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

[美]艾朗诺 著

，赵惠俊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继《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以及《才女之累——李清照及其接受史》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又推出我论述宋代文化与文学的第三部中译本，《散为百东坡：苏轼人生中的言象行》，让我深感荣幸。

该书英文原作199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我的写作更是始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美国学界许多学者研究唐代，研究宋代的非常少。我第一本书写欧阳修，接着自然就想到苏轼。而自从林语堂1947年出版《苏东坡传》（英文书名The Gay Genius：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后，就再没有人发表关于苏东坡的专著。那本书不但已经绝版，并且一看书名就知道过时了——gay 这个字已增添了新的涵义，书名容易引起当代西方读者对苏东坡的误解。何况林语堂那本书的缺点不限于书名。我感到有必要重新评估苏轼，三十年后这本书仍是英语界唯一全面介绍苏东坡的专著。

当时北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时兴细读文本，至于作者的生平、时代、政治及社会背景都可以完全置之不论，对于传世作品丰富的作家，更是倾向于聚焦某一种文体：治诗的只论诗，治词的只论词。我的书名Word，Image，and Deed in the Life of Su Shi 则表明它不顺应这潮流。因为我认为研究苏轼须尽量从各种角度审视他，因他不仅是个文学家，也是个出色的政府官员。他不但作诗填词，还从事书论、画论、经学注疏，并产生大量的策论。他自己的字画也精妙绝伦。他在产生创作冲动的时刻，常用各种文体反复描绘同一事物，所以他各载体的创作是可以彼此参照着加以理解、审视和研究的。

再者，苏轼许多作品都与他的仕途有关。"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改写了苏轼仕宦、人生与思想、学术、文艺的走向。脱离变法来研究苏轼，必然无法触及他人生和创作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苏轼虽因屡次被贬无法施展他的抱负，政绩却是很可观的。最令人津津乐道当然是他在杭州建筑了"苏堤"，苏堤不但疏浚了西湖的淤泥，为沿湖农民储蓄灌溉水，而且雇用了数万灾民，让他们有生计。钱哪来呢？苏东坡想得很周到，他请求朝廷允许杭州发度牒（出家证书），宋代的度牒是值钱的，许多富户为逃避赋税买度牒，筑堤的经费便有了。苏轼不但为官时有政绩，即使在流放期间也情不自禁地替老百姓着想，办了不少造福人民的事。如在黄州他鼓励鄂州太守向富裕家庭募捐，帮助有新生儿的贫困人口，挽救婴儿的生命；在惠州动员士绅筑桥，并在惠州秘密向地方官献计怎样把山泉水引入广州，确保广州市民饮水安全。苏轼的动机不是为施展才华以受表扬，而是主要出自佛教的慈悲心肠。他的宗教信仰亦深深地影响了他各种创作。所以我力图展现东坡百相。

如今回头看，这部论著也有可提升的空间。我当时主要根据《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均为中华书局出版）和各种当代选本理解苏轼，没有多少注释可参考。坦白地说，并不全读懂，只能在读懂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论述。现在有了《苏轼全集校注》 (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20册），如果再重写的话，至少材料会更丰富些。我最近准备出一部共有四册的中英对照苏轼选集，不拘文体，依写作年日排列，发现许多从前忽视的亮点，对苏轼的钦佩和亲切感与日俱增。

因熟知翻译的种种甘苦，我对此书译者赵惠俊特别感激。翻译是件吃力不讨好的差事，读者若感到书写得好，总归功于原著，很少想到翻译者的功劳。赵惠俊是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在宋代文学研究领域中成果丰硕，高效率地翻译的同时，核查并更正了不少书中引用文献和表述的错失。中文版能在2024年上海书展前与中国读者见面，他功不可没。

最后，希望这片曾滋养苏轼的土地上，有更多读者与我一起再度享受苏轼的文采和幽默感，领会他的智慧和慈悲胸怀。

艾朗诺（Ronald Egan )，曾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曾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现为斯坦福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化研究系汉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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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朗诺 编辑：金久超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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