族义庄，多为后世所仿效。顾学从上舍（原无锡县长安镇）迁居泾里30余年，父子两代艰苦创业，到他去世的时候，遗下田产200余亩。此时，顾宪成弟兄4人均已成立，长兄顾性成（1541—1605年）和次兄顾自成（1547—1611年）多年辅佐顾学主持家政，他们各自置下产业，尤其是次兄顾自成擅长经营，家境优渥。顾学去世之前，顾宪成以应天乡试第一名的成绩中举，成为名动南雍的“南京解元”，顾允成（1554—1607年）也已考取秀才，弟兄二人的前途蒸蒸日上。这200余亩田产本来可以由弟兄4人分析继承，但是他们决定秉持先父遗愿，将这些田产统一留在其母钱太夫人（1521—1589年）手上，每年的地租用于周济贫寒族人。当时虽然还没有设立义庄，但这些田产实质上已经作为家族的义田在使用。后来由于经营有方，这笔田产渐次增加到300亩，即《顾端文公年谱》所说的“自是又稍加综理，渐有增益，其得三百石有奇”。

关于顾学这笔田产的处置过程，顾宪成在为其长兄顾性成所撰《乡饮介大兄泾田先生行状》中也有过记述：

及吾父卒，吾母拟以所遗田三百余亩分受予兄弟四人，遂偕余仲兄，请曰：“儿辈俱已长大，得自生活，愿以此为赡族之资，何如？”吾母大喜曰：“此尔父之志也。”于是每岁于春秋二时差其等而分给之。其不能婚不能葬者，亦各量有助焉。③

此处记述的情况与《顾端文公年谱》记载吻合。

顾学去世于万历四年，距义庄设立的万历四十年，时间已经间隔36年。钱太夫人去世于万历十七年，则距义庄设立也已23年时间。因此，《顾端文公年谱》所说的“盖二十春秋于兹”是指，钱太夫人去世之后，由两位兄长操持这300亩义田的实况。由于族人繁衍日众，这300亩所出地租不敷使用，仲兄顾自成每年需要自己填补缺口。万历三十九年正月泾里顾氏宗祠落成以后，顾宪成跟顾自成弟兄二人时常商议设置义庄事宜，期望先父遗志得以继承，善举得以延续。此时顾自成病体不支，撒手人寰，临终之前犹念念不忘，嘱咐顾宪成：“亦须上紧，岁月不待人也。”

原本弟兄4人，现在只剩下顾宪成茕茕孑立孤身一人，他自感时日无多，于是抓紧时间推进义庄的筹备：顾自成之子顾与浃捐田500亩，顾宪成捐100亩，顾性成之子顾与涤捐50亩，顾允成之子顾与溉、顾与演合捐50亩，顾学后裔4房共计捐田700亩。如此，加上原本的300亩，合计1000亩，终于具备设立一所“全庄”（以500亩为“半庄”）的基础。最为重要的是，这些义田由泾里顾氏开族始祖顾学的4房子孙共同捐赠，义庄就成为顾学一脉全体族人共有的产业。这一状态历经明清两代顾氏义庄存在的全程，自始至终未曾改变。

当时，顾宪成总摄其事，由族人顾津出面呈报。经过巡抚、巡按、道、府、县各级衙门批准，在泾西街道中段创设顾氏义庄。义庄选址于宗祠之前、家塾之侧，庄房仓廒并位于此，房舍连绵一处。并专门勒石，树义庄碑于宗祠之内。

（二）顾氏义庄的兴废

义庄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作为一个经济体，存在于整个社会系统之中，大形势的变化莫不对其产生影响。明清之际的改朝换代以及咸丰、同治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这两次社会的剧烈动荡，均曾给予顾氏义庄毁灭性打击。明清易鼎之际的战乱和经济凋敝，使泾里顾氏义庄直接消亡。此后，顾氏族人筚路蓝缕、苦心经营100余年，直到清代晚期的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才重建成功规模1000亩的义庄。在此期间，从康熙晚期族人开始规复义庄，逐步恢复义田，积寸累铢，渐成气象。大约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在太平天国运动中饱受战火侵扰，顾氏义庄的建筑遭受重创，在战乱中被焚毁。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后，顾氏重修义庄房舍和宗祠建筑，逐步恢复旧观，并于光绪二十三年向政府报批，正式重立义庄。

满清鼎革之际，顾氏义庄跟江南其他领域一样，承受社会变局和人民破产的巨大压力，很快遭遇灭顶之灾。由于缺乏直接的历史记载，只能在家谱等资料中寻求蛛丝马迹，可以发现一些历史端倪。修订于民国时期的惇叙堂《顾氏宗谱》收录一份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文献，题为《泾里十二公捐资祭扫为规复义庄之始基议单》，其中记载：

吾族理学传家，簪缨累代。当其盛时，义庄有公举，祭祀有公田，祖宗成法至详至备、尽善尽美，彰彰可考也。厥后族姓繁衍，家道中落，赡族义田，分析已尽。甚至上舍祖茔，从前各房轮值，迄今举祀无人。夫水源木本，咸存追远之思；乃春露秋霜，徒抱无田之感。几使祖宗乏祀，诚为合族伤心。兹集子侄十二人，矢志春冬各出银壹钱，春为扫墓之资，冬作祀田之计。所出无几，或可积少以成多；立法既长，务必慎终其如始。从此族中春秋两聚，虽不能复义庄盛举，即祭扫可以不弛……④

这是一份顾氏族人于康熙五十七年公议之后的会议纪要。之所以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捐资祭扫”和“规复义庄”两个议题，出面开会的是族中代表各房的12位头面人物，即“十二公”。从会议的情况来看，所谓“规复义庄”纯粹是虚话，只是作为顾氏宗族一个长期愿景罢了，他们自己也清楚，目前的条件是根本“不能复义庄盛举”的。于是他们真正落实的事项，就是由12人每年清明节出一钱银子，交付给当年的轮值之家，以备祭礼扫墓，确保宗族内基本的祭扫能够照常进行。这次会议，主要约定了这12家如何管理这笔公费、祭扫要求、余钱生息起利等具体事项。

这份《议单》透露出的信息比较丰富。其时是康熙五十七年，距离顾氏义庄创设已经过去106年，距离清军入关也有74年之久。当时泾里顾氏义庄的现状是，族人非但早就已经将义田“分析已尽”，就是老家上舍的祖坟都无人祭扫，可见清朝初期江南地区民生凋零的局面。所谓“家道中落”，绝非顾学族裔出现的特例。泾里顾氏的1000亩义田早就烟消云散，义庄其实已经消亡多年。直到康熙晚期，社会慢慢恢复元气，因此才有“十二公”出来规复义庄和捐资祭扫。

距“十二公”会议之后，又过了179年时间，到光绪二十三年顾氏终于筹足义田1000亩，获得政府备案批准，义庄正式恢复。顾氏族人遂制订公布《泾里顾氏义庄条规》，对义庄的运营管理进行了细化。1930年，族人顾宝珏（1869—？年）在《条规》之后作识语道：

吾祖南野公（即顾学，作者按）迁居泾里，不数传，建义庄以赡族。闻值年荒，化为乌有。迨十二公起，积寸累铢至于复义，由复义而改义庄。其间百数十年，继继绳绳，经营非易。全赖各房大公无私，得以禀承祖训，告厥成功。至光绪二十三年，我先父（讳春岩）暨先堂兄（讳球尹）与族中诸尊长列名备案，规复义庄，订条约二十有五，刊布于前，以垂永久……⑤

顾宝珏回忆了顾氏义庄从创设到湮灭，又从康熙年间开始规复义田，积少成多，经过百余年的缓慢发展，终于重新立庄的概况。

从康熙年间“十二公”提出规复义庄的愿景，其时的实际措施只是这12家每年捐资一钱银子，用于扫墓祭祀，略有余钱即生息起利，之后再未见重要举措以图恢复。这样微小的经济积累，似乎很难解释到光绪二十三年顾氏居然能够筹措到1000亩义田的合理性。综观清代晚期江南地区社会状况，顾氏能在此时实现恢复初创规模这一目标，可能跟局势有关。因为义田能够保证田产的有效继承，这点在战乱年代尤为明显。在天平天国运动结束之后，大批富户失去田产契约，为了重新获得土地所有权，他们选择将田产归入义庄、宣布为义田，此举可以获得官方承认与保护。而当时官方对于创办义庄，也持鼓励态度。光绪十二年（1886年）江苏巡抚衙门发布告示宣称：“自遭兵燹以后，司卷既已沦陷，民间旧帖亦多被毁无存。现当兴废整饬之时，自应循旧举办，合准给帖。”⑥因此，当时江南地区兴起了继乾隆时期之后的又一个兴办义庄高潮。

在这份修订于光绪二十三年的《泾里顾氏义庄条规》中，另外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顾氏义庄、宗祠和家塾的建筑都曾经被毁于战火，战乱平息以后方获得重建。《泾里顾氏义庄条规》记载：

向有义塾，延师课族内贫穷子弟。今房屋遭兵火，尚未添建，不能延师……宗祠、庄房自兵燹后，陆续添建，尚未齐备。现在宗祠尚有飨堂未建，庄房头门后进未建。除各项开支外，积有盈余仍须续建，以臻完善。⑤

可见，直到光绪二十三年，家塾的房舍尚未添建，因此不能开学。而宗祠和义庄房舍的大部分建筑已经重建，但“尚未齐备”：宗祠的主体建筑飨堂未建，义庄房舍的头门后进部分未建，待筹足资金将续建完善。

这场兵燹当在咸丰十年至同治初期，太平军跟清廷军队鏖战于无锡地区，泾里一度成为战场。据民国惇叙堂《顾氏宗谱》记载，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三日，顾氏长房族人中有顾锡章、顾锡爵堂兄弟二人于同日殉难，后来两人均被清廷下旨卹赠云骑尉世职，入祀惠山忠节祠。顾锡章、顾锡爵二人应该是在地方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被杀，则位于泾西正中的顾氏宗祠、义庄和家塾等标志性建筑自然难逃被毁的厄运。义庄房舍从被毁到重建，其间业已相距30余年之久。

（三）顾氏义庄的功能

自从北宋范仲淹首创家族义庄以后，义庄作为非宗教性质的慈善组织，一般具有赡族和助役两大功能。赡族即资助周济经济贫困的族人，主要包括：祭祀扫墓、义塾助学、婚葬救助等。助役即帮助族人减轻税赋徭役等重负，防止出现家庭破产。

由于明清两朝对江南地区施行繁重的赋税徭役征收制度，尤其在明朝赋税实行“粮长制”，南粮北运由粮长负责整个运输解送过程，途中需要自备盘缠、自雇车船、确保质量。充当粮长者，往往是地方上的中产之家，而豪强少有承担者。从江南地区北运白米1石，耗支需要达到4石。担任粮长成为及其沉重的负担，一般中产之家根本无力承担运粮成本，也无力推卸运粮责任，往往造成家庭破产。同时因为徭役繁重，地方上徭役每年一轮，承担徭役者，虽中等之家，数番之后也大多沦为赤贫。在这种情况下，义庄补助族内承担赋税徭役之家，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顾氏在创设义庄之初，顾自成反复跟顾宪成磋商，其中“吾邑粮役烦重，亦当与同区分忧，须并置役田”则是主要动因之一。而清朝中期之后，政府对义田实行优惠政策，一般只征收正额粮赋，可以免除其他徭役，因此义庄的经济负担较轻，盈余较多。义庄可以利用自身政策优势，有能力对于摊派到族人头上的负担进行补贴和资助，帮助族内家庭度过难关。

因此，泾里顾氏在明代创设义庄的时候，对于义庄的功能作过解释。据《顾端文公年谱》记载：

除钱粮耗折等费外，以其半赡族，以其半助役。赡族者，照旧酌量上中下三等，二季分散，公同当面查发、登簿；助役者，每年粮长一名，贴银一百两，仍取领票送县验实。如遇本户当役，亦照前例。②

同时，创设义庄之初，顾宪成还曾立义庄碑于宗祠之内。该《碑文》对义庄功能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

据开义租一千石，坐落宅仁乡，户名顾南仲。即于祠旁建仓，择人收管。除粮徭银米外，所存之米，以一半赡族，春秋二季，四房公同给散极贫者：每季一石二斗，次一石，又次八斗。婚丧老疾，随时酌助。又以一半助役，粮长银米，十二月先给若干，次春找足，俱当官领发。麦租听充祠仓应用诸费、遇荒请勘、租欠告官等情，具由申府蒙批。置立义田，以敦宗谊，至仁也；以甦粮役，至义也。一举而仁义兼尽，若顾氏者，可以风矣。综理规划，诚为确当，候详允遵行……每年收租，务用较准斗斛，钱粮先期完纳。至于春秋助贫，照议给散；婚丧等项，听从酌助；其津贴粮长银米，具领到官给发；顽佃逋租，告追清理，遇荒踏实饶减，悉照部文奉行。⑦

《碑文》中强调，义庄首先必须完纳政府的赋税钱粮。剩余部分，一半用于赡族，在春秋二季按照标准分配给族中极贫者：根据贫困程度，补助标准分为每季一石二斗、一石和八斗。对于族人中的婚丧老疾，根据情况酌情补助。另一半则用于补助粮长，年底先支取部分，待第二年开春支取剩余部分，这个专项补贴（《顾端文公年谱》记载为白银一百两），先期交到官方，然后由官方发放给粮长。这样大费周章，大概是为了考核粮长完成任务的实绩，如果解送粮米出现差池，则官方可以扣发补贴甚至要求其包赔损失。义庄资助族人，尤其是补贴粮长和徭役承担者，其实为官方承担了部分成本，分解了官方的征收压力。官方给予义庄的回报或曰承诺是，将在佃户逃租追讨和荒年勘灾减免征收时，给予“照顾”。当然，这个话是不好明讲的，摆在台面上，白纸黑字写的是“悉照部文奉行”，即照章办理。

当然，顾氏在明代创设义庄之初，对于义庄的具体管理细则并没有资料流传下来，目前已不可考。从义庄碑《碑文》和《顾端文公年谱》有关记载来看，大致可以推测，当时顾氏极可能是参照范仲淹所撰《义庄规矩》所订的13款条规为准则，来实行义庄管理的。

目前能够查实的顾氏义庄管理细则，只有收录于惇叙堂《顾氏宗谱》内的《泾里顾氏义庄规条》。这份文献是光绪二十三年顾氏在重立义庄时制订，共分25款，对祭祀扫墓、周济贫寒、婚丧补助、义塾助学以及义庄的日常维持和运行都经行了规定。《泾里顾氏义庄规条》跟同时期其他义庄的管理办法，如荡口华氏“老义庄”《义庄条约》《续申条规十二则》以及“新义庄”《规条十二则》等相比，实际上大同小异。按照现实状况来看，各个义庄之间也不可能有多少标新立异之处。

不过，泾里顾氏义庄在助考助学方面的规定，却比荡口华氏更加优厚。

荡口华氏“老义庄”《义庄条约》对于助考助学规定是“借考费以鼓锐气”，具体办法是：

族中有俊秀无力应试者，在庄内稍为借贷，院试定以一两，乡试定以三两，会试定以五两，听其陆续还本，下次再借。如有学问充足，而真正赤贫无可挪移者，惜其才学，不拘此例。⑧

荡口华氏“新义庄”《规条十二则》，其中第六则“训蒙童”、第七则“立文社”与助学奖学有关，第八则“资寒酸”则是专门针对助考而设：

八曰资寒酸。或有志观光而家贫无力者，县试酌给钱五百文，府试酌给钱一千文，院试酌给钱二两，乡试酌给钱五两，会试酌给钱三十两，朝考会试例。如有学问充足而真正赤贫，无可挪移者，或再暂行议借，听其陆续还本。⑨

华氏“老义庄”对于参加科考的激励措施，申明只是“借考费”而并非赠与。华氏“新义庄”在《规条十二则》里虽然写的是“给钱”若干，最后却又申明“无可挪移者，或再暂行议借，听其陆续还本”，则华氏“新义庄”的“给钱”实际也是借贷性质，并非直接赠与。从行文的口气来看，规定也不是绝对的，对于真正赤贫和有才学者，可以量情破例。尤其华氏“新义庄”重视奖励蒙童入学和课艺比试，足见对于族人求学还是十分鼓励的。

对于助考奖学，泾里顾氏是直接发放补贴和花红。《泾里顾氏义庄规条》中规定：

族中子弟与试者，县试给钱七百文，府试给钱一千文，院试给钱一千四百文，入泮者赏给花红钱七千文，乡试给钱七千文，会试给钱二十一千文，优拔照会试例，以助朝考之用。⑤

泾里顾氏对于参加科考的族人资助奖励力度大于荡口华氏，首先对于赶考的族人是直接赠与经费，对于考取秀才和成绩优异获得优贡拔贡资格的生员，另外还奖励“花红钱”。顾氏对于助考助学不是通过借贷，而是直接资助。这应该跟当年顾宪成讲学“同人堂”，鼓励族人子弟读书的家族传统有关。也大概由于明清以来顾氏取得功名的人数少于华氏等周边大族，对于族人求取功名的期待比较殷切，跟见贤思齐的紧迫感有关。

明清两代，华氏取得进士功名者37人，考取举人者94人。泾里顾氏取得进士功名者10人，其中状元1人，考取举人（副元）者9人。两相比较，似乎显得泾里顾氏要弱很多，实则华氏自元代开始即是无锡望族，支裔遍布城乡，人口繁盛，因此崭露头角者众多。而泾里顾氏只是无锡顾氏众多支派中的一脉，开族始祖顾学于明朝嘉靖时期方从上舍迁居泾里，开枝散叶，逐渐崛起。因此泾里顾氏在短短300余年间，取得如此战绩，已经实属不易，这跟泾里顾氏崇文重教的家风族规有直接关联。有人曾经作过统计，明清两朝无锡顾氏全族取得进士功名者也达到28人，家族荣誉当毫不逊色于其他望族。

（四）顾氏义庄的归宿

清代晚期，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宣统三年（1911年），顾氏族人顾彬生（1880—1960年）与各房商议决定，利用义庄的收入以及房舍，创办“泾皋小学”和“泾皋女学”各一所，并在顾氏宗祠原址，改造房舍，扩大校区，聘请校长、教员，招收学生免费入学。此举推进了无锡县乡镇办学的进程，也使家族组织逐步向社会公益性组织转变。其中，“泾皋女学”是苏南农村创办较早的女校。

1949年12月，苏南行政公署发布训令：“查各地义田系一族私产，须加以注意，以逃避负担为要。”各义庄须缴纳公粮，一概不予豁免。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其中第三条规定：“征收祠堂、庙宇、寺院、教堂、学校和团体在农村中的土地及其他公地。”据此，苏南地区在土改中，决定对义庄和祠堂等建筑，以及义庄田、义仓田、公田、祭祀田等土地进行征收。

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公布。按照文件精神，在土改运动中，不但义庄原捐赠者，连同原管理者一并被划入剥削阶层，划为地主成分。义田被重新分配时，义庄的原捐赠者和管理者一般不分给土地及生产资料。与此相比，一般地主尚能分到一份田地，以督促其自力更生，接受改造。

泾里顾氏义庄房舍被收归国有之后，曾经一度在此开办复昌米厂（公私合营），后归乡镇房管部门管理，出租给外来人员居住。顾氏宗祠则成为张泾粮管所仓库，上世纪七十年代建筑被拆除。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及之后的一系列运动，农村原有的经济秩序、宗法秩序被彻底摧毁，新的社会秩序得到确立。土地改革之后，义庄、义田包括宗祠，完全退出了历史舞台。

发表于《江南论坛》2024年第3期，发表稿有删减

【引用书目】

①见《顾端文公年谱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明】顾宪成撰、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卷七十三》第一八三二页

②见《顾端文公年谱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明】顾宪成撰、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卷七十五》第一八四三页、第一八四四页

③见《泾皋藏稿·卷二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明】顾宪成撰、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卷六十六》第一五一一页

④见《泾里十二公捐资祭扫为规复义庄之始基议单》：【民国】惇叙堂《顾氏宗谱·卷九》第四页、第五页

⑤见《泾里顾氏义庄条规》：【民国】惇叙堂《顾氏宗谱·卷九》第六页、第七页

⑥见袁灿兴著《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p25

⑦见《顾端文公年谱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明】顾宪成撰、王学伟编校《顾宪成全集·卷七十五》第一八四五页、第一八四六页

⑧见《华老义庄《义庄条约》》：袁灿兴著《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p224

⑨见《华新义庄《规条十二则》》：袁灿兴著《无锡华氏义庄：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个案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7年10月第1版p230

作者简介

苏迅：曾任无锡市文化艺术研究保护所所长、《书画艺术》杂志社社长兼《太湖》杂志社社长、无锡市作协副主席、无锡市社科联理事等职，中年隐退。长期从事文化研究，发表社科论文数十万字，获得华东地区六省一市社科联“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奖”、江苏省社科联“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优秀成果奖、“无锡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省市社科奖项。现居江苏无锡，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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