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邓啊，我怎么感觉你儿子长的这么像林伯渠呢？反倒是秉苏（林伯渠之子），跟你像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你们两家，不是抱错孩子了吧？”。
1953年1月，被任命为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拖家带口从武汉来到北京，得知消息后，朱德、康克清、邓颖超等老战友，纷纷登门拜访。
与邓子恢之子邓苏生关系要好的林秉苏，也受邀来到邓子恢家陪伴长辈们，众人说说笑笑，好不热闹。
看着年纪相仿的孩子，朱德眉头皱了起来，因为他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林伯渠的儿子林秉苏，更像邓子恢，而邓子恢的儿子邓苏生，眉目间却有林伯渠的影子。
朱德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他跟邓子恢是多年的老友，也不避讳，直截了当的说出了心中的疑惑，问邓子恢，是不是两家抱错孩子了。
问完邓子恢，朱德又转过头看向林秉苏，笑着问问林秉苏：“秉苏啊，你自己说，你到底是谁家的崽？”。
此言一出，哄堂大笑，康克清与邓颖超也接话了，她们两位，跟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很熟悉，也笑着说：“准是在会昌的时候被掉包了，林秉苏确实像邓子恢，而邓苏生长得跟范乐春越来越像了！”。
见几位老友拿孩子们调侃，邓子恢并没有生气，而是哈哈笑道：“没错，没错，都一样嘛！”。
令邓子恢没料到的是，几位心怀疑惑的老友，在回去后，竟然会把情况反映给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的同志，也十分重视此事，特意派人跑去江西会昌调查情况。
很快，他们便在会昌找到了两个孩子的养母，养母明明白白的说，两家的孩子确实是“抱错了”，林秉苏才是邓子恢的儿子，而邓苏生，则是林伯渠的儿子。
这个结论，让邓子恢有些尴尬，见隐瞒不过，只能将实情告诉两个孩子。
外人都能看出来的事情，邓子恢会看不出来？其实，从见第一面的时候，他就知道哪个是自己的儿子了，之所以会“抱错”，邓子恢有着自己的良苦用心。
故事，还要从1934年10月说起。
当时的邓子恢，是中央江西分局委员，而林伯渠，是中央苏区的总供给部部长，二人都是早早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虽然年纪相差10岁，但关系却十分要好。
这年10月，他们二人先后喜得贵子，林伯渠的儿子，比邓子恢的儿子，只大个10来天，可惜的是，两个孩子出生的不是时候，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决定长征！
长征路漫漫，对于红军是一场巨大的考验，成年人尚且生死未卜，何况是尚在襁褓的婴儿？为了不拖累队伍，上面下了命令，孩子一律留在根据地，因此，许多革命夫妻，开始急匆匆给孩子寻找收养人家。
当时的邓子恢，接到的命令是回闽西开展游击战，当得知林伯渠夫妇，为了孩子的归宿发愁时，便主动找到了他：“你们要长征了，寄养孩子的事情我来办，我留在苏区，有责任，有义务为踏上征途的同志们排忧解难！”。
邓子恢的举动，让林伯渠夫妇感激至极，当时，他们已经找到了孩子的寄养处，那就是江西省会昌县，林伯渠妻子范乐春的堂嫂家，二人一合计，决定将两家的孩子，都送到堂嫂家，让堂嫂帮着抚养。
因为时间紧迫，林伯渠夫妇，将儿子交给了邓子恢，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在交通员的带领下，邓子恢、黄秀香夫妇来到了堂嫂家。
看着两个粉嫩的孩子，黄秀香是泪流满面，当时，她跟邓子恢的儿子，出生才仅仅3天！
怀着满心的不舍，黄秀香解开衣襟，最后一次给两个孩子喂奶，然后哭着对堂嫂说：“两个都是红军的娃，一个姓林，一个姓邓，拜托堂嫂找个人家养大吧，以后……你就是孩子的娘！”。
一旁的邓子恢，也是心如刀绞，他对堂嫂说：“谢谢您收养孩子，我代表红军感谢您，革命和红军，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革命，是残酷的，流血牺牲是常态，无论是对留守根据地的同志，还是长征的同志，都是如此。
红军走后没多久，国民党反动派20万大军，便气势汹汹杀来，对根据地展开血腥屠杀，当时留守的红军，才1.6万，而且大多是老弱病残，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无奈，中央红军，只能向长汀方向突围。
因为任务在身，半道上，邓子恢跟妻子黄秀香分开了，令邓子恢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便是永别。
在惨烈的会昌突围中，黄秀香不幸被子弹打断了腿，战士们见状，找来一个箩筐，抬着他继续冲锋，可惜，前来围剿的国民党军实在太多了。
在突围的过程中，抬着她的战士不幸中弹牺牲，没法走路的黄秀香，也被敌人俘虏，带进了会昌城里。
因为是邓子恢的妻子，被俘后，她遭受了非人的折磨，但却始终坚贞不屈，最终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22岁。
在这场“反围剿”的艰苦战役中，牺牲的同志很多很多，留守红军的数量，一下子就从1.6万，锐减到了五六千人，在陈毅、项英的组织下，中央红军分散各地，从正规作战，渐渐转变为游击战。
黄秀香的牺牲，让邓子恢痛彻心扉，可当时的他是闽西根据地的民运部长兼财政部长，重担在身，根本由不得他过多悲伤，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来。
而林伯渠的妻子范乐春，结局也不好。
范乐春是福建永定县人，1927年就参加革命，因为能力突出，曾是中央苏区著名的妇女领袖，在革命早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虽然范乐春把孩子送了出去，但由于种种原因，红军长征的时候，她却被留在中央苏区工作，先后担任妇女部、永定县委书记等职，在苏区跟留下来的同志们，一起度过了艰苦卓绝的3年。
抗日战争打响后，范乐春出任闽西南潮妇女部长、新四军二支队永定留守处负责人等职，为闽西的抗日，继续劳心劳力。
可惜，3年的游击，对她的身体损害太大，再加上没日没夜的操劳，范乐春于1941年病逝，离世时，年仅38岁。
逝者已矣，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不是？
1936年春，在组织的关心下，40岁的邓子恢，与23岁的陈兰喜结连理，而林伯渠，由于身体原因，则在1937年，范乐春尚未离世之时，便娶妻李俊。
李俊比林伯渠，小好多岁，1940年，李俊为他生育1子林用三，由于种种原因，二人并未能长久，1941年，二人感情破裂。
当时的林伯渠，已经年近60，身边需要人照顾，他曾给留在老家临澧的发妻武崇贤写信，希望她能来延安，但当时的武崇贤，也已是五六十岁的人了，身体也不好，婉拒了林伯渠。
1946年，林伯渠又续娶了小自己33岁的朱明，朱明虽然年纪小，但责任感极强，她把林伯渠照顾的极好，也是陪伴他终身的人，直到1960年，林伯渠病逝北京。
转眼，时间来到1949年9月，江西解放的消息传到了武汉，时任中共中央第二书记的邓子恢开心不已，他立马联系江西的同志，让帮忙寻找孩子。
根据邓子恢提供的线索，同志们很快便找到了范乐春的堂嫂家，只是，在堂嫂家，他们只见到了一个孩子——林秉苏（当时叫范宜德）。
原来，在红军撤离会昌后，堂嫂的日子，过得艰难至极，实在养活不了两个孩子了，他只能把邓苏生（当时叫赖亚平）送给别人家抚养。
为什么送的是邓苏生，而不是林秉苏呢？原因很简单，邓苏生是她的堂妹范乐春的孩子，那时候的百姓，是真心拥护红军，堂嫂宁肯自家娃多受些委屈，也不愿意红军的孩子遭罪！
不仅如此，堂哥堂嫂还把林秉苏送进了学堂读书，以期他将来能有出息，可惜的是，在林秉苏11岁那年，堂哥病逝，堂嫂实在拿不出学费，这才无奈让他辍学，把他送进一家伞厂，让他学手艺。
因为堂嫂照顾的太好，林秉苏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他对堂嫂，也是孝顺至极，逢年过节厂里发了“福利”，他总会带回家，孝敬自己的母亲。
当得知自己身世后，林秉苏是泪如雨下，他跪下给这位养母磕头，并郑重承诺，将来一定会回来看她，报答她的养育之恩。
相比之下，邓苏生的命运，就坎坷的多了，被堂嫂送人后，他的养父当了红军，养母被当地的反动派3次转卖，他小小年纪便失了依靠，流落街头，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是吃百家饭长大。
更不幸的是，邓苏生幼年还得了小儿麻痹，落下了残疾，脚有点跛。
1950年春，两个孩子被送到了武汉邓子恢家中，看着两个瘦瘦小小的孩子，邓子恢是心疼不已，他哽咽着问他们：“你们谁姓邓，谁姓林？”。
也不知是搞混了还是怎么的，陪同前来的会昌老乡指着跛脚的邓苏生说他姓邓，指着林秉苏说他姓林。
当时，邓子恢的妻子陈兰也在场，她看面相，觉得有些不对劲儿，私下里建议邓子恢给两个孩子验验血再说，但却被邓子恢拒绝了，因为他也感觉可能搞错了，但他并没有打算纠正。
原因很简单，邓子恢有3任妻子，一共给他生育了9个子女，他并不缺孩子，而林伯渠就不一样了，他虽然有5段婚姻，但孩子却只有5个，除了这个找回的儿子，他只有1个儿子林用三。
再加上当时林伯渠年纪大了，邓子恢也不愿意他再为儿子的残疾伤心，于是将错就错，把健康的林秉苏送到了北京的林伯渠那里，跛脚的邓苏生留在了自己身边，跟着他在武汉生活。
本来，这个事情只要不说，谁也不会可以关注，谁料，朱老总的洞察力不是一般的敏锐，一下就发现了不对劲儿，这才有了文章开头一幕。
在得知“抱错”孩子后，无论是林伯渠还是邓子恢，都表现的很淡然，在他们眼里，根本就没有你的我的这个说法，只要是革命的后代，他们就有责任抚养。
也是因此，两个孩子都有了4个父母疼爱，他们生活的更幸福了，林邓两家，也因这层关系，更加亲近。
1960年，林伯渠在北京病逝，享年74岁，参加完老友葬礼的邓子恢，心情很沉重，他把两个孩子叫到了身边，问他们有没有改名的意愿，但两个孩子都表示暂时没想法。
上世纪60年代，由于邓子恢提倡生产责任制，他的处境变得艰难，本想改名的邓苏生，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他跟邓子恢感情深厚，他要支持自己的父亲，要跟他一起共渡难关。
1972年，邓子恢也走完人生路，享年76岁。
在他病逝后，邓苏生将名字改为了林苏生，而林秉苏，也更名为邓瑞生，他们这才算是“认祖归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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